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红彦将军简介 阎红彦生平经历及后代子女

　　阎红彦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他一九二五年入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大队长，陕甘游击队大队长、总指挥，红三十军军长，警备第一旅政委，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川东区党委副书记、行署主任，四川省委书记、副省长，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部队第一政委，党的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等职， “文化大革命” 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他英勇无畏，坚强不屈，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终身为革命奋斗不息”①，不愧为“久经考验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英勇战士; 坚持党的立场、原则，忠于革命事业的模范党员。”②一九八四年八月彭真题词号召： “发扬阎红彦同志忠心耿耿毕生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的精神。”③

　　(一)

　　阎红彦又名候雁，一九○九年九月十三日生于陕北安定县 (今子长县) 瓦窑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阎厚基，母亲周氏，终岁劳碌，省吃俭用，维持着艰难的生活。

　　红彦九岁那年，父亲送他到附近米粮山私塾读书。由于家庭经济困窘，交不起学费，艰难地维持了半年，便辍学回家，到砖瓦窑帮哥哥烧砖做瓦。

　　一九二○年，十一岁的阎红彦经人介绍，到离家数十里的关庙坪，帮当地军阀王保民的岳父揽羊放牛，带小孩，做家务。有一天由于放牧疲惫，失手将主人的小孩摔倒在地，挨了一顿毒打。他一气之下，出走长城脚下的神木、府谷一带，靠打短工度日。

　　一九二四年，陕北久旱不雨，赤地千里，饥民成群结队，奔走他乡。阎红彦一家的生活，也陷入绝境。恰在这时，陕北地方军阀部队石谦团驻安定县的李象九连招兵，他便赶去报名。当时只有十三岁，且只读过半年书的阎红彦，虽然不符合 “年龄要在十八岁左右、有一定文化”的招兵条件，但招兵的人见他身躯高大结实，要求入伍迫切，遂破格录取。开始他在李象九连队当号兵，不久调连部给李象九当勤务兵。

　　李象九一九二四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他领导的这个连，训练内容和生活制度均与一般旧军队不同，每天除两小时的军事训练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政治和文化，还可以公开阅读《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革命书刊。一批进步青年如雷恩钧、史唯然等先后通过李子洲、谢子长的关系到该连任班、排长和训练工作，党在连队里秘密发展了不少党员。

　　阎红彦刚入伍时，只是为了谋求生活出路。在连队革命气氛的薰陶下，他追求进步，表现积极，一九二五年四月，在宜川集义镇由李象九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

　　一九二六年七月，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十一月，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胜利占领陕西，石谦团改编为国民军第十一旅，李象九升任第一营营长，谢子长任第十二连连长，部队驻防清涧。在我党的工作下，石旅几个营、连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先后发展了一百多名官兵入党。阎红彦参加了连队组织的演讲团和文明戏的演出，深入附近乡镇，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帮助组织农民协会，鼓动贫苦农民团结起来同土豪劣绅进行斗争。

　　一九二七年六月下旬，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实行“清党”。不久，陕北土皇帝井岳秀在榆林刺杀了同情革命的石谦旅长，并密谋解除李象九、谢子长两部的武装。这时，在石谦旅任中共党团书记的唐澍和任军支书记的白乐亭等，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李、谢部队不能坐等敌人消灭，应立即举行起义”② 的指示，同谢子长、李象九一起，加紧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阎红彦时任唐澍的党内交通，每天奔走城乡，往返连队，转送文件，传达指示。唐澍对这个青年人十分关心，常给他讲解马克思主义道理，分析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鼓励他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忠诚党的事业。在唐澍的帮助下，阎红彦的思想觉悟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二日，党在陕北领导的第一次革命武装暴动——清涧起义爆发了。当晚，李象九集合部队，宣布起义。士兵臂带红袖章，查封了大商号的银柜，打开了大商号的烟土库，并分头捕捉大绅商。阎红彦奉命带领一队人马，捉拿了县长张友之。

