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的资料简介 宋庆龄的生平故事大全 宋庆龄的一生事迹[第3页]

　　(七)

　　宋庆龄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默默地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宋庆龄和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以及于右任、孙科等率先响应，“影响巨大”①。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蒋介石集团迫于形势，通过好几条渠道，想方设法寻找同中国共产党接触的机会，其中一条就是通过宋庆龄向共产党传递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

　　一九三六年一月初，宋庆龄约董健吾到她家晤谈。董健吾曾经是共产党员，公开身分是牧师，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董健吾应约来到宋庆龄的寓所，宋庆龄交给他一包重要文件，要他送到陕北瓦窑堡面交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且叮嘱道： 此行胜利成功，将“益国非浅”。宋庆龄把旅途的一切都替董健吾准备好了，诸如“要件一包，行资百元，还有南京财政部委员的名义，作为沿途的护身符”②。

　　宋庆龄送走董健吾后，又在考虑如何按照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转达的中共中央的意见，选送两位国际友人到陕北去。时在上海的美籍医生马海德，曾经不止一次地向她吐露过要到红军中去的愿望，他当然是合适的人选之一。另一位，她想到了驻在北平的《世界日报》记者埃德加·斯诺。把“寻求促进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为自己毕生事业” 的斯诺，听到中国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便下决心到“河的彼岸” 去了解那“未知之地”——中国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为此，他曾专程由北平来上海，请求宋庆龄帮助他到红区去访问。宋庆龄答应满足他的愿望。斯诺回到北平之后，一直在等待着宋庆龄的回音。

　　一天，宋庆龄派人送信约马海德来寓所，对他说：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夙愿实现了。”又说： “中共中央想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去实地考察，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我看你和斯诺一块儿去吧! ”马海德听后喜出望外，告别宋庆龄，整理行装去了。

　　正在宋庆龄思谋由谁护送这两位国际友人到陕北去的时候，董健吾由陕北回来了。他向宋庆龄报告了此行经过，递交了他从瓦窑堡带回的毛泽东写的重要信件和秦邦宪代表中共中央转赠给宋庆龄的三枚由红军铸造的、有斧头镰刀图案的银币和布币等珍贵纪念品。宋庆龄对董健吾此行非常满意，接着便向他提出二上陕北，护送斯诺和马海德去瓦窑堡的要求。董健吾没有推辞。他们一起商量了沿途应注意的事项和与斯诺接头的时间、地点与方法。一切安排妥当，宋庆龄写信告知斯诺，要他由北平直接到西安和化名“王牧师”的董健吾接头，然后相偕去红区。

　　在这之前，宋庆龄的阑尾发炎，经常疼痛不适。但她厌恶进医院，因而一拖数月，直到非割治不可，才住院手术。就在这种情况下，她仍坚持抗日救亡运动，抱病支持沈钧儒、邹韬奋等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工作。不久，传来鲁迅病重的消息。宋庆龄十分想去看望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旗手。可是，她自己手术后的伤口尚未复原，仍然不能起床行走，只好写信慰问，“恳求”鲁迅“立即进医院去医治”。信中说： “因为你迟延一天，你的生命便增加一天的危险! 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 为了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担忧，为你感觉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进医院去医治。假如你怕在医院听不到消息，周太太可以住院陪你，不断的供给你外面的消息……。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①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凌晨，宋庆龄接到冯雪峰打来的电话，告诉她鲁迅先生已经逝世。她强忍悲痛，立即赶到鲁迅住宅，瞻仰遗容之后，就忙着料理丧事。二十日，由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肖参等组成鲁迅治丧委员会，主要的事情大都由宋庆龄主持。考虑到中国人民和国际友人对鲁迅的爱戴，她陪许广平到万国殡仪馆以数千重金购买了一具有玻璃窗口的棺木，以便群众向鲁迅的遗容告别。

　　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上海街头万余群众为鲁迅送葬。宋庆龄紧紧扶着鲁迅夫人许广平的臂，缓步行进在队伍的前头。在万国公墓举行的殡葬仪式上，宋庆龄含着眼泪，用英语作安葬演讲。她说： “鲁迅先生之革命工作尚未完成，我们应当继续努力。追悼鲁迅先生，须效法先生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汉奸的精神，为民族求解放。”②。她的讲演，真切动人，催人泪下。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共中央派潘汉年到上海，商谈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潘汉年拜会了宋庆龄，并向她呈送了毛泽东九月十八日写给她的亲笔信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中央的信。毛泽东给宋庆龄的信，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重新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恳切希望她为此作出努力。这封信，措词恳切，战友之情，跃然纸上，其内容是：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

