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制度-旗籍

　　八旗是清朝的户口编制，按引军旗色定户籍，对八旗人丁审户造册，又分“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旗人各属其籍，分正户、另户、另记档案及旗下家人等，户籍制度相当严密。正户是相对于奴仆而言的，即八旗平民;另户是从正户中分出去的，地位与正户同;出户的奴仆免除了家奴身份，要另记档案;家人则是家奴，没有独立户籍，依附于主人生活。八旗人丁的身份地位不能随意变更。各旗都由爱新觉罗宗室成员担任旗主，下设各级管理者，下层旗民称为“旗奴”。旗籍是八旗制度的核心。有清一代，旗籍相当于今天的城市户口加上国有单位的档案，是旗人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根本。

　　清初，清廷为安置大量内迁的八旗人口，于清顺治五年(1648年) 下令圈占了北京内城，凡汉官商人平民等，除投充八旗者及在衙署内居住之胥吏、寺庙中居住之僧道外，尽迁南城(《清世祖实录》)。北京内城遂为旗人所占，同时规定，八旗官员、兵丁不许在京城外居住。而京师户籍的编审分属内城八旗和外城五城两个不同的系统，京郊八旗兵丁眷口仍属京师八旗的旗籍系统，而城属(郊区) 其他居民则属外五城的民人户籍系统。

　　清制，八旗人丁每三年编审一次，令各佐领稽查本牛录已成丁者，增入丁册，若隐匿则丁户与佐领、领催等各受罚责。壮丁三百名编为一佐领。清康熙四年(1665年) 令，满洲蒙古佐领下余丁多至百名以上时，可自愿分为两佐领。清雍正四年(1726年) 谕，“八旗都统及各驻防将军、都统等，命各佐领、骁骑校、领催等，将新旧壮丁逐户开明，并写明编审各官姓名，具保结报部”。清雍正五年(1727年) 令，“八旗编审丁册，每户书另户某人、某官，无官职者称闲散。上书父兄职名，旁书子弟及兄弟之子及户有人若干，或在籍、或他往。各驻防军旗员兵丁及外任文武八旗各官子弟家属，由各将军、督抚造册咨送该旗。”

　　基于八旗制度，清朝将社会成员分为“旗人”和“民人”两类，这种身份本来是固定不变的，但有两种情况，二者相互之间可以转换，就是“抬旗” 和“出旗”。

　　“抬旗”与“出旗”是八旗制度中一种特殊的民族政策，其针对的对象是和八旗有着密切联系的汉族，一是“包衣”，即满人，特别是权贵家里的汉族奴仆;二是八旗汉军的成员。

　　清朝对功勋卓著的内府包衣汉姓人的酬劳方式之一，便是将其抬入汉军。也有径由包衣汉姓，越过八旗汉军，直接“抬”入八旗满洲的，时人所谓 “一步登天者”。如康熙帝追念生母孝康皇太后佟氏，下令将孝康皇太后之兄镶黄旗汉军都统佟国纲袭封一等公，并将佟国纲家族由汉军改入满洲，史称 “后族抬旗自此始” (《清史稿》)。又如以乾隆朝“大学士衔管河道总督事” 的高斌，本为内务府包衣汉姓人，因其女为乾隆帝的慧贤皇贵妃之故，而被抬入八旗满洲镶黄旗，改汉姓高氏为满洲姓高佳氏。

　　抬旗，不仅包括将包衣汉姓改变为八旗汉军，也包括由八旗汉军改变为八旗满洲，以及由下五旗抬入上三旗。如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帝晋封四子胤为雍亲王，将其侧福晋年氏家族由下五旗的镶白旗汉军，抬入上三旗的镶黄旗。故年氏之兄，后由雍正宠臣沦为被雍正赐死的年羹尧，便在此时由镶白旗汉军人抬为镶黄旗汉军人。

　　总而言之，抬旗乃是清廷褒奖酬劳之举，是一种显赫的荣耀，而获此殊荣需由皇帝特旨或部议。因此人数很少，对八旗总体的构成影响不大。有意思的是，在“抬旗”过程中，包衣汉姓人要向汉军转化、汉军则要向满洲转化，而下五旗则向上三旗转化，反映出当时八旗制度内部的社会等级。

　　“出旗”，一般是指汉军改归民籍，即“出旗为民”。这是乾隆帝在清乾隆七年(1742年) 的上谕《筹汉军归籍移居谕》中所作出的决定，该谕用词婉约客气，但实质非常简单：变相驱赶京师八旗汉军退出八旗，回归汉籍。

　　此谕事出有因。

　　清朝八旗制度之下，旗人社会地位高，福利待遇好，但受到不能离开满城居住，以及不能从事商业活动等诸多限制。到康乾盛世，社会人口增加，八旗亦不例外，汉军八旗的人数大为增加，因而不仅国家财政的负担日重，八旗的生计也日渐窘迫，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八旗是大清的国本，其中尤以满洲八旗最受重视，相比之下，减少汉军八旗的编制，是迫不得已情况下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其用意还是为了巩固八旗制度。

　　清乾隆七年(1742年) 的上谕中，声称此举“非逐伊等出旗”，“亦非为国家粮饷有所不给”，而是“筹久远安全计”。但早期的汉军成员，即“从龙人员子孙”除外。同时指出此乃“出自特恩，后不为例”。表明这是临时举措，不过权宜之计。实际上，令汉军改归民籍的举措从此再未停止过，且范围逐渐扩大。

　　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各省驻防汉军八旗开始办理出旗为民，福州、京口、杭州、广州的驻防汉军旗丁一律出旗。汉军出旗后，原住房屋，无论官房、自盖，均留给满兵驻扎。至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各地驻防之八旗汉军已几乎全部出旗为民。

　　最初令汉军出旗的政策，不包括在清入关前编入八旗的汉军成员，即 “从龙人员子孙”，也不包括汉军中的基层军官。但乾隆二十七年的上谕精神有变：“八旗汉军从龙人员，如直省有可依靠之处，任其随便散处，愿为民者听”;“汉军内六品以下现任官员，并一应候补、候选、告退、革退文武官员，及兵丁闲散人等，有情愿改入民籍者，呈明报部后可收入民籍” (《大清会典事例》)。到此，受到出旗政策影响的已几乎是除了高级官员外全部的八旗汉军。

　　强迫大量汉军“出旗为民”是乾隆朝一件大事。

　　在美国学者欧立德看来，乾隆年间清廷将许多汉军旗人“除籍”的用意，主要在于两点：一是财政上的考虑，缩小八旗规模可以节省开支;二是要通过这种举措“净化”旗人的成分，以解决满人和旗人之间的“身份危机”——过多的汉人拥有旗人身份，造成了满人、蒙古人和汉人之间的认同困境，而清廷的考虑是要优先维护满人和蒙古人的利益①。

　　但汉军“出旗为民”本身制造出另外一个危机：被迫出旗的汉军八旗官兵对国家产生强烈的不满，这种情绪不仅直接影响到八旗士气，也威胁到清廷的道义与政治权威。因此，在汉军出旗政策施行了28年后，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不得不妥协处理，对汉军的官员阶层收回成命：“汉军六品以下职官准其为民之例，即行停止。”但他也只留下了官员，普通的旗丁，仍然要出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