　　十月十三日，部队挥师南下，二十日占领宜川。

　　十一月中旬，敌调集部队包围了宜川县城。由于力量悬殊，加之指挥失当，近千人的部队只有二百余人突出重围，起义归于失败。阎红彦逃亡山西绛州，匿居张汉民家。

　　张汉民是共产党员，原为西北军杨虎城部下，自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后，他被遣送回家。阎红彦在张汉民家住了半年，其间为了筹措活动经费，曾拦截了杨虎城参谋长的一批烟土。为此，他受到严密侦稽，在绛州无法立足，只得又秘密返回陕北。到陕北后，他在清涧一带组织了一支十多人的小游击队，由于处境艰难，无法开展斗争，经党准许，他与雷恩钧重新出走山西。

　　一九二九年春，根据陕北特委关于开展军事运动的决议，阎红彦被派往宜川、延长交界的后九殿山寨杨庚五①部做兵运工作，失败后，潜回瓦窑堡。

　　(二)

　　一九三一年初，中共北方局从陕北抽调一部分干部，在山西省委领导下组建红军游击队。阎红彦和白锡林奉命东渡黄河，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当时正是蒋、阎、冯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匿身大连，山西政局动荡，财政混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我党决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进行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开辟山西革命根据地。

　　二月，阎红彦来到太原，见到了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刘向阎分析了山西的形势，传达了省委关于在吕梁山创建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

　　当时，在吕梁山区，有一些往来于黄河两岸的武装“土客”。他们是保护走私烟土的一支武装力量，其成员大部分是生活无着、铤而走险的无业游民。山西省委决定，首先把这些 “土客”争取过来，作为建立革命武装的基础。为此，派阎红彦和白锡林、拓克宽等，到“土客”师治贵部担任班长。

　　师部有三十多人枪，是当地“土客”中势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股，活动在孝义县西宋庄以及灵石、孝义、隰县三县交界的温泉一带。师治贵长期厮混江湖，打家劫舍，生活腐化，挥金如土。他虽然表示赞同革命，但其本质并未改变，很快就和党发生了原则分歧，收缴了阎红彦、白锡林的枪枝，并强令其离开部队。经过斗争，师治贵归还了阎、白的枪枝，不久，将部队解散，潜逃平遥。

　　阎红彦离开“土客”队伍后，到太原向刘天章汇报了详细情况。省委经过研究，决定改变部署，从冯玉祥的汾阳军官教导团和军阀高桂滋部抽调有作战经验的地下党员杨重远、吴岱峰等，从太原兵工厂抽调马佩勋等十多个工人党员，会同阎红彦、白锡林，秘密潜赴吕梁山区，发动与武装当地的贫苦农民，重新开始组建游击队的活动。同时决定，建立游击队临时党支部，由杨重远任书记，阎红彦、拓克宽、黄子文、吴岱峰为委员，并在汾阳建立了联络站，以杨重远为主任。按照党的决定，阎红彦负责组织联络工作。他时而以国民党军官身分出现在太原，时而以富商大贾身分活动在汾阳，把省委筹集到的枪枝子弹和调配来的人员，秘密护送至离石、中阳交界的九凤山。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先后有三十多个革命者抵达山区，筹集到步马枪二十五支。

　　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游击队在孝义县娄底村 (现名西泉村) 举行成立大会。拓克宽主持大会，并宣布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 (简称晋西游击队) 正式成立，公布了经省委批准的领导人员名单： 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政委黄子文，支部书记杨重远; 大队下辖两个中队，第一中队中队长阎红彦兼任，第二中队中队长白锡林①。“从此吕梁山上举起了第一面标有镰刀斧头的革命红旗，诞生了山西第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②。

　　敌驻永安镇的一个加强排，约四五十人，装备精良。由于长期拖欠军饷，士兵极为不满，经地下党秘密工作，准备起义。汾阳联络站要求派人策应。阎红彦偕同白锡林、胡廷俊等，化装潜入该镇，经过三天三夜紧张的工作和周密的部署，在王家池打退了追兵，胜利进入山区和游击队汇合。

