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汉文译著活动介绍

　　一、汉文译著活动的宏观背景

　　汉文译著发端于明末清初。汉文译著就是以回族等内地穆斯林民族的特有眼光和视野，以儒释道支撑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以汉文为工具，翻译、解述、注释伊斯兰教经典的文化传扬和创造过程。这是中国回族等内地穆斯林民族文化史上的一项伟大创举和工程，是对回族穆斯林精神文化的振兴和创建，它把回族等内地穆斯林民族伊斯兰文化的发展提高到了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

　　汉文译著作品量大面广，内容繁复，涉及伊斯兰教的经注学、教义学、教法学、哲学、历史、人物传记、典礼制度、民常习俗、语言文字等方方面面的专题和学科领域。根据白寿彝先生研究认为，汉文译著可分两个阶段： “王岱舆至刘智，是一个阶段。马德新、马联元是一个阶段。第一阶段，译述发表的地域以金陵为主，内容或专译一经或专述一理论的体系，其兴趣全限于宗教哲学和宗教典制的方面。第二阶段，译述和发表地域以云南为主，内容方面较广，已由宗教哲学、宗教典制扩及到天文历法、地理和《古兰经》之汉译了。”这两个阶段，四位代表人物基本勾勒出了明清之际汉文译著活动的主线。当然，还有些其他人士的译文译著作品，尤其清末到民国年间，伴随着回族等内地穆斯林民族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勃兴，汉文译著这一学术文化传统在承传发扬的同时，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很大发展，成就显著。

　　回族穆斯林的汉文译著活动是时代社会的共同产物。汉文译著的文本源于对国外阿拉伯文、波斯文伊斯兰教经典的翻译和注释，在翻译和阐述的过程中根据中国文化的特点，在坚持伊斯兰教基本信仰原则和理念的前提下，积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养料后进行一种再创作活动。通过汉语的工具化绍介，使伊斯兰教与儒家理学思想直接交锋并融会，使汉语世界的中国回族等内地穆斯林民族能够更直接、明确地了解伊斯兰教的内涵、仪礼和要义、原则，同时尽可能地直面中国社会现实，努力探寻回族等内地穆斯林民族与汉族等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和谐和共处。这样，从时代氛围、人才条件、回族等内地穆斯林民族自身发展的需求以及其他宗教作品的面世等各方面因素，对汉文译著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主客观条件。

　　首先，从客观上讲，回族穆斯林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适应和顺应中国社会文化的时代潮流，当时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正值鼎盛，并占有主导地位。回族穆斯林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持自身信仰，在中国建设伊斯兰文化就要学习汉文化，学习代表时代主流的哲学思想和实践理论。同时回族等内地穆斯林民族为了求生存、求发展，已有一些精英人士跻身中国政治、文化高层，尤其为官求仕，必须精通儒学，通过科举仕进，才能有所作为。儒家文化提倡“经世致用”，注重实际的思想和观念，对发展中的回族等内地穆斯林民族来说，是值得赞同和学习的。因此，明末清初的许多回族穆斯林译著家都早先专门研读过儒家的“六经孔孟百家诸子”。这些为他们以后从事译著活动打下了扎实而广泛的知识基础。

　　节日时阿訇带领大家集体诵经礼拜，祈祷两世吉庆 摄影：杨继国

　　其次，回族穆斯林自身观念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为汉文译著的顺利进行解除了许多障碍。历来在一些回族穆斯林中有这样一种偏见，认为阿拉伯文经典不能译成汉文，谁这样干就是旁门左道。有的人认为经典在翻译中就会失去原貌，因此不译不解，反而周全。他们的结论是：“多言诡道，不如冥冥。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吾于经，取其不译而已矣!”明代中叶传入回族穆斯林社会的中亚、南亚苏非主义思想帮助回族穆斯林有识之士率先突破了这个禁区。明代晚期，苏非主义纳格什班迪耶教理一度在中亚和印度等地兴盛，并通过新疆传到内地。回族学者张中就曾投拜在南京阐述苏非教义的经师阿世格门下学习。另外，从王岱舆、刘智等人的作品中不难发现正统苏非主义思想的深深烙印。苏非主义的主要特点是主张“人主合一”，人可以通过“直觉”和“爱”接近宇宙独一无二的真主，具体地讲是要虔诚拜主、内心参悟和修炼，日积月累，从而达到与真主合二为一的“浑化”境界。为了启迪穆斯林对真主的虔敬和爱戴，就必须将伊斯兰教宗旨如实地宣讲给广大穆斯林，从而冲决了过去不主张宣传和研究教义的陈腐思想围堰，给汉文译著活动提供了合法根据。以后这种观念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并将译著经典视为符合教义。

　　再次，为解决汉文译著在语言文字等方面的一系列技术问题，译著家们还从当时社会中寻求一定的参照作为经验。因此，为了将阿拉伯文、波斯文伊斯兰经典译成中国穆斯林容易接受和理解的形式，王岱舆等人从佛经翻译中吸取了“格量” (以中国学说尺度来衡量) 的方法，当时，除了佛、道各家有自己系统的宗教著述外，连外来的基督教也刊印了不少具有异国色彩的汉文著述。如外国传教士罗明坚于1584年刊行《天主实录》，利玛窦于1604 年刊行了《天主实义》。至1664年，耶稣会教士在华印刷的宗教书籍不下 150种。此外，有关天主教理书籍的出版也大致相同，从而为伊斯兰教的汉文译著工作提供了借鉴。

　　汉文译著作品的出现，是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发展整合的结果，也顺应了回族穆斯林呼唤自身文化建设、立足中国社会和民族整体社会思想及文化发展的时代潮流，在这一文化工程的建设当中，回族穆斯林中兼通中阿文化的知识精英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这一回族等内地穆斯林民族知识分子群体第一次站在阿拉伯—波斯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高起点上，“用儒文传西学”“义以穆为主，文以孔为用”，将两种文化表里相结，融会贯通，为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大环境背景下争取表述的话语权利，并以期更多的中国人消除误解、增加了解，进行了不懈的奋斗和努力。历史证明，这一文化建设和交流、理解的成就是显著的。

　　二、汉文译著中的思想内容特点

　　汉文译著的学者们采取“以儒诠经”的方法，用儒家思想和语言来阐述伊斯兰教有关信仰观、人生观、道德伦理、宗教历史与人物、典礼制度及民常习俗等观念，其中最主要的是伊斯兰的哲学思想和认知论。

　　汉文译著在思想内容上具有显明的特点。

　　第一，将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的认知原则与宋明理学中的宇宙观和认识论相结合、相比照。

　　第二，将《古兰经》所提倡的观察事物和内省求知的方法与宋明理学家们关于“格物致知”的认识论结合起来。

　　第三，采纳并运用儒家的“人性论”思想。

　　第四，吸收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将儒家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称为“五典”，作为人伦礼仪的重要表现之一。同时将儒家的“三纲” 认作人伦之礼的根本，三纲制约着五典之义，五典统于三纲之名，这样就把忠于真主，顺乎皇权、父权和夫权相互联系了起来。

　　第五，大量汲取和改造儒佛道诸家的哲理概念，以便更准确地诠释和丰富伊斯兰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