回族汉文译著活动介绍[第4页]

　　四、汉文译著及其回族哲学思想特点

　　汉文译著是在经堂教育的创立和倡兴的基础上，由通晓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族等穆斯林学者开创和展开的。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形成了汉文译著“汉克塔卜”作品及其译著家群体。在客观上，汉文译著活动也是回族等穆斯林为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化环境，并立于斯，以求得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一场有益而成功的文化工程建设，同时使广大教内外有识之士以及知识分子通过汉文译著，对伊斯兰文化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差异和相同处，有了更为客观而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纵观汉文译著活动，回族等穆斯林译著家们采用“以儒释经”的办法使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努力和成就，无论对丰富中国伊斯兰文化思想，还是对充实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史、文化史、宗教史，都有一定的意义，对中国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建设是一大贡献。

　　第一点，丰富了伊斯兰教义学、哲学思想。

　　首先，由于汉文译著为增加伊斯兰教与儒家两种思想的结合点，突出了某些在正统派伊斯兰教教义中不占重要地位的内容，改变了正统派教义的构成。如道统学说，原是国外用来论证伊斯兰教高于基督教、犹太教，说明这三教关系的理论。但在某些汉文译著中，则被用来论证伊斯兰教与儒家“道本同源”。又如天道、人道学说，伊斯兰教虽然很注意社会伦理和人际关系，但在传入国内的伊斯兰教教义中并没有明确地概括和说明。王岱舆的《正教真诠》开始涉及这个领域，而刘智的《天方典礼》又第一次以五典之名，概括了夫妇、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以五常之名概括了居、用、食方面的内容，称五功为天道，五典为人道。故后来的回族等穆斯林学者在阐述其教义时，总是兼顾天道、人道两个方面。再如三程(三乘) 学说，本来在正统伊斯兰教义中不占重要地位，属苏非派的主张，但在汉文译著中，这种学说却占重要地位。为什么突出这一内容，除汉文译著的某些原本有这方面论述外，其作者们想尽量说明伊斯兰教中有值得封建士大夫、儒家学者同情和理解的内容是其主要原因。在宋明理学中，很注重明心、净性、修身、养性功夫，而伊斯兰教的中道、至道，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修身功夫。强调三乘，就使伊斯兰教一神论同儒家正统思想之间更加接近，从而使唯一有“回回气象”的表现形式仅剩下属于常道的念、礼、斋、课、朝五功基础。

　　其次，汉文译著在比较儒、佛、道各家关于宇宙本体原理并与之辩难中，深化了伊斯兰教关于真主独一的理论，同时吸收了儒、佛、道等有关思想和概念，进一步解决了真主独一与德性诸多的矛盾。首先，回族等穆斯林学者们通悉儒、佛、道后，看出这三家在理论上的矛盾，特别是在宇宙本原问题上的矛盾，从而去其“过与不及”之弊，在超越前者的基础上找到一条深入论证真主独一的途径。先肯定物质世界之外有一个本原，即在有无一个超自然的本原上，肯定了“有”;在这个本原是真、假、幻的方面，肯定了“真”，在这个本原是直接创造万物还是主宰创造万物上，肯定它是“主”“原主”; 最后在主是唯一的、独一的还是存有二主、三主上，肯定真主是“独一”的。这样便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立场上完成了对“真主止一”“确然实有”的证明。如王岱舆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就是从“家有长、州有守、府有牧、国有君、世界有主，道一也”来进行推论的，这就很确切地将伊斯兰教“认主独一论”用儒家的观念作了论证。

　　第二点，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发展作出了贡献。

　　首先，汉文译著打破了伊斯兰教与儒、佛、道意识形态长期隔阂的局面。

　　过去，国内只有儒、佛、道三家的辩难和互相渗透，除新疆地区外，未闻伊斯兰教同其他宗教有什么接触，如今伊斯兰教既吸收了儒、佛、道思想，也让人们从汉文译著中了解到伊斯兰教教义、哲理思想和中国伊斯兰教的有关情况。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引人注目地异军突起，为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开拓了新领域。