　　五月，游击队转移到孝义县西宋庄，并以汾阳县三道川、中阳县上桥村、孝义县邬家庄和温泉等地为中心开展活动，初步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狠狠打击农村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在短短的几个月中，阎红彦率领部队先后惩处了中阳县后狮峪的郝守富和孝义县碾头村的武世功。消息传开，大快人心。反动派对此十分惊慌，太原、天津的报纸连连惊呼： “山西匪势猖獗”，“大好云山，几沦盗匪世界”①。吕梁各县的反动政府也纷纷向省里告急，要求派兵“清剿”。在艰苦的反 “清剿”斗争中，阎红彦曾率部主攻中阳县留誉镇，并指挥了孝义县储家墕和石楼县水头镇等战斗。他机智勇猛，临危不乱，击败了敌人，大长了游击队的声威。

　　一九三一年夏末，徐永昌接任山西省主席。不久，即调集百倍于我的重兵向游击队发动大规模的“围剿”。敌人采取 “四壁合围”、紧缩包围的策略，妄图把游击队困死在深山密林中。游击队面对强大的敌人，毫不畏惧，依靠群众，昼伏夜出，时而集中、时而分散，英勇机智地同敌人周旋。但由于寡不敌众，被围困在老鸦掌一带极为狭小的山林中。战士们露宿山头，靠野菜和野果充饥，处境十分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队委会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紧急措施。有的人主张埋枪散伙，待机再起; 有的人主张冲下山去和敌人硬拚; 阎红彦认为应按照山西省委事前的指示，西渡黄河。他分析和比较各方面的情况，说服了大家，会议最后决定突围西进。当时，全队留下来的只有三十人，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每人身背两枝枪，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攀悬岩，登峭壁，艰难地向黄河边上转移，于九月三日到达石楼县辛关渡。由于敌人封锁渡口，大家只好隐蔽在高山顶上的乌龙庙里。入夜，阎红彦找到水手王怀安，并带领游击队员悄悄摸到河边，乘坐羊皮筏子，冲过了浊浪滚滚、奔腾咆哮的黄河天险，进入陕北高原。

　　(三)

　　九月六日，部队行至绥德以西的南沟岔，在大雾弥漫中，与敌军六、七人相遇。由于拓克宽、黄子文处置失当，以致让敌逃脱。为此，队员严重不满，一致要求开会，改换领导。经过民主选举，公推阎红彦为大队长，吴岱峰为副大队长，杨重远为政委。九月八日，部队到达安定县西区枣树坪，通过谢子长的哥哥谢德惠 (地下党员) 及共青团陕北特委负责人、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找到了中共陕北特委。马文瑞曾派慕嘉绩向游击队送去油印机和蜡纸等宣传用品，并动员了马云泽、强龙光等当地一批党员和革命青年参加游击队。不久，特委书记赵伯平派张子平前来，指示游击队在安定、清涧、延川、延长、靖边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游击队很快由渡河时的三十人扩大到近百人。

　　游击队在安定县得知谢子长不在陕北，于是决定西进寻找刘志丹。九月十日，在乌云翻滚、瓢泼大雨中，阎红彦指挥了平桥战斗。首战告捷后，进抵保安县 (今志丹县) 境。经多方了解，获悉刘志丹在陇东一带活动。队委遂决定，暂不去陇东，首先沿安条岭北进，迎接红二十四军①，在陕北开展革命斗争。

　　安条岭是插在保安和安塞中间的一座大山，沟险谷深，人烟稀少。游击队在北进途中，遭到驻保安之敌高玉亭部和民团三百余人的南北夹击。根据侦察情况，阎红彦决定集中兵力，先消灭北路民团，然后再打南路高玉亭部。战斗中，阎红彦身先士卒，勇猛果敢，带领游击队员冲锋陷阵，把高玉亭部和民团打得狼狈溃散。战斗胜利后，游击队士气高涨，声威大震。

　　九月中旬，游击队进抵靖边沙漠地带。阎红彦一面派胡廷俊化装去神木、府谷一带探听红二十四军的消息; 一面根据陕北高原的特点和战斗的需要，决定打土豪、缴马匹，组建骑兵。不久，胡廷俊带回了不幸的消息，红二十四军在榆林以北两岔河被井岳秀军包围，全军覆没，党员七十余人，惨遭杀害。队委会重新讨论部队去向，决定重返安定一带。

