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小说《围城》赏析:作者身栖离乱时代 “忧世伤生” 的暗淡心态

　　《围城》于1947年问世，一度震动文坛，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新《儒林外史》”。但此后国内评论界始终保持缄默，使这部杰出的现实主义长篇鲜为人知。1980年重印，不料其赞叹之声蜂拥而至，几乎盖过钱先生作为一代学界巨子的卓著声誉。《围城》，恰恰在这种曲折迷离的际遇中，显示了不朽的艺术生命力。“围城”得名于法文成语，意即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因而“围城”实为寄托人生世事之感。小说以抗战初年大后方为背景，展开主人公可笑可叹的人生际遇。1937年7月下旬，“游学”三国、一无所成的方鸿渐跨洋归乡。不堪战乱，只得在沪上一家小银行谋生闯世，不意卷入情场风波，一番曲折、失意万分，经朋友推荐，他离乡背井来到内地一所地处僻壤的大学任教，却又陷进人事倾轧的漩涡，被挤回上海，意非所愿地草草完婚。谋生的艰难、失业的困扰、家庭的龃龉、夫妻的反目……方鸿渐历尽人世悲凉，只落得失意重重，恍然有 “围城”之感，作者正以主人公的坎坷经历，揭示了深刻的题意。

　　作者从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写到穷乡僻壤的三闾大学，刻画出了这个时代中一群病态知识分子种种卑琐庸劣的人生世相。无情地暴露了他们不堪告人的阴暗心态。哲学家褚慎明，靠几十封用吹捧西洋大哲学家换回的回信，吓倒无数人，摇身一变而成为 “中国新哲学的创始人”;以唐代大文豪韩愈想标榜的韩学愈，用花钱买来的美国冒牌大学的博士学位混到大学教授的职务; 胸无点墨的曹之朗，写出的诗连文法也不通，却挂着牛津剑桥的招牌，处处以大诗人自居;“文化政客”高松年，用官场作风治理教学，将一所堂堂的国立大学治得人事倾轧、纠纷四起; 靠私人关系混进学界的李梅亭，表面上正襟肃容，背过脸去却是满肚子男盗女娼……这些学者、名流、诗人、教授、才子们，个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整天倾心于尔虞我诈、搬弄是非，拉帮结派、营私舞弊。他们个个游离于时代风云之外，蜷伏在个人利欲的壁垒之口，像被困城堡里外的人们，茫然而卑微地为自身的名利和安乐征战不休。钱钟书先生以冷嘲热讽的笔法，剥出了他们堂皇衣冠下可鄙而可怜的丑陋灵魂： 那种故作高贵的浅薄鄙陋、道貌岸然下的虚伪自私、附弄风雅时的庸俗无聊。小说以一群新“儒”的形象，宣告了旧世界无可救药的历史命运。

　　即便是尚不失正直爱国、有进取之心的方鸿渐与赵辛楣等少数几个，也由于他们的出身、家庭、经历等种种局限，始终落伍于时代的要求，赵辛楣不屑当外交公署处长，自命清高，最后仍被生活逼进“国防委员会”;方鸿渐的命运沉浮，更为复杂，他有民族自尊心，有爱国热情; 他鄙弃“西方文明”，拒绝投靠官僚小姐，愤而离开被敌伪收买的 “新闻社”。但他到处碰壁，在社会上无法立足，在家庭中难以存身。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他的结局，正是他“在大地方已经玩世不恭，倒向小节上认真”的人生态度的必然归宿。小说以深刻而动人的笔致、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富于睿智的哲人式思想，表现出了作者身栖离乱时代 “忧世伤生” 的暗淡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