　　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①

　　毛泽东的信使宋庆龄进一步认清了国内的形势和自己肩头的责任。她决心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作具体实际之行动”。然而就在这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被国民党非法逮捕了。事发后的第三天，即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出版的报纸《每日新闻》竟公开造宋庆龄的谣，说她“今早被法租界当局逮捕”，“罪名是从事与第三国际有关的共产党活动”; 《上海时报》也刊有同样内容的消息。宋庆龄无比气愤，于二十六日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的名义发表抗议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种违法逮捕和捏造的罪名，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主使的。”她愤慨地说： “我要在这里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手段，与他们的意图相反，只能更引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怒火和爱国的义愤。至于对我个人所捏造的罪状，那是不值一笑的，用不着我来驳斥这些日本报纸的污蔑。他们惯于诽谤造谣，早已臭名远扬。”声明最后说： “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被逮捕，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制不了的。让日本军阀们当心吧! 他们虽然可以在幕后指使逮捕七位领袖，但是全中国的人民是不会饶恕他们的”①。

　　沈钧儒等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被押往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囚禁在吴县横街看守所。宋庆龄联合各界著名人士，为营救“七君子”出狱而奔走呼号。

　　十二月十二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扣压了不顾民族危亡、坚持“剿共”政策的蒋介石。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宋庆龄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主张，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极好的时机。宋庆龄抓住这一时机，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与何香凝、冯玉祥等十三人联名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力主国共再度合作，共同抗日。提案说：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确立三大政策后，革命阵营为之一新，革命进展，一日千里。不幸一九二七年后，内争突起，阵容分崩，三大政策，摧毁无遗，革命旋归失败，外侮接踵而来，尤其最近五年，失地几及六省，亡国迫在眉睫。近半年来，中国共产党致函致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最近西安事变，尤足证实此点，所以，“特提此案”①。宋庆龄还在二月十八日的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说，严正指出“抗日必先剿共”是“荒谬”的论调。她大声疾呼：必须停止内战，“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②。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内民主派势力的努力，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同共产党关系的“四项原则”。

　　此后，宋庆龄多次撰写文章、发表谈话，论述国共合作的道理，宣传抗日必胜的思想，卓有远见地提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③。她深刻地指出：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为着中国的解放而斗争，而且也为着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而斗争”，所以，“中华民族的斗争的确是有国际意义的。” 她按照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九月来信的要求，热情指导潘汉年同国民党中枢要员的接触;当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正式谈判国共合作的中共代表南来时，她又在寓所同他们会见，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作出了光辉的贡献。

　　“七君子”被捕关入苏州吴县监狱之后，全国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抗议声明。国民党当局无视人民意愿，竟指使江苏省高等法院提起公诉，以“危害民国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罪名”，将沈钧儒等继续羁押。宋庆龄忍无可忍，便于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与何香凝、诸青来、胡愈之、张定夫、王统照、潘大逵、沈兹九、陈波儿、张天翼、彭文应、刘良模、潘仰山、张宗麟、汪馥炎、胡子婴等十六人发起 “救国入狱运动”。他们向新闻界发表书面谈话，并具状呈送江苏省高等法院，坚决表示愿与七君子同服 “爱国罪”。具状说： 沈钧儒等从事救国工作，并无不法可言，羁押囹圄，已逾半载，倘竟一旦判罪，全国人民均将为之惶惑失措。为此特联名具状束身待质，仰请钧院将具状人等悉予羁押审讯，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爱国究竟有罪无罪，要求高等法院 “迅予办理，以解天下之惑”。

　　具状送出十天，不见批答，宋庆龄等再次请求入狱，与七君子并案处理。消息传开，全国各界人士踊跃响应，纷纷呈状江苏省高等法院，请求与七君子并案处理。宋庆龄表示，“愿意永远陪沈先生等坐牢”。她说： 我们准备去入狱，是为了 “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①。

