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大师袁世海资料简介人品如何袁世海生前都经历过什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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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应宋德珠、杨宝森邀请，第二次去上海。头天打泡戏《金山寺》、《失街亭》。他在《失街亭》中扮演马谡，他又是参照郝寿臣的演法演的，山头念白把《三国演义》上的原词都加上了; “斩谡” 时 “丞相不必怒气发”一段垛板，唱了八句，洋洋洒洒，气完神足，是与一般演法不同的。第二天一家报纸发表文章，评价他的演出说 “没有见过这样的马谡”。这一期演出中，他与宋德珠合演的全部《杨排风》(他饰孟良)、全部《铁镜公主》(他饰杨七郎)等都获好评。一出《取金陵》，他的赤福寿，以他的精湛武功、作派，更是大受欢迎。这一下红遍了淞沪。跟着章遏云又约他合演，他在上海等了一个月，又佐章遏云唱了一个月。二次赴沪，大大提高了声誉，在经济上也大有好转。回到北平，还清了债务，买了房子，又结了婚。这年他二十三岁，当时这已算晚婚了。他就是有这么股子志气：不唱出点名气，不在经济上立住，绝不成家。

　　这时他虽然已经有了较高的声望，但他并不满足，仍然抓紧机会学习。他在上海期间，曾给老一辈艺术家盖叫天配戏。在这些演出中，他认真作戏，又认真学戏。他和盖叫天唱“八大拿”，仔细观察盖叫天每出戏中不同的步法和打法。向他学习了双锏对单刀，单锏对单刀，朴刀对单刀，大刀对单刀，四门斗，各种身段，这些都成了他在发展自己的艺术时用之不尽的宝贵财富。他在上海还向名丑刘斌昆学会耍牙。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这应该说是所有获得成功者的重要秘诀。

　　袁世海在科里被人称为“郝癖”。在科里唱《长坂坡》的曹操，王连平教的，但上台演出他就改了样，引子、话白、身段、脚步，都按郝派。王连平师兄当时虽然也生气：费了挺大劲教他，他全给改了;但又不能不暗自点头称赞：“还真有点意思。”出科以后，他一直盼着能拜在郝寿臣名下。1940年年底，他从上海回来已是所谓 “誉满春申，名留燕市”了。他和李盛藻在庆乐园唱《青梅煮酒论英雄》，照郝寿臣的样子，他新做了一袭双龙红蟒。“衣带诏”盘查董丞时，董丞见了曹操施礼：“参见大丞相。”曹操一斜眼，“哒、哒、哒”，看董丞，“嘟、哒”钉了一步，迎上一步，又退后一步，这个威严气势，使董丞不寒而栗，从眼神到脚底下欺他这一步，完全学的是郝派演法。后边“论英雄”和刘备的戏，念那一百单八句也全是郝味儿。这天，郝寿臣让他儿子德元去看戏，考察袁世海的艺术水平，德元回家对郝寿臣说：“这个人您不收也得收，完全象您。”后经名丑马富禄介绍，于1940年12月29日，在西来顺羊肉馆举行了拜师仪式。“来宾之盛，为言少朋拜马连良后所仅见者。”郝寿臣是一代名净，唱做俱称绝妙。他为人严谨，对艺术要求严格，不肯轻易收徒。他喜爱袁世海品行纯正，好学谦恭，才肯于收为门弟子。袁世海更是喜得名师，造诣益深。拜师以后，郝寿臣给他说的第一出戏是《黄一刀》，接着又把自己的拿手戏《连环套》、《取洛阳》、《夜审潘洪》、《打龙棚》、《山门》、《打曹豹》、《荆轲传》、《野猪林》、《三顾茅庐》等倾囊传授。收袁世海是郝寿臣晚年两大称心事之一，一是儿子在美国得了博士学位，持家有靠，二是有了得意门生，传艺有人。袁世海从这以后，经过多年努力，终使郝派花脸艺术发扬光大，确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

　　拜师之后，袁世海随马连良到天津，打泡戏《夜审潘洪》，第二天《取洛阳、白蟒台》，第三天白天《三顾茅庐》，晚上《要离刺庆忌》，都是当初马连良跟郝寿臣合演的生净并重的戏。这标志着袁世海艺术上的成熟，同时也是前辈艺术家对青年的爱护和提携。后又随马连良到青岛并第三次赴沪。演出的戏更多了，增加了《苏武牧羊》、《十老安刘》、《四进士》、《春秋笔》、《胭脂宝褶》、《打登州》、《楚宫恨史》等，马连良的戏都由他配演。在这一段较长时期给马连良配戏中，他又学习了马连良的创造方法和革新精神，使自己的表演得到了丰富和精进。这一次在上海的时间较长，毛世来、李盛藻、新艳秋都是未到上海之前，就打电报要求黄金大戏院前台把袁世海留下，后来叶盛章率领富连成班高材生六十余人南下，他又被留下加入。当时有人说这是少有的“连中五元”，甚至赞他：“继郝寿臣、侯喜瑞后执架子花脸之牛耳者，舍世海莫属了。”