　　九月下旬，游击队挥师南下，沿途取得了寨儿山、营盘山战斗的胜利。这时，长期流窜在黄河两岸的“土客”杨琪、杨森、杨鼎和师储杰等先后主动要求与游击队联合行动。阎红彦和“土客”在山西曾有过一段交往，对“土客”的情况是十分了解的。他们出身贫苦，打仗勇敢，和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势不两立。但是，纪律松弛，抢劫成风，流寇习气十分严重。经队委会研究决定，为了壮大革命力量，争取改造“土客”队伍，同意联合行动。但要求他们必须遵守以下三条： 一，服从游击队队委会领导; 二，不抢穷人的东西; 三，不强奸妇女。他们表示完全接受。陕北特委先后派雷恩钧、白雪山、惠泽仁等到“土客”部担任指导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并组成了执法队，由雷恩钧任队长，查处违反军纪的行为。

　　十月初，在阎红彦的指挥下，游击队与师储杰、杨琪等步骑三百余人，翻越关道峁山，在一个拂晓时分，突袭敌驻玉家湾的一个加强骑兵排，缴获其全部武器弹药和马匹。接着，游击队乘胜进抵瓦窑堡城郊，对瓦窑堡发起进攻，一部曾突入城内，迫使敌退守米粮山，紧关寨门，死守待援。游击队撤出战斗，转移至延川永坪镇休整。

　　瓦窑堡战斗，震动了陕北，阎红彦成为当地传奇式的英雄，也成为敌人悬赏追捕的“匪首”。敌人捣毁了他家的窑洞，逮捕了他年老多病的父亲，兄嫂弟妹也被逼投奔亲友，流落异乡。阎红彦的父亲被关押期间，受尽了酷刑，直到一九三五年红军占领瓦窑堡，砸碎铁牢，他才得以重见天日。

　　十月下旬，驻延安之敌高双成旅，集中步骑兵六百余人，在清平川岔口将游击队层层包围。阎红彦率部与敌苦战一天，当晚又出敌不意，胜利突围到安定县凉水湾。这时，县委转来特委指示，要游击队迅速避开敌人主力，转移陇东。于是，部队星夜向西疾进。途中与敌张廷芝部遭遇，先后在保安县野鸡岔和红柳沟展开激战。战斗中阎红彦被摔下深沟受伤。他忍痛攀山越岭，追赶部队，途经芦子沟，在刘志丹家住宿一夜，次日，由张明科带路，顺利返回游击队。

　　十一月下旬，部队到达乔山中段陕甘交界的南梁地区时，打听到了刘志丹的消息，立即派马云泽前去迎接。在阎家砭驻地，阎红彦、杨重远等与刘志丹亲切相会，大家都十分高兴，阎红彦还把自己一支心爱的驳壳枪送给了刘志丹①。

　　找到了刘志丹，对部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接着游击队派马云泽去平凉与负责兵运工作的谢子长取得联系。不久，谢子长偕同省委交通高硕卿 (即高岗) 来到部队。根据省委指示，他们首先传达了成立陕甘红军的决定。接着成立了新的队委会 (即游击队的党委会) ，谢子长为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为委员。随即召开了队委扩大会，总结晋西游击队的工作，研究今后的行动方针，决定以南梁地区为中心，扩大红军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会后，游击队进驻新堡，进行整训。尔后，队委会抽调了十余人枪，新组建了一个支队，由阎红彦任队长，到乔山北段陕甘交界的曲子、环县、定边一带开展游击活动。阎红彦在这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牛羊，抗捐、抗款、抗粮，扩大武装。很短时间，部队发展到步骑一百余人。

　　一九三二年一月初，省委根据“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西北地区人民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决定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阎红彦任第一大队长①。