　　七月的一天，宋庆龄不顾体弱病痛，率领何香凝、陈波儿、王统照等十余人，避开国民党警宪的耳目，冒着酷暑，由上海奔赴苏州，同江苏省高等法院进行说理斗争。法院院长听说宋庆龄带队到了苏州，慌了手脚，推辞不见，只派一书记官出来敷衍。由于大家的强烈抗议，首席检察长才被迫出面。宋庆龄义正词严地说： “如果他们七位因主张抗日救国有罪入狱，则我们十余人亦应共同负责，一同坐牢; 如爱国无罪，则应同享自由，立即释放他们七位。”检察长无言以对，支支吾吾，语无伦次地说： “苏州天气太热，还是请你们早点回上海去休息吧! ”宋庆龄寸步不让，严肃地说： “我们不是来苏州乘凉的，而是来自请入狱的。”检察官无可奈何，只好说： “救国会本身是无罪的。”

　　宋庆龄等发起的“救国入狱运动”，给了国民党反动当局以沉重打击。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沈钧儒等终于在七月三十一日获释出狱。

　　(八)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宋庆龄的安危，致电建议她撤离上海到香港去。宋庆龄感激中共中央对她的关心，遂由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掩护和“我党同志陪同到达香港”②。

　　一九三八年六月，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 (简称“保盟”)，宋庆龄任主席。这个组织的宗旨与任务是： 在抗日战争中，一、“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 ; 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①。

　　保盟成立不久，就收到诺尔曼·白求恩自陕北贺家川寄来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陈述了八路军的医疗情况、各医院伤病员的情况，强调了医疗设备不足的严重困难，还提出了发展八路军医疗事业的设想。他在报告中深情地说： “我能在此为英雄的中国朋友略尽义务，该是多么快活”②! 宋庆龄领导的保盟成员看过这份报告，无不为之感动，并想方设法援助八路军。从此，白求恩与保盟一直没有中断联系。宋庆龄后来说：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与我个人关系特别密切，这不仅因为他对我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贡献，而且由于我个人在任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内的工作”。

　　一九三八年秋，中共中央派邓颖超去香港看望宋庆龄。宋庆龄为保证邓颖超的安全，先期回到广州，亲自安排与邓颖超的会见。这时，日本侵略军正在空袭广州，飞机俯冲，投下的炸弹成千上万。“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宋庆龄在日本侵略者滥轰滥炸的危险时刻，置生死于度外，亲自率领广州民众深夜举行爱国游行示威，并连续召开华侨会议和妇女会议，宣传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在她的建议下，爱泼斯坦串联组织国外旅居广州的侨民、教师、留学生，成立了保盟广州分会。当美国侨民看到日寇投下的炸弹是美国制造的、日寇飞机是用美国汽油发动的、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战略物资是购自美国的这些事实，心里感到很难过，纷纷表示同情中国人民，尽力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保盟广州分会虽然“成立还不到一个月”①就因广州失陷而停止活动，但它确曾起过不小的作用。

　　一九三八年九月，宋庆龄在汉口 《新华日报》发表《华侨总动员——庆祝华侨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一文。她在这篇文章中热情赞扬“香港侨胞小贩牺牲血本，义卖献金，继以各行商贩的继续义卖运动，堪称先后比美的壮举” ; 热情赞扬在欧美，在新加坡、菲律宾、南洋、安南、暹罗、印度以及在香港地区的华侨，节衣缩食，积极捐款，组织救国团体，扩大国际宣传，成立战时服务团体，回国参加抗战等等事迹; 希望第二届华侨会员代表大会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而“应该是议而有决，决而有行” ，努力实现大会的一切决议，以促进反侵略和平阵线之进展，以扩大国际援华行动。

　　一九三九年三月八日，香港的三百余名外国妇女集会，纪念国际妇女节。宋庆龄到会演说，向朋友们介绍中国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贡献，呼吁她们支援中国人民同法西斯势力的生死搏斗。她说： 在中国的每一条战线上，都有成千上万穿上军装的妇女，有的从事实际斗争，有的在火线上从事后勤工作; 在后方，妇女们负起照顾伤员，替军队征募寒衣，收容和教育战时孤儿的繁重任务; 作家丁玲则领导着数百名学生和产业工人出身的妇女在华北前线进行文化工作。宋庆龄激动地说： “你们都已经体验到我们六千万名难民和孤儿的悲惨与困苦的情况。现在我要你们想一想我们英勇的游击队战士们，他们不仅面对同样的情况，而且能够不顾一切，继续不断地打击配备优良的侵略者。这些英雄们不仅是用老式的步枪、有限的弹药、土制的手榴弹、镰刀、刀剑、棍子和拳头，在跟具有各种现代战争的技术配备的敌人作战;他们不仅是连最起码的医药供应都没有; 而且，由于不甘心做奴隶，他们离开了自己的田地和工厂; 因此，他们迫切需要衣服和粮食。”所以，“我觉得我不仅有权利向你们呼吁，而且有权利向你们要求援助”，使那些“不仅为着中国的解放而斗争，而且也为着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而斗争”的抗日游击战士们，得到应有的物资①。