　　1943年以后，上海有个大来公司约角组班，每期号称十大头牌，其中叶盛章、叶盛兰、李世芳等和李少春、叶盛章、李玉茹等两期中，都有袁世海参加。跟着程砚秋到上海，他佐程砚秋在天蟾舞台演出。就在这同时，周信芳在黄金大戏院演出，所演《四进士》、《战长沙》、《打严嵩》、《刘唐下书》等几出戏，又非要请他合演不可。好在两边都是大来公司办的，他就两边赶包。

　　程砚秋很器重袁世海，在他刚出科不久，程砚秋要他配演《宝莲灯》，唱完“二堂放子”，就是他的 “秦灿打堂”，一般主角的戏演完了，观众也就坐不住了，程砚秋为了爱护、培养青年，下场后不下妆，在下场门边上为他把场，既安定了观众，又鼓舞了他，使他演得特别起劲，观众不但没有起堂，而且报以热烈的掌声。程砚秋过去一直希望他能扮演《红拂传》的虬髯客，剧本都给他了，但因为他生病，没有唱成。这次在上海他才得陪程砚秋演出了《红拂传》。他还参加了程砚秋的本戏《女儿心》、《文姬归汉》等演出。程砚秋很欣赏他《群英会》的“回书”一场，每次他在前面唱《群英会》，程砚秋总是看完“回书”才去化妆，而且总要夸一句： “多象郝爷!”

　　他在上海曾经参加过这样一台《龙凤呈祥》的演出：梅兰芳的孙尚香，周信芳的鲁肃，马连良的乔玄，林树森的刘备，盖叫天的赵云，他前孙权，后张飞。一台都是前辈，就数他年轻，最后又是他的《芦花荡》，这可是一次考验，就看他能不能压住阵脚了。《芦花荡》过去的老演法路子有很多种，有的扎靠出场;有的鸾带起霸。他考虑这里不能拖，因为前面周瑜紧紧追着刘备跑，张飞一出来还慢腾腾的起霸，节奏不合拍，情绪也不合拍; 扎靠出场又太一般，表现不了这时的张飞。他综合过去前辈的技艺，创出了自己的新演法：先起“急急风”，一阵紧锣密鼓，八面大旗飞奔而出，张飞紧跟在旗后面双手撕札急步出场，最后的两面旗一分开，张飞冲到台口，一个“亮相”，双捋耳毛子，转身走半个圆场，做蝴蝶形，干脆利落，妩媚优美，表现了张飞的快人快性，突出了人物性格，又符合剧情发展，受到观众极大的欢迎，完了戏，周信芳拍着他的肩膀说：“世海弟，你真会演戏。”梅兰芳接了一句：“他这出戏，短小精悍巧。”

　　在这期间，他还和高盛麟唱了《九伐中原》 (《红逼宫》接《铁笼山》)、《薛礼征东》(包括《凤凰山》、《访白袍》、《独木关》)、《群英会》。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他广种博收的阶段。他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他不但咀嚼着盖派武生、程派青衣等的艺术精髓，更精心揣摩麒派的表演。他撷取前辈的英华，营养着自己的演唱艺术。他把周信芳的唱念表演艺术，适当地融化到花脸演唱中来，据说，周信芳曾说： “花脸演员裘盛戎、袁世海倒是很有 ‘麒派’特点。”也正因如此，他后来被人称做“麒派花脸”。他作戏既继承师风，认真严肃，一丝不苟，又力求创新。周信芳曾经对他说： “跟你唱戏真累，但也真过瘾。”

