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的资料简介 宋庆龄的生平故事大全 宋庆龄的一生事迹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青年时代就追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坚定地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她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党政府的任何工作，团结海内外一切进步人士，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为世界的和平与民主，进行了英勇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新中国诞生后，她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名誉主席等重要职务，在参与重大国策的制定和进行繁忙的国务活动的同时，仍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和妇女、儿童福利事业，为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为保卫世界和平、谋求人类幸福，为推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誉为 “国之瑰宝” ，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是国际上公认的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①。

　　(一)

　　宋庆龄，祖籍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一八九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清光绪十八年农历腊月初十)诞生于上海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里。

　　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号耀如，本姓韩，名致准，阴差阳错，被舅父收为养子，改姓宋。宋嘉树出生于海南岛，少年时代随舅父到美国波士顿，在舅父开办的茶丝行里当学徒，后来又到轮船上做工，以查理·琼斯的教名入基督教。不久，他得到友人的资助，进入威明顿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田纳什维尔市万德毕尔特神学院读书，毕业后回到上海，任基督教传教士。二十一岁那年，他与主张妇女平等的中学教师、十九岁的基督教皈依者倪桂珍结婚。夫妻之间，情投意合，生有六个孩子即霭龄、庆龄、子文、美龄、子良和子安。

　　宋嘉树秉性刚直，因不满美国传教士的蛮横无理，辞去牧师职业，转而经营工商业，由此致富。宋嘉树渴望中国独立富强，他在辛亥革命前就与孙中山交往，拥护孙中山的主张，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在自己开设的印书馆内大量印刷进步书刊。武昌起义前后，他放弃一切活动，全力以赴赶印革命所需要的宣传品。孙中山经常访问宋嘉树，一起讨论革命事宜。这使宋庆龄从小就多次见过孙中山。孙中山不平凡的为人，在宋庆龄童年纯洁的心灵里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九○○年，宋庆龄七岁时，就读于教会办的位于上海八仙桥之侧的三一堂女塾①。她温雅端庄，性格娴静，天资聪颖，读书用功，喜欢学习英语，用的英文名字是Rosamond。她也喜欢音乐，喜欢绘画，酷爱文学，对文艺活动很有兴趣，曾参加女塾的话剧排演，深得老师赞赏。

　　一九○八年，十五岁的宋庆龄同妹妹宋美龄一同到美国留学，先入新泽西州的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英语; 后到佐治亚州的梅肯市，就读于威斯理安女子大学。这以前，她姐姐宋霭龄已经在这所大学里读书。宋庆龄攻读文学，也喜欢看历史书，尤其喜欢看中国历史的典籍。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威斯里安女大一九一三年的《年鉴》上，就有她担任该校校刊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社秘书的记载。

　　宋庆龄身居异国，却经常浏览报刊，关注着国内的局势。有人问她： “你干嘛老是考虑那么多国家的事啊?”她回答说： “我对祖国将来的事充满着理想和希望。我不能不想中国，更不能忘掉中国。”辛亥革命后，她收到父亲寄来的一面新国旗，当即从墙上取下清朝的旧旗，扔在地上，并高呼拥护共和制的口号。一九一三年，她写了一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①，盛赞辛亥革命“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是一件“造福人间的喜事”。她欢呼中国开展的剪辫运动，认为这是“成千上万的人舍弃了身上的附属物——中国民族耻辱的象征”。她满怀信心地指出：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国土广袤居世界首位，文化光辉灿烂，中国“在推动人类向上的事业中不可能不具有影响力” 。

　　一九一三年，宋庆龄毕业于威斯里安女子大学，获文学士的学位。同年八月，他离开梅肯城，启程回国。此前，国内辛亥革命果实已被袁世凯窃取，孙中山讨伐袁世凯遭到失败后，被迫出走日本，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也改名换姓带着夫人家小东渡日本。因此，宋庆龄决定在归国途中绕道日本，看望父母。当她在东京与亲人团聚时，真有说不尽的欢喜。