　　其次，汉文译著将伊斯兰教的性理观点与儒家性理学说相结合，丰富了中国思想史上关于性学、理学的内容。它把儒学的“性相近，习相远也”， “夫子之言性与道，不可得而闻也”“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完全推进到宗教神学的层次，所谓“性即圣，性本善也。命即主，习相远也”“知性知命，认主之道也”，为此解决了理学在何为天、何为命、何为性、何为率问题上的矛盾，指出了源头。

　　再次，《正教真诠》《天方典礼》《清真指南》等书，对性、理的定义、性质及其关系，性、理的品级，以及怎样尽性穷理、复命归真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并把这一阐述同宗教信条、明德、天人合一、前定自由等挂靠在一起，有的还把性、理分为十四个品级，从而大大丰富了理学内容。

　　明末清初的汉文译著家群体及其作品，繁盛于回族等穆斯林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江南和云南，使中世纪世界两文化——伊斯兰文化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相结合，表现了中国回族等穆斯林学者对伊斯兰教学说的发展，他们力图使中国伊斯兰教更贴近中国封建社会思想的正统——道统，更贴近士大夫阶层，更贴近都市大众，更贴近教内习儒者，从而更加文雅化。他们对中国回族等穆斯林社会影响巨大，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由于时代和认知的局限，汉文译著活动给后人留下积淀丰富的文化遗产，也留下了一定的不足和缺陷，而这正是我们正确、全面地进行研究的价值之所在。

　　汉文译著活动尽管有种种时代缺陷，但它对丰富伊斯兰教义，充实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史、宗教史都有一定的贡献，反映了回族等穆斯林民族思想形态趋于理论化、系统化的成就，是回族等穆斯林民族文化中一支独具风采的奇葩。

　　以王岱舆、刘智等为代表的汉文译著家们，站在时代的前沿，开创了中国伊斯兰学者“文化自觉”与“文明对话”的文明交流与比较研究的先河，特别是刘智将这一文化活动及其实践推向了新的高度。刘智不仅系统、深入地学习、了解儒家学说，对之表示赞同，而且还以伊斯兰哲学的立场对儒家提出了哲学层面的思考与比较研究。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杜维明教授认为，从儒家立场看刘智用汉文著述伊斯兰教的工作是绝对成功的，而且刘智对宋明儒学的理解是，所有宋明儒学，从周敦颐、张载、二程到朱熹所讲的都是对的，都是可以接受的，也都是作为一个中国的伊斯兰教徒的传统，但是它还有一见未达，还有一个层面没有发展出来，那就是“真一”。有了“数一”，有了“体一”，但没有“真一”这一层面，这一批评对儒家学者来说是很有挑战性的。也就是说，宋明理学所谈的“理”“气”，是在哲学本体论意义上来谈论的，把其作为世界的根本或根源;而刘智等学者则认为只有“真一”才具有本体论意义，“理”“气”不过是造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①。刘智在对宋明理学深刻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在认同儒家基本价值观的前提下，对传统儒释道思想及其哲学的本体论、宇宙论提出了超越性的独到思考和阐释，其学术文化努力及其成就不是对儒家传统的颠覆或抛弃，而是具有积极的思想价值和建设性贡献的。汉文译著家们通过由内向外的和平、彼此倾听和学习的对话姿态，也为今天的回儒对话、文明对话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

