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信仰文化-儒家思想介绍[第2页]

　　道光十六年(1836年)，下诏祭祀孔子不得与佛、老同庙。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冬十二月，升孔子之祭为大祭，把祭孔规格推到了最高峰。国家大祭指祭天地、祭太庙、祭社稷，设祭孔为大祭，可谓对孔子的祭祀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据曲阜《阙里孔府档案》的统计，至清末，全国的府、州、县均设有孔庙，数量达1560多处。现存保存完好，或有遗址，遗迹可寻的有近200处。

　　清代祭孔十分频繁，祭孔的地点主要为北京太学孔庙以及曲阜孔庙。一年中的“四大丁” (农历二、五、八、十一月上旬丁日)，“四仲丁” (大丁后十日)，“八小祭” (清明、端午、六月初一、中秋、重阳、十月初一、腊八、除夕) 及二十四节气等，都要举行祭祀典礼。其中，最重要的是春秋丁日两祭，特别是秋丁之祭更为隆重(雍正时定为农历八月二十七，相传为孔子诞辰日)，祭孔大典一般在此时举行。这天曲阜和京师同时举行，有时皇帝亲临曲阜祭孔。

　　孔庙里的祭祀对象在清代也有变化，由只祭孔子范围逐步扩大到历代诸贤。祭孔时，先于孔庙大成殿塑孔子像，另塑四配：复圣颜回、述圣孔伋、圣宗曾参、亚圣孟轲，之后为十哲或十二哲像：闵损、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有若、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颛孙师、朱熹。

　　国祭多由皇帝专门指定的大臣、地方官或皇帝亲至阙里孔庙致祭。大祭为八佾舞，舞生八行八列共64人，皇帝及皇室成员亲临，建筑用黄琉璃瓦。中祭为六佾舞，六行六列共36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主祭，建筑用绿琉璃瓦。

　　祭祀前皇帝实行斋戒，祭祀时与王公贵族等身着不同的祭服，在大成殿内置祭台，祭台上放猪、牛、羊，祭台前放供案、供桌，供案上竖祝版一块，上面书写歌颂孔子功德的祝文。

　　祭孔大典

　　祭孔仪式分六项仪程：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其中最重要的仪程是“三献礼”。所谓三献，即初献、亚献和终献。由主祭和陪祭分三次把酒类、蔬菜、肉类、干鲜果品等祭品奉祀到孔子像前，在“三献”时奏乐舞。

　　此乐舞仅限于如“国祭”“丁祭”等重大祭孔大典时使用。祭孔乐舞所用音乐曲谱、宫调和舞蹈的舞谱图示均由皇帝审定钦颁，其他任何人不得擅自更改。康熙六年(1667年)，康熙帝亲制《中和韶乐》，取“天下太平”之意，颁至国学为祭奠孔子之用。乾隆时定制为六种程序，时奏昭平、宣平、秩平、叙平、懿平、德平之乐章。

　　清朝皇帝祭孔之礼日益隆重，从祭祀的层面上来讲，祭孔不仅仅表明清朝统治者遵循前朝之礼，将汉人尊崇的孔子加以祭祀，以图消除满汉之间的隔阂。实际上，祀孔活动还直接服务清朝统治在文化上的合法性，通过尊崇儒家文化，树立了皇帝“承天命”的无上权威，使得民间百姓视清朝统治为正统，维护了其皇权地位。

　　从儒家思想的层面上来讲，维护皇权统治、强调等级思想的儒家学说自西汉以来就成为统治者的治国之策。清代的帝王们深刻认识到其统治若想长久，不可能脱离“圣人之道与帝王之势”联姻的文化传统。清朝统治者视孔子为“先师”，将汉族文化的代表思想——儒家思想视为治国之本，并非仅仅是政治上的策略，亦是清廷汉化于儒家文化的真实写照。顺治帝下令翻译各种汉文经典文献;康熙帝下令八旗子弟人人诵读四书五经，学习汉文化;乾隆帝的汉文化水平在历代皇帝中是最高的，题诗作赋，虽算不上才华横溢，却也有一番风雅。由于清朝历代皇帝推崇八旗子弟学习儒家文化，自上而下地引导着满族人学习儒学的风潮，使得满族汉化进程加速。到了乾嘉年间，更在语言方面形成了“满洲非唯不能翻译，甚至清语生疏，不识清字”的局面，其汉化程度之深，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