　　在东京，宋庆龄又见到了她深为崇敬的孙中山。当她从孙中山和她的父亲那里了解到国内政局变化的详细情况后，毅然决定暂留日本，投身革命，开始政治生涯。

　　不久，宋庆龄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协助孙中山处理机密书简和日常事务，诸如整理讲稿、起草电文、致函中国各地和南洋的革命党人等等。她才思敏捷，文笔流畅，工作热情，不怕繁忙，深得孙中山信赖。孙中山的革命激情拨动着宋庆龄的心弦，而宋庆龄那种新的力量则投入了孙中山的心灵。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和孙中山的友谊越来越深，决意和孙中山结为终身伴侣。她的想法曾遭到全家和亲友的责难。但她不顾家庭阻拦和亲友的非议，由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在东京市政府办理登记手续，于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在东京与孙中山结婚，成为孙中山革命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

　　(二)

　　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做了八十三天短命皇帝的袁世凯，在四面楚歌之中宣布取消帝制。孙中山根据国内局势的发展，决定回国亲自领导革命。宋庆龄于四月二十七日与孙中山由日本启程，五月初回到上海。五月九日，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南方义军与“讨袁各派，协同进行，以收群策之效”。此后，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往来于上海、广州之间，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一八年，孙中山由于受到反动势力的排挤，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思想上极度苦闷，好象已陷入绝望的境地。宋庆龄鼓励孙中山总结经验教训，以启发民主，唤醒民众，继续奋进，并协助孙中山查阅资料，著书立说，研讨三民主义诸问题。同时，帮助孙中山处理大量机密文件和其他日常工作。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宋庆龄按照孙中山的授意，起草致电苏维埃政府和列宁，热情祝贺十月革命的成功，认为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民便生出了一个希望①;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她代孙中山起草“学生无罪”的援救电报，满腔热忱地支持中国人民这次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 在孙中山决定统一两广、出兵平定广西期间，她在广州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和红十字会，到梧州前线慰问出征的将士;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列宁派马林来到中国，她在桂林陪同孙中山，会见了这位共产国际的代表……。总之，孙中山提出的一切符合中国人民意愿的任务，不分巨细，不论难易，她都竭尽全力地去完成。

　　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军事叛乱，并于六月十六日围攻总统府和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宅粤秀楼。当天凌晨二时，孙中山得知陈炯明的围攻企图，要宋庆龄赶快整装离开险地。宋庆龄深明大义，认为孙中山重任在身，应当先行撤离。她以坚强的献身精神对孙中山说： “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 ”孙中山不得已，令五十名卫士全数留守住宅保护宋庆龄，自己化装成出诊的医生，奔往宝璧舰，后又转登永丰舰，指挥部队，讨伐叛逆。

　　孙中山走后半小时，叛军的机枪、步枪一齐朝粤秀楼射击，保护宋庆龄的卫队，奋勇抵抗，击退叛军三十余次的进攻。黎明时分，叛军使用野炮，轰塌了洗澡房。宋庆龄镇定如常，一直留在楼上未动。上午八时许，叛军仍在继续攻击，五十名英勇抵抗的卫士大都壮烈牺牲，宋庆龄才在副官和卫士护卫下，走出粤秀楼，冒着纷飞弹雨，冲过约一里长的桥梁式的过道，奔向总统府。射向总统府的炮火更加凶猛，他们到达半小时后，四周交通已经断绝。宋庆龄刚从一间房子里走出来，屋顶就被炮弹炸塌。不一会，总统府的两层铁门被打开，府里的士兵向外冲，府外的叛军向里拥，形势极为紧张，一个叛军的手枪已经指向宋庆龄。幸亏她头戴副官的草帽，身披孙中山的雨衣，未被叛军认出。她又急中生智，将手中包袱里的钱物撒开，趁当面叛军拚命抢拾钱物之际，与卫兵从进出两股队伍的人丛之中脱险而逃。宋庆龄身怀有孕，又累又困，行走十分艰难。这时，从附近一个巷子里又窜出一股叛军，朝他们的方向跑来。躲藏已来不及，她便和卫兵一起，机灵地倒在横陈于马路上的死尸堆旁。叛军离去后，她爬起来走进一家民宅稍事休息，又化装为一村妪，经沙面到岭南大学的一位朋友家里，然后登上了永丰舰。她后来回忆说： “我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真如死别重逢”①。