　　这期间，阎红彦奉命到西安，除向省委汇报部队有关情况外，还同在杨虎城部担任警卫团团长的地下党员张汉民和副团长阎揆要、军械处处长史唯然等老相识取得了联系，为游击队筹措了一批枪枝弹药。特别使大家感到兴奋和鼓舞的是，他带回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它对部队的整顿和改造，对克服各种错误倾向，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根据省委的指示，部队经过整顿，在甘肃正宁县三甲原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 (后叛变) 兼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阎红彦任第一大队大队长，吴岱峰任第二大队大队长，白锡林任警卫队长。“从此，陕甘边地区第一次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①。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根据省委进军渭北各县，在关中平原建立苏区的指示，于二月十三日拂晓进驻关中旬邑的职田镇，捣毁了反动的区公所，收缴民团的枪枝，处决了唐碧武等八个大土豪，开仓放粮，赈济贫苦农民。二月十五日，敌猛扑职田镇，次日，在阳坡头展开激战。阎红彦指挥突击队三十余人，迂回侧袭，插入敌阵，猛打猛冲。敌指挥失控，顿呈散乱。我军乘势反击，毙俘敌三百余名，缴枪三百余支。这是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胜利。

　　三月十九日夜，游击队奔袭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山河镇，战斗失利，部队进入四村原、湫头原。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等遵照队委会的指示，在这里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摧毁地主政权，召开了四村原七十二村农民代表大会，建立了正宁县革命委员会。接着又成立赤卫军、贫农团、少先队和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活动。

　　四月十三日，我军再度袭击山河镇，仍未得手。二十日，在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游击队由山河镇撤回，星夜兼程，直捣旬邑。阎红彦率一大队猛攻东城，吴岱峰率二大队直取西堡山寨，全歼守敌三百余人，一举解放旬邑城。

　　这时，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 (后被捕叛变) 来到部队巡视工作。他不从省委要求游击队攻打城镇和平原地区这一“左”的错误指导方针上去总结两次攻打山河镇失利的经验教训，而把责任全部推到指战员身上，指责谢子长是“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强令其离开游击队。接着，在旬邑马家堡，他把游击队改组为三、五两个支队。三支队队长刘志丹，政委李杰夫，参谋长吴岱峰，前往西兰公路永寿、乾县、礼泉一带活动;五支队队长阎红彦，政委黄子文，参谋长杨重远，开赴三原新字区、武字区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三原的新字区、武字区，大革命时期就有党和群众工作的基础。阎红彦率部到这里后，在地方党的协助下，收缴了田家营、孙家坡民团的枪械，建立和发展了各种群众组织。游击队也很快得到了发展。

　　五月十日，省委改任刘志丹为总指挥兼三支队队长。根据当时的形势，队委会决定集中三、五支队，进军陕北，建立根据地。五月十五日，在刘志丹指挥下，阎红彦、杨重远等率部攻破马栏镇，歼灭陕北军阀井岳秀部两个连及民团一部。十七日，在乔山主峰凤凰山歼敌两个连之后，又乘胜攻入焦家坪和五里镇，一天之内，歼敌五百余人，缴枪四百余支。在五里镇镇压了土豪杨百万，发动群众开仓分粮。游击队也迅速扩大至一千余人。五月二十七日，部队进驻吉子岘。阎红彦正在组织群众，开仓分粮，敌特务团尾追而至，向我发起进攻，事前混在分粮群众中的敌便衣队，从内策应，我军受到内外夹击，仓促撤出战斗，涉水抢渡洛河。恰在这时，天色突变，暴雨倾盆，我军踏上洛河左岸时，河水陡涨，洪峰咆哮而下，把敌隔在对岸。我军遂得以安全地撤退至洛川交道原休整。队委会总结了战斗失利的经验教训，阎红彦对自己麻痹轻敌，防范不严作了检讨。

　　交道原休整后，五月三十一日，三、五支队分两路急行军进攻英旺镇。阎红彦率尖兵连逼近敌营，发出信号，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敌指挥部，全歼敌一个营。接着，攻打临真镇。队委会命令阎红彦率五支队担任正面主攻，高岗 (时任三支队二大队政委) 指挥二大队占领该镇东山，掩护主力。战斗开始后，阎红彦率部攻入镇内，二大队也占领了东山制高点。当敌组织力量反扑时，高岗带领十余人临阵脱逃，致使攻入镇内的我军，遭受重大损失，伤亡七、八十人，被迫撤出战斗。事后，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决定，开除高岗党籍、军籍，总指挥部下令通缉，以正军法①。