　　1947年他回到北平，加入李少春发起组织的 “起社”。著名京剧作家、评论家翁偶虹也参加进来，为他们编写新剧本。这是他艺术上的创新阶段。他和李少春合作，排演的新戏有《云罗山》、《隔江斗智》、《周西坡》、《文天祥》、《野猪林》等等。《野猪林》是当初杨小楼、郝寿臣合演的成功剧目，李少春、袁世海演出时，由袁世海导演，在剧中吸收了杨、郝的许多精采创造，又做了不少新的处理。“白虎节堂”一场，原较简单，袁世海把在上海看到的周信芳的《大名府》公堂上许多表演介绍给李少春，适当地加以运用; “菜园结拜”，郝寿臣又把当初杨小楼设计出来但没有实行的林冲舞剑说给他们，丰富了这场戏; 鲁智深出场，原从下山来到大相国寺，然后拿着信去看菜园，只写过程，人物并不丰满，这次袁世海根据他对人物的理解和当时舞台的需要，改成了鲁智深出场时已在菜园，从众泼皮偷菜引出了矛盾，比原来的洗练得多; 又在林冲买刀受骗后，增加了鲁智深的唱念，为后面的戏做好铺垫，给了观众一个悬念;“火烧草料场”后又加上鲁智深来报林娘子被逼自尽的消息，坚定了林冲夜奔的决心。李少春、袁世海在这些改动里大大加强了对林冲、鲁智深的性格刻画，使这个戏放出了新的光彩。这戏演出后，大红特红，1948年入冬在华乐园，每贴必满。

　　1949年，祖国解放了。进到了新社会，袁世海更是精神振奋，意气风发。他和李少春怀着极大的兴奋、愉悦，再一次到新上海去演出。只《野猪林》一戏，就连演两个月，创造了连续六十六场满堂的新纪录。

　　为了贯彻党的戏曲推陈出新的政策，1950年6月1日，以李少春、袁世海为骨干的起社，与以叶盛章为骨干的金升社合并，成立了新中国实验剧团。在文化部戏曲改进局与北京市文艺处的领导与协助下，革除了旧班社中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建立最高领导机构团务委员会，选出李少春、叶盛章、袁世海、孙盛武、翁偶虹、骆洪年、李世霖七人为委员，团长李少春，副团长叶盛章、袁世海。他们在北京、天津、沈阳、上海、南京、无锡等地，演出了重排和新排的剧目：《野猪林》、《将相和》、《云罗山》、《血泪城》、《夜奔梁山》等戏。

　　在新排的《将相和》中，袁世海扮演廉颇，剧本的前部有廉颇得胜回朝一场，众大臣在缪太监家摆宴贺功，一方面烘托廉颇居功自傲，一方面表出蔺相如的出身微贱，他把昆曲《功宴》的表演吸收进来，载歌载舞，十分火炽，在歌舞中还融合运用了程派的水袖功，把水袖抓起来，抖出去，很好的表现了廉颇此时的得意心情。

　　1950年11月，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袁世海作为北京市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与全国各地各剧种的戏曲界代表，共同学习、研究戏曲政策和改进措施。他在大会的观摩晚会上和李少春合演了《将相和》、和周信芳合演了《四进士》。12月10日，他参加了首都文艺界庆祝平壤解放游行，在晚上祝捷并慰劳志愿军的演出中，他和厉慧良、小翠花等合作演出了《战宛城》。

　　1951年，新中国剧团全体参加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 (中国京剧院前身)，袁世海从此参加了国家剧院。马连良从香港回来后，借袁世海一起到东北演出，又重新排演了《将相和》，马连良回到北京，东北又留袁世海领衔演出一期。

　　从东北回来，袁世海在中国京剧院排演了以架子花脸为主角的大戏《黑旋风李逵》。这个戏的演出是对架子花脸的重大发展。过去架子花脸主要是为人配戏，最多是在前面演一出《丁甲山》、《清风寨》一类的单折戏，一般都是半小时到三刻钟的戏，唱上一小时就很不简单了。发展到郝寿臣，与杨小楼或高庆奎挂并牌，已经是一个大的飞跃。可以说架子花脸唱整出、挑大梁是从《黑旋风李逵》开始的。袁世海在这出戏里有许多新的创造。

