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的崛起[第2页]

　　“十三副铠甲”起兵是努尔哈赤创业传奇的起点。如果说努尔哈赤最初起兵是为了报父祖之仇，但很快，他的动机就转化为争夺本民族部落的统治权了。两年后，在努尔哈赤追杀下疲于奔命的尼堪外兰终于被杀，但努尔哈赤已经奔驰起来的战车却并没有停驶。由他发动的这场战争，也已经明确成为一场统一女真民族的征服战。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场战争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原因。古勒寨意外的“误杀”事件，不过是这场战争一个时机准确的导火索。

　　明朝对地广人稀的东北地区实行控制的关键机构就是李成梁长期任总兵的辽东都指挥使司。根据《明史》所载，辽东都指挥使司的管辖范围，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口，北至开原。辽东这片方圆千里之地， “华戎合居，新附杂处”，是明朝直接实行统治的区域。而其以东、以北的地方，则全部是女真人的地域，鲜有汉人的踪迹，明朝所设的努尔干都司及建州三卫这些羁縻卫所也往往有名无实。当时汉人与女真互市的主要集镇是抚顺。抚顺至开原一线，也是当时“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界线，明朝在这里筑边墙，后来清朝在这里建“柳条边”。当然明朝的边墙与长城是为了“ 拒胡”， 防范少数民族;而清朝的“柳条边” 用意则相反——它是为了 “封禁”，要防止汉人的自发流民进入东北腹地的“龙兴之地”。

　　满语“萨尔浒”意为“木橱”，指此地森林茂密，木材取之不尽。萨尔浒的原址在今辽宁省抚顺市东郊，1958年建成大伙房水库，目前为萨尔浒风景名胜区。

　　明末女真各部纷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攻伐不断。而辽东都指挥使司的功能主要是保护辽东的汉人不受侵扰，并无法为女真社会的内部有效提供秩序保障。因此女真社会出现强烈的统一需求和愿望，只是各部之间除了“强凌弱、众暴寡”地打来打去之外，在努尔哈赤出现之前，并无真正具有统一女真各部的实力。

　　在这种背景之下，努尔哈赤的起兵就有顺应人心之利。同时努尔哈赤本人智勇双全，不仅作战勇猛，也有超人智慧，善于政治与军事手段并举。《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称其“能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智慧这一点，在他复仇一事上即有鲜明体现。努尔哈赤最初锁定的复仇对象只限尼堪外兰一人，甚至可怜兮兮地跑去向李成梁哭诉父祖之冤，并接受明朝带有补偿性质的册封。但种种迹象表明，他从一开始就有“借题发挥”的深意，起事后步步为营，征伐的范围渐渐扩大，但在羽翼丰满之前，绝不轻易挑战明朝。后来努尔哈赤颁布“七大恨”作为发动对明战争的理由，其中的“第一恨”就是恨明朝害了他的父祖，但这句话他一口气憋了35年才说出来。

　　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努尔哈赤在古勒山击败了叶赫、哈达、乌拉、辉发、科尔沁、锡伯、瓜尔佳、朱舍里、讷殷等九部的多民族联军，统一了建州女真。至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在努尔哈赤亲征海西女真乌拉部并取得胜利之后，女真各部中只剩下“依明为援”的叶赫部尚不服从努尔哈赤的统治。

　　在这期间，努尔哈赤自称可汗，迁都到赫图阿拉，创立八旗制度，女真社会面貌大变。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后改兴京，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 建国，国号“大金” (史称后金)，成为后金大汗。在后金政权治下，女真社会依据八旗制度全面军事化，战争与掠夺也成为后金政权最重要的经济生存手段。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颁布“七大恨”，起兵反明。次年，明军对后金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努尔哈赤以“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貌似简单的战法以弱胜强，取得萨尔浒之战的大捷。此役之后，后金对明战争由守势转为攻势，即将埋葬明朝的少数民族掘墓人正式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