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制度-生计

　　努尔哈赤初建八旗时主要出于军事目的，凡满洲成员皆隶于满洲八旗之下，全民皆兵。在生计方面，入关前，后金政权在辽东实行的是带有奴隶制性质的“计丁受田制”，八旗皆有田地，旗丁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荷戈从征，军械粮草自备。每次战后，战利品除贵族占有大部分外，所余部分“论功行赏”，在各旗内按功分配。因此，战争的掠夺收获是八旗生计的重要来源，这种制度在初期造成八旗成为一部不能止歇的战争机器，颇有某种“奴隶制军国主义”的色彩。而后金政权的财政基础，早期并不雄厚，地产物资皆大半由八旗控制，日常的军费，也要由八旗通过牛录，向众人分摊。

　　此后随着后金统治疆域的渐渐扩大以及人口的增加，财政制度渐渐完善。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后金政权规定，每牛录三百人中出十男四牛，在空旷地上建仓积谷，作为粮饷，其作用类似“国家军粮贮备库”，以此代替了过去临时摊派的办法。

　　入关以后，随着江山平定，国家税收归清廷掌握，八旗制度的功能也从战争需要转变为日常的国家管治需要，而通过战争掠夺获得财富的做法自然宣告终止。贯穿有清一代，八旗制度成为清朝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满洲贵族统治的社会基石。为维护八旗官兵对清廷的忠诚，也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八旗制度，清廷投入大量国家财政资源供养八旗子弟，使其成为职业化军队，旗人群体并在社会地位上成为衣食无忧的“上等人”。从此，官俸、兵饷和土地收益成为旗人生计的三大支柱。

　　清军入关，满族人口的大多数南迁“随龙入关”。清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天，下令北京内城的汉人居民一律迁居外城，内城由满洲八旗驻防，自是满族圈占汉人的大量房屋。

　　顺治在北京登基后，上谕户部：“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汉人) 无主荒田，及明国舅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予，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划。然此等地土，若满汉错处，必争夺不止。可令各府州县乡村，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异日争端。今年从东来诸王各官兵丁及见在京各部院衙门官员，俱著先拨给田园。其后到者，再酌量照前与之。” (《清世祖实录》)

　　尽管这个上谕只明确要求圈占前明皇室和勋戚的庄田，然后分配所谓的 “无主田地”给满洲贵族及八旗官兵，但由此展开的圈占民间田地的“圈地” 运动，实际上却不管有主无主，没收了汉族地主和农民的大量土地，把京城方圆500里内、大量的田地全部圈分给了八旗将士。北起长城，南至河北河间，东起山海关，西达太行山的广大地区被满洲贵族和八旗大片圈占，京畿地区遂成八旗庄园。但“圈地”以及迫汉人为奴的“投充”制度激起汉人社会的激烈反抗，三年之后顺治又发上谕，宣告废止。但八旗贵胄与旗民所占之地，已成定局。

　　清朝八旗官兵庄田分畿辅八旗官兵庄田、驻防八旗官兵庄田及盛京八旗官兵庄田三种。畿辅八旗官兵庄田之土地，即为清兵入关时所圈占之京师民人土地;驻防八旗官兵庄田由驻在地各省拨给;盛京八旗官兵庄田的获取则比较容易，其时东北地广人稀，沈阳周围方圆百里大片平原田地都是旗地。

　　清初开始，清廷满汉官员分列上朝，各个文职政府部门都有满人的固定编制，满族在政治上享有各种特权。清朝的科举制度沿袭了明朝的制度，但满人做官却不必经过科举途径。雍正朝以前的清朝科举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清廷的主要用意是以科名和仕途来笼络汉人中的才俊，并不以科举为遴选八旗子弟做官的首途。事实上，清朝满人参加科举比汉人更难，因为除了要和汉人一样考“四书五经”，旗人还有加试“国语骑射”。另外，对层出不穷的科场舞弊的处分，也是首严满族。

　　实际上，清廷更重视的是从尚武的角度选满人做官。这种方式就是八旗子弟通过考“国语骑射”，直接考取笔帖式、中书、郎中、侍卫等官，再由这些官职逐步升迁。清朝在官制上实行满洲缺，笔帖式专为满人而设。这种方式是八旗子弟特有的选官方式，升迁也较科举得官者快得多。因此，清朝武职领域的用人制度，是以八旗为主的，旗人占尽优势。

　　食国家俸禄的满洲贵族和官吏虽是旗人中的少数，但他们运用各种手段攫取大量财富，开当铺、营商店、放高利贷都属“正道”，贪污腐败更是重要的敛钱手段，如康熙朝明珠、乾隆朝和珅等。

　　更多的普通旗人需要兵饷生活。军队开支在清朝的国家日常开支中所占的比例很大。清朝共设有万余官员编制以及花费25%左右的年财政预算用于维护八旗制度的运行，而旗人在当时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仅为2%①。自康熙朝开始，清廷就酌增八旗钱粮，但旗人人口增加，对大多数人来说，兵饷仅可维持温饱而已。清廷对最贫困的旗丁，实行“养育兵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救济，每人每月发给一两银子的补助金。

　　如何从长远角度来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一直是历代皇帝操心的业务。康熙曾经策划过将在京的无职无产的旗人，陆续拨往口外沿边驻防。但应者寥寥。雍正模仿井田制安置旗人，让每家每户耕一块地，但并不成功。乾隆则把一些闲散旗人安顿到黑龙江、吉林、盛京和宁古塔等地开垦，给予许多优惠条件。如今在东北的一些满族村庄调查，还有人能讲出祖上原居住在北京的哪条胡同。但京旗之人长期脱离劳动，好逸恶劳，乾隆及以后的屯垦计划鲜有起色。

　　另外，八旗旗地管理混乱，产权不清，所以自雍正朝以降，清廷长期投入巨资，回赎旗地，再分配给旗人中的穷人。但这项政策初衷虽好，效果却很差，一方面赎地由官员操作，免不了中饱私囊，而贫乏旗人即使回赎成功，因为住在北京城里，也不去耕种，最终通常是产权或使用权流转到汉族地主或农民手中。

　　八旗生计问题的根基在于，国家本来设想养一支忠诚可靠的职业化的军队，却没想到养了一批游手好闲的懒人，八旗制度的初衷与其后果大相径庭。以粮饷为例：本来清廷是想通过八旗内部定期的供应粮食保证旗人的生活，但是从康熙中期，17世纪末开始，多数旗人则刚刚领到粮食就变卖，致使收购囤积旗人的粮食然后牟利，成为北京城一个专门的生意产业。有的商贩甚至趁着旗丁窘困之时，以低价收购旗丁的领粮票证，自己直接去领取。自雍正朝，清廷就发现这个问题，但专制政体之下，监督防范都在旗内系统运行，收效甚微。直到清末，问题也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