　　从伊斯兰文明的发展史来看，无论伊斯兰世界的学者，还是东西方的学者，通常都认为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乌尔都语等几种语言是伊斯兰文明的表述话语，从追根溯源的伊斯兰原典的记录、广泛流传及其实践，到浩如烟海的伊斯兰文明的各个学科文献的日积月累，绝大多数学者都是使用这几种主要语言来著书立说的。明清回族学者的汉文译著，尤其是刘智的著作，将有可能改写这个历史，从而使得古汉语也成为一种重要的伊斯兰文化载体。刘智的著述被当代世界著名学者看作是世界性伊斯兰思想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天方性理》中所列举的采辑书目中，绝大多数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学术名著，而且他引用的都是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原著。《天方性理》的整个哲学体系，是对中世纪伊斯兰哲学的继承、综合和发展：他继承了以法拉比、伊本·西拿、苏赫拉瓦迪和伊本·阿拉比为最杰出代表的伊斯兰哲学传统，并用典雅的古代汉语、儒家的传统哲学术语与特定概念构建起了一个严整的哲学体系。《天方性理》一书有经有传，并配有图解。经是全书的纲领，共分5章。前二章论述宇宙发生论，讲大世界理象显著之次序，天地人物各具之功能，与其变化发生之故。第三、第四两章论述人生要义，讲小世界身性显著之次序，以及身心性命所藏之用，与其圣凡善恶之由。最后一章论述大小世界分合浑化之精义，而以真一为最终归宿。在伊斯兰哲学史上，一般认为17世纪伊斯兰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伊朗的穆拉·萨德拉·设拉子。而后来进入世界学者视野的刘智，也被当之无愧地列为当时最重要的世界级伊斯兰哲学家之一。

　　2009年3月，日裔美国学者村田幸子、威廉姆·柴提克夫妇和杜维明先生三人精诚合作，花费近10年时间把《天方性理》翻译成英文，名为《刘智的先贤知识：儒家语境中的伊斯兰思想》，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站在西方比较宗教学、比较哲学的高度，在融通中国传统儒学—哲学、伊斯兰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对刘智的《天方性理》进行了信达雅的英文翻译，并对其中的概念、术语、范畴做出了精深、缜密的追根溯源式的诠释，可以说这是目前英语世界最全面、最系统、最有深度和高度的研究著作，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世界意义。该书自发行以来，目前已经在国际哲学界、宗教学界、伊斯兰哲学研究界，以及文明比较研究领域产生了热烈的反响，不少著名学者发表评论和正在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这一重要研究成果进一步提升了文明对话、文明交流的学术水准和视野，从而也会更好地推动国际学术界对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比较研究，并对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友好交流和相互学习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刘智及其他汉文译著家们的代代努力，对自明末清初之后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融通性沟通、理解和学术阐释，对17世纪以来的伊斯兰文明史、中国思想史、中外比较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独到的参照，意义深远，并以此构筑起了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1840年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挑战日益严峻。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回族人民，也与各个兄弟民族一道投身到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民族的时代潮流中，发起了近现代回族新文化运动。近现代回族新文化运动是回族知识分子鉴于国家的内忧外患和本民族的积弱积贫，为挽救国家、振兴民族、建设民族文化，他们得时代风气之先，率先在回族中掀起的一场以兴教育、求新知、求进步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它以1906年为起始，在辛亥革命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有了进一步发展，在20世纪 30年代到40年代中期走向高潮。近现代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积极地投入社会实践，创建新式学堂、创办新文化报刊，积极投身爱国护国和革命进步事业。近现代回族新文化运动以开启民智、发展教育、改良宗教、振兴民族、凝聚人心、化除畛域为宗旨，同时，如王静斋、哈德成、达浦生、马松亭、白寿彝、马坚、纳忠、纳训等回族知识精英，与陈汉章、陈垣、顾颉刚、老舍、郭沫若、巴金等中国知识名流之间，共同为促进中国穆斯林与中国主流社会的友好交往和相互沟通，推动不同文化理解、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时代性理解，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和实践，作出了显著的时代性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回族近现代新文化运动被当时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称为 “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这一新文化运动既是对明清之际汉文译著家们文明对话传统的继承，又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引领了近一个世纪的新的学术文化的发展，对20世纪后半叶乃至21世纪初的回族社会和哲学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