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制度-崩溃

　　在八旗制度之下，凡隶于八旗者皆可以为兵。但清朝承平日久、人口繁盛之后，兵有常数，饷有定额，八旗子弟中真正能披甲为兵的人就变得越来越少，而每个八旗兵需要供养的家庭人口不断增加，这就在社会层面造成旗人的生计愈来愈困难。为解决这个问题，乾隆的做法是迫一部分汉军出旗为民，此后历代皇帝照此而为。然而，嘉庆以后，尽管汉军人数越来越少，但八旗制度却在实质上逐渐演变成国家向旗人提供社会救济的组织，八旗官兵终年仰食于官府，却终日游手好闲，纪律松散，丧失了最基本的作战能力。

　　实际上，八旗兵作战能力的巅峰状态或许就在山海关一片石，八旗将士击溃李自成农民军的那一刻。进入北京之后的八旗，从顺治年间开始，便已出现追求享受、意志衰退的迹象，只不过堕落的速度比大顺农民军慢一些而已。康熙朝以后，清朝大的军事行动渐渐主要依靠绿营部队，而尚能表现出神勇的满洲八旗兵，大多来自盛京、吉林、宁古塔等驻扎在东北的八旗军，在那里，“国语骑射”的八旗传统保存得更为持久一些。

　　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主力部队已是绿营。嘉庆四年(1799年) 清军镇压白莲教起义，曾将京营八旗中最精锐的部队——驻扎在西山的健锐营和驻扎在海淀蓝靛厂的火器营派往前线，结果因军纪败坏，一战未遇就被迫撤回北京。而最让八旗官兵无地自容的，也是八旗制度危机尽现的一个历史拐点，是太平天国起义。

　　在美国历史学家柯娇燕看来，清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结束标志着八旗危机的到来①。清廷经过14年与太平天国的对抗，对丧失了战斗力的八旗几乎已经绝望，随着汉人官僚团练的兴起，显赫的战功已经与八旗彻底无关。在大力褒奖曾国藩等勋臣的同时，八旗军在军事意义上已经被清廷抛弃。此时，八旗子弟的生活水平更为下降，满族人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从“社会上等人”变成了“少数民族”，而汉人对他们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从“仰视”到“俯视”，这一切，都造成了八旗制度空前的危机。

　　清廷对此却无能为力。

　　清朝中叶之后，八旗军由盛而衰，恰好是大清王朝走向没落的一个缩影。作为清朝的基本社会制度，无论八旗官兵如何弥耗银粮、如何涣散无能，清廷只能不用这支军队去作战，却不能真正抛弃这些人。这不仅仅因为“他们是满族，而清朝是他们自己的王朝”那么简单，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八旗制度本身是镶嵌在清帝国文化躯体上的一个寄生虫。

　　作为一个军事组织，在八旗军面对太平天国，彻底丧失战斗力的那一刻，单从功能意义上讲，它已经没有存在的基础和意义了。但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八旗制度并非一个单纯的军事组织，而是一个同时具有强大的政治与社会功能的复合体。

　　就精英层面而言，在八旗制度之中，有王公贵族显赫的政治地位与势力、奢华腐败的牟利钻营机会以及甘为鹰犬的下属走卒。八旗子弟没落颓废的风气，纸醉金迷、贪污成风、贿赂公行的劣迹，其根源无一不在八旗贵胄身上。乾隆“六下江南”千帆随行的盛景，不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无法想象，即使其祖康熙、其父雍正亦不能望其项背。皇帝本身如此，更遑论其宠和珅为官一任，家财竟胜过国库。有清一代，满洲权贵尽出于八旗，因此，就制度而言，“撼八旗汉军易，撼八旗制度难”。

　　就草根层面而言，八旗制度是旗人的生存之本。有清一代，尽管多数八旗官兵的生活水平日益下降，但毕竟家里有一名旗兵，每月就有一两银子、五斗米的进项，这可以在极低的水平上养活十几口人。另外，这些“不士、不农、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一旦贫困潦倒，毕竟有“仰食于王家”的机会。而为救济贫苦的旗人，八旗不断增加养育兵的兵额，八旗将领也经常采取减少战马和兵器数量的办法，将草料与兵械之款，用来救济旗下的兵民。如此一来，众多八旗子弟虽可以勉强为生，却也成为无能之辈和依附之徒，更遑论战斗力了。

　　就国家层面而言，清中期之后，清朝的统治基础已非靠八旗制度维系。同时，八旗制度军民不分，编制浩大，规模臃肿不堪，生计全靠国家养活，自是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另外，八旗制度约束管制旗人的弊端局限，已经显露无遗。如清初定满汉不通婚，但民间满汉早已相互浸染，已经难分彼此。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取消满汉通婚的禁令，实际上只有象征性意义。对于这些现实情形，清廷了如指掌，但“祖制不可违”式的教条，使清廷从无决心废弃或改革八旗制度，而是抱住“祖宗成法”不放，在内忧外患之中，勉力维持八旗生存和满汉畛域，视天下之大势而不见。

　　在种种制约之下，自太平天国后已经失去存在意义的八旗制度，却奇迹般地存续下来。但这种存续的前提，是清帝国的苟延残喘，一旦大清灭亡，八旗制度自然随之云散。然而，一个早已腐朽失效的制度，竟与帝国共存亡，其逻辑虽愚，却非历史上仅见。

　　而天下大势，就是在步入现代文明的人类社会中，任何一个政权，都不能将某一特定民族的地位，置于其他民族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八旗制度的崩溃，标志着现代中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