　　在这次事变中，宋庆龄虽然历尽艰险，胎儿流产，身体受到很大摧残，但是她经过这场枪林弹雨的洗礼，革命意志更加坚强。

　　宋庆龄在永丰舰上住的时间不长，孙中山为了使她早日恢复健康，派人送她经香港乘船返回上海。随后，孙中山也于八月十八日回到上海。

　　这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宋庆龄襄助孙中山，为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她参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等和共产国际代表越飞、鲍罗廷等的多次会晤和商谈; 坚决拥护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积极贯彻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陪同孙中山视察广州港口要塞和根据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建议建立起来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参加了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北伐主张，并随孙中山迁居到韶关大本营，为北伐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

　　一九二四年十月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这次北上是绕道走的。宋庆龄随同孙中山于十一月十二日由广州乘兵舰到香港，十三日由香港乘春阳丸于十七日到上海，二十一日再乘船于二十四日抵达日本神户，下榻东方旅馆。二十八日，宋庆龄应许多团体的邀请，到神户高等女子中学发表关于妇女运动的演讲。这天，神户女校教室里座无虚席，听众几千，几无立锥之地。当宋庆龄接过日本女学生献给她的一束菊花，抿嘴微笑着走上讲坛的时候，欢声雷动。宋庆龄说：现在，妇女的使命是重大的，我希望中日两国妇女更加觉醒，为人类的进步事业，阔步前进!

　　十二月四日，孙中山乘坐的轮船抵达天津时，受到成千上万群众的热情欢迎。邓颖超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站在孙中山身旁的宋庆龄，“年轻、美貌、端庄，安详而又有明确的革命信念” ，是“一位青年革命女战士的形象”①。

　　由于过度劳累，孙中山在天津肝病发作，仍接见各方代表，谴责段祺瑞的卖国行径;一九二四年岁尾，又抱病入京，住北京饭店休养，以期早日恢复健康。但病势有增无减，又进协和医院，后转铁狮子胡同行辕医治，均收效甚微。宋庆龄为孙中山的病心急如焚，守在病榻前日夜侍候，体贴入微。

　　孙中山在弥留之际，曾对宋庆龄说，他有一个愿望，即亲自访问苏联，与革命友人会谈。宋庆龄答应一定代替他访问莫斯科。孙中山在口授了那份已为后世传颂的《总理遗嘱》 和《致苏联遗书》之后，还口授了一份家事遗嘱，其中说：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宋庆龄悲痛欲绝，难以自已。孙中山又以微弱的声音，呼喊身旁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完全理解孙中山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心境，轻声对孙中山说：“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实行三大政策，抵抗帝国主义，爱护孙夫人，海枯石烂，不会忘记。”孙中山潸然握着何香凝的手说： “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接着，孙中山又支撑着精神，望着宋庆龄，喊出“和平……奋斗……救中国”。宋庆龄悲泪涔涔，泣不成声。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北京一瞑不视，与世长辞。出殡那天，宋庆龄身穿黑色衣服，面罩黑纱，走在三十万送殡人群的前头。她强忍着巨大的悲痛，没有哭泣，没有流泪，紧闭着嘴唇，显示出内在的毅力和沿着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道路前进的坚强决心。

　　(三)

　　一九二五年四月，宋庆龄由北京回到上海。她向国内外介绍孙中山的遗嘱，解释新三民主义的内容，深切注视政治形势的发展，积极投入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五卅”惨案发生后，宋庆龄对上海《国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 “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她呼吁全中国的“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为民族独立，共同奋斗，“以解放中国脱离英日帝国主义之压迫”，切“不可信外人挑拨之辞，因惧被诬赤化，遂并国亦不爱也。……吾人当知此次惨剧，为中国三十年来依赖外力之一大觉悟，关系国家与民族前途至大”。她在谈话中，还提出要“大规模向各省募捐款项”，以 “援助失业之工人”①。