　　1954年，袁世海随中国艺术团 (团长郑振铎、副团长周而复) 赴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进行友好访问，任京剧队队长。三个多月的出国访问，在他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波澜。在这些国家所看到的极大的贫富悬殊，使他很自然地想起了旧中国，旧上海。在旧中国，艺人政治上没有地位，生活上没有保障，有时还要受到人身侮辱。一幕幕往事萦绕在他的心头：他回忆起一代名净金少山技艺超人，然而到了晚年，贫病交加，无人过问，死时一领草席，头枕青砖，还是梨园同行大家凑的钱，才把他安葬了。他回忆起1948年，他为抗交国民党反动派征收不合理的兵役费，和保甲长争吵起来，一怒之下打了保长，被抓进监狱，坐了一个月的牢，戏也不能演了。而在仅仅时隔一年后的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化会期间，他和李少春不仅能到怀仁堂演出《野猪林》，而且戏完以后，身穿灰布制服的周恩来同志，还来到后台看望演员，和每一个人都握手，道辛苦，那时他的心情是多么激动。他又想到眼前，中国艺术团所到之处，都受到各国人民的尊敬和热情款待。他深深感到：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是真正站起来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领导人民浴血奋斗的结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决心以身许党，要在党的领导下，贡献毕生的力量。访问回国后，1955年初，他向党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在远离祖国的几个月中，他随身带着一本《水浒》，没事就翻看一段。他思念祖国，思念亲人，在这样的激情下，联系《水浒》中李逵下山回家探母的故事，构思了《李逵探母》的剧本梗概。回国后，和翁偶虹共同编写成剧本。这又是一出以架子花脸为主的大戏。过去舞台上的李逵形象，多是表现他直率、粗鲁、急躁的一面，而《李逵探母》则突出了他正义、忠厚、深情的另一面。在人物感情的处理上，非常细腻。李逵思念母亲，不顾官府画影图形捉拿他的危险，回家看望，要把母亲接到梁山侍奉。他回到家，看见日夜思念的老娘，双目失明，看不见、认不出他，他着急，心疼，想起儿时娘教唱儿歌的情景。他强忍心中悲痛，扶娘坐下，自己偎倚在娘身边，拍着手念唱 “打花巴掌唉，正月正，老太太要看莲花灯……”声音很轻，略带跳跃，一副顽童的神气，一面又观察着娘的感情变化，看是否引起了娘的回忆，从眼神、身段中充分显露出深厚的感情。老娘听着听着断定眼前是久别的孩儿，眼泪就流下来了，李逵也越说越伤悲，母子终于抱头痛哭起来。袁世海这一段念白，念得情深意浓，催人泪下。

　　1955年，他随中国艺术团赴澳门演出。1956年，他又随梅兰芳率领的中国京剧团赴日本，与梅兰芳合演《霸王别姬》，与李少春合演《野猪林》，与李和曾合演《将相和》，并主演了《黑旋风李逵》。1956年秋天，随中国艺术团赴智利、阿根廷、巴西、瑞士演出。1960年随中国艺术团赴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古巴、加拿大访问演出。每次出国他都担任京剧队队长。

　　1956年拍摄《群英会、借东风》电影，由范岑导演。马连良的诸葛亮，叶盛兰的周瑜，萧长华的蒋干，谭富英的鲁肃，裘盛戎的黄盖，袁世海的曹操。这阵容在当时本身就是一个群英会。这个电影里拍下了袁世海的《横槊赋诗》。这一折戏在科班时，老萧先生就给他排过，但由于嗓子不好，一直没能演出。舞台上这一折戏也早已没人演出了，这次拍进影片，老萧先生高兴地说：“这回你可终于留下《横槊赋诗》了。”

　　1959年，新中国建国十周年，梅兰芳排演《穆桂英挂帅》，袁世海与李少春、李和曾等参加演出。同时，袁世海、叶盛兰合作新排了《九江口》(范钧宏改编)。他在这出戏里饰大元帅张定边，这个人物孤忠激愤，粗犷骠悍，老谋深算，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这本是武二花和武老生两门抱的戏。他在架子花的技艺中，很好地溶合了武二花和武老生的表演艺术，同时吸取了麒派、盖派的艺术技巧，演得刚烈而有气魄，把架子花的表演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例如在张定边听到内侍宣谕华云龙当晚就要和公主成亲的消息时，他先背向观众，随着“仓”一记“冷锤”，猛一转身，两眼一瞪，双手向外一摊，表现了张定边又是吃惊、又是愤懑的心情。这个造型处理是从周信芳在《封神榜》中杨任骂妲己时的动作衍化过来的; 又如张定边被摘帅印后下场时的 “涮八字步”，后边的起 “三锣” 接 “垛头” 中甩髯口等也是麒派的表演; 唱腔中吸收了麒派《追韩信》中的“二黄碰板三眼”，创造出花脸过去所没有的板式，充分发挥了郝派架子花脸铜锤唱的特点。他又学习了盖派武松的“亮相”身段，吸收了武松的刚劲，又揉进了沉稳干练的性格特点，使张定边这一完整的艺术形象深深留在观众的印象里。

　　1962年《野猪林》拍成电影，崔嵬、陈怀皑导演，李少春的林冲，袁世海的鲁智深，杜近芳的林娘子，孙盛武的高衙内，骆洪年的陆谦。

　　1963年他又与曹韵清、李金泉合作，新排了《西门豹》(翁偶虹编剧)。过去西门豹的戏一般都是老生扮演，这戏中改成由架子花脸扮演，突出了西门豹的粗犷、威武。在十年的时间里，从《黑旋风李逵》到《西门豹》，一系列以架子花脸为主的大戏的排演，使这一行当有了更宽广的戏路，把以架子花脸为主的剧目推上了更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