　　六月上旬，阎红彦根据队委会指示，率陕甘游击队少先队六七十人②，深入黄龙山发动群众，筹款筹粮，配合主力，扩大政治影响。与此同时，游击队主力经宜川集义镇，进抵韩城上官庄。原拟在这一带开辟根据地，后因强敌袭击，难以立足，只好又横穿韩城、蒲城、白水、宜君等县，西撤至甘肃正宁县麻子掌，部队锐减至二百余人。在讨论行动方向时，领导人中发生了 “南下三原”和“北上乔山”的争执。有的认为渭北一带群众基础较好，主张把部队拉到三原新字区、武字区，采取“昼伏夜出”的办法打游击。有的认为，三原一带是平原地区，离敌统治中心西安太近，游击队不易立足，主张北上乔山，那里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地域开阔，回旋余地大。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有人便提出，“愿意到北边的北边去，愿意到南边的南边去。” 于是，部队各驻一个村子，准备分兵。正在这时，阎红彦从黄龙山赶回部队。争论的双方都派人来争取阎红彦。他明确地表示： “我那边都不去。”并且说服双方，认识“南北分兵”的严重后果①。最后，在梁掌堡召开的队委扩大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了阎红彦的意见，决定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并一致推举阎红彦担任总指挥。接着，整顿了部队，刘志丹、吴岱峰率二大队深入照金一带活动，阎红彦率骑兵队、少先队战斗在盘客原一带。七月九日，驻甘肃合水县西华池的新编警备十一旅一团一连连长、共产党员高鹏飞率两个连举行起义，阎红彦亲自率部接应。陕北特委和三原党组织也及时地输送来一批党员和战士，游击队又发展壮大到七百余人。

　　正当游击队得到恢复的时候，推行“左”倾错误的陕西省委却提出要“彻底转变陕甘游击队与苏区机会主义的领导”②。七月二十三日，省委派军委书记李艮 (亦名愚痴) 接替李杰夫担任游击队政委。李艮到职后，要求部队“停止游击战争”， “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修筑防御工事”，“坚守阵地”③。他指责阎红彦、刘志丹、杨重远等是“游击习气”、 “上山路线”、“逃跑主义”。在游击队占领只有六、七户人家的五倾原以后，李艮提出： “死守五倾原，不让敌人铁蹄踏进五倾原一寸土地。”限令二十天之内分完土地，并命令游击队消灭附近敌人的强固据点，建立新的根据地。李艮的错误受到了阎红彦等的抵制。李艮便利用职权，把阎红彦等集中整训，强制推行他的错误主张。他还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非法成立了“秘密队委会”，错误地认定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等有反革命嫌疑，进行打击迫害①。由于李艮的错误指导，致使游击队在王朗坡、三甲原等地的三次战斗中接连失利，损失惨重。八月二十日，部队在牵马原被敌冲散。

　　为了扭转这个局面，八月三十日，省委重新派谢子长回游击队担任总指挥。谢子长到任后，会同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率部南下。九月十二日，攻破照金，歼敌四百余人，缴枪三百余支，击毙富、铜、耀三县民团总指挥胡景铨、副总指挥党谢芳，生擒耀县民团大队长蔡子发，大大振奋了我军的士气。但九月二十六日攻打保安失利，接着又在墩儿梁、八卦寺一带遭敌袭击，十月中旬，几经辗转，被迫撤退到南梁附近人烟稀少的平正川、瓦子川梢林地带，住在破烂的窑洞里，缺粮缺穿，处境极为艰难。队委会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部队情况，决定分散游击，开展群众工作，筹粮筹款，恢复战斗力。此后，阎红彦和杨重远率骑兵奔袭耀县照金地区。他们忽东忽西，神出鬼没，打土豪、截烟土，获得了很多现款、衣物和药品。不仅解决了游击队过冬的衣食困难，还拿出一部分现款送给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托他上缴陕北特委和上级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

　　十二月上旬，省委根据中央北方会议的决定，指示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命令游击队开往宜君转角镇进行整编。这时，杜衡以中央特派员身分来到部队，并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宜君杨家店召开党团员大会，宣扬“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诬蔑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犯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梢山主义”的错误; 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并擅自决定给谢子长、阎红彦以留党察看的处分 (后经中共上海中央局查明事实真象，撤销了这个错误决定) ，强令谢子长、阎红彦离开部队，送中共上海中央局 “受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