　　为声援广东人民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宋庆龄于七月二日在广州 《民国日报》上发表《为力争两广关余向英帝国主义斗争的孙先生》一文，认为孙中山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大无畏精神，表明了 “中国人民之不可侮，帝国主义之武力不足畏”; 而这次广东和全国人民“毅然挺身以战强权”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则是“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先生有知，地下亦当含笑矣”。

　　同年八月，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宋庆龄在上海惊闻哀耗，“南望涕零”，深感痛切与愤慨。她本来打算赴广东“亲致祭奠，惟因事所羁，不克如愿”，于是，便在《为廖仲恺遇刺逝世给廖夫人的唁电》中，号召革命党人学习廖仲恺的革命精神，“勉承先志，竭力进行”②。

　　年底，宋庆龄带病到广州，住在长堤大马路中央银行大楼的三楼上，继续不遗余力地为贯彻孙中山生前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而辛勤奔波。据当时曾经拜访过她的陈丕一(外交家陈友仁之子)回忆说： “无论处在什么不利、充满风险的情境中，她的天性的庄重、美貌和风度，依然不变。她对革命、她对丈夫和中国人民大众的忠诚、坚贞和信念，也从不动摇。”①

　　一九二六年一月，宋庆龄在广州出席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她和与会的共产党人及其他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大会通过了 《接受总理遗嘱决议》和《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等议案，重申国民党一大制定的纲领。她在会上发表演说，谴责违背孙中山遗训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宣扬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国民党二大闭幕的第二天，即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宋庆龄出席了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广东省妇女部、广州市妇女部和各女校、女团体联合召开的欢迎会，並发表演说。她回想数年前在广州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和红十字会的情景，看着眼前与众多姐妹聚首一堂的欢乐场面，“觉得无限地快感”。她“希望诸姊妹们，齐领导妇女们向国民革命战线上走”。她说： 如能这样，“国民革命成功便不远了”②。

　　此后，宋庆龄满腔热情地投入北伐战争的准备工作。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国民政府决定由广州迁往武汉时，她于十一月与先遣人员一起先期到达武汉，筹备迁都事宜。十二月十三日，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召开会议，决定成立联合委员会，宋庆龄为委员。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政府迁至武汉。

　　这期间，蒋介石背叛新三民主义的迹象日益明显。他在南昌召开“军务善后会议”，公开对抗迁都武汉的决定。宋庆龄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于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同何香凝、邓演达以及共产党人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一致努力，使全会通过了 《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等一系列重要决议案，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主席团制，实行集体领导; 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措施，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 实际上取消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常会主席职务，限制了他所掌握的军事权力。

　　宋庆龄非常重视妇女工作。为培养妇女干部，她在武汉开办了中国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聘请恽代英、张太雷等革命志士担任教员。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宋庆龄亲往参加并发表讲话，论述训练班的开办理由。她说：“中国国民革命是要全体国民来参加共同奋斗，方才可以成功的。中国妇女虽然受了二千多年的专制压迫，对于眼前的革命工作当然不能置身事外。妇女是国民一分子，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一部分。所以为求全民族的自由平等，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为求妇女自身的自由平等，妇女也应当参加国民革命。这个党务训练班，就是妇女国民革命军的预备”①。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宋庆龄义愤填膺，当即与国民党许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吴玉章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此后，她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蒋介石为了借助宋庆龄的威望来壮大他的反革命声势，于七月十二日亲笔写信给宋庆龄，说： “中正等望夫人来沪如望云霓”，务请即日来沪，这样，“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也”。宋庆龄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于七月十四日写了 《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发表在汉口 《人民论坛报》上，作为对蒋介石来信的答复。她在声明中说： “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她郑重宣布： “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她还说： “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①这是一篇充满生机的与蒋介石、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断绝关系的战斗檄文。

　　为了挽救革命，对蒋介石的大屠杀实行武装反抗，中国共产党于八月一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宋庆龄坚决支持这次起义，同毛泽东、吴玉章等二十二名国民党中央执委一起，发表《中央委员宣言》，严正谴责蒋介石、汪精卫叛变国民革命的罪行，号召一切革命者团结一致，唤起民众，共同为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反对新军阀和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革命委员会，宋庆龄当时虽不在南昌，仍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