　　不久，宋庆龄又发出“救济战灾儿童”的呼吁。中国的战灾儿童数以百万计，他们有的是为了我们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牺牲的战士的遗孤，有的是被空袭炸死的父母的子女，有的是流离失所并被饥饿和疾病夺去生命的难民的后代; 还有成百万的儿童，是正在前线战斗的战士和被日本侵略者赶出家园的难民们无力照顾抚养的孩子。为了拯救这些无依无靠的战灾儿童，保卫中国同盟发起了为战灾儿童服务的运动。一九三九年春，保盟在陕西三原建立的孤儿院，已收养有五百个儿童。宋庆龄要求一定要管好、教好这些无家可归的儿童，因为“他们代表着我们未来的一代。他们将来要在他们的父母正在战斗、受苦受难、流血牺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中国”②。

　　为了争取更多的国际组织和各国友好人士支援中国抗战，宋庆龄经常给外国机构、组织和朋友们写信。她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写的《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里，热诚希望国际朋友“支援那些坚决要收复被敌人占领的土地，并正在敌人后方为新的民主的中国建立根据地的英雄游击队员们” ，为游击队的伤病员服务，为游击区人民的医疗事业服务; 同时，积极支援中国工业合作社，以便重建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的中国工业，使流为难民的中国工人有工做，能够恢复自尊心，并为中国的经济民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①。

　　宋庆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她的一封封呼吁支援中国抗战的信函，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国际友人，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华侨，商人和船主，文人学者，社会名流，包括香港总督，都热情支援保卫中国同盟的募捐活动。保盟成立一年之内，就从各国朋友那里募集到捐款约有二十五万港币，还有十辆卡车、数千条毯子，以及包括显微镜和X光机在内的医疗设备、战地临时帐篷等大批物品。由于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许多救济物资往往运不到解放区去。宋庆龄为此想方设法，亲自安排，一九三九年，英国工业家约翰·桑尼克劳夫爵士捐赠了一部大型救护车，车内装备有一个手术室，最适合战场使用，宋庆龄嘱咐保盟组织一个车队，一定要把这部救护车送到最缺乏医疗用品的延安去。这部救护车运到延安后，遵照宋庆龄的意见，赠送给了白求恩担任院长的国际和平医院。

　　一九四一年一月初，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调动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兵力，对奉命由皖南向江北移防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发动围攻，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以下大部指战员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月十二日，宋庆龄得到消息，当即与柳亚子等打电报给蒋介石，强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电报说： 抗战进入第五年度，敌人失败之局已定，国际于我有利形势已成，“不料最近讨伐共军之声竟甚嚣尘上，中外视听为之一变”。宋庆龄等认为： “共党问题原为世界性之问题，世界病态不除，则此种势力组织必存在，我总理早已揭示其端倪矣” 。这种世界性的组织，“即或假武力作一时侥幸之解决，仍必复活滋长，决不能以人工之力以消减”①。因此，必须“撤销剿共部署” ，而且“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②。宋庆龄领导的保盟还在二月十五日的 《新闻通讯》上发表皖南事变的消息，向世界人民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和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实。

　　当时，国内外有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生许多误解。他们中有的是出于恶意，有的则是由于不了解真相。宋庆龄针对这些误解，于一九四一年十月为纽约《亚细亚》杂志撰写了 《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一文，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性质和前途作了详尽的论述。她在精辟地阐释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定义之后，坚定地指出： “只要还有一个日本兵在中国国土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一定会存在” 。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开方便之门。文章还对那些“主张投靠罗马——柏林轴心，赶快和日本妥协”的反动派，以及“企图使 ‘日本脱离轴心’ ，‘稳定太平洋局势’ ，缔结一个远东慕尼黑协定”的英、美一些阴谋集团，进行了义正词严的谴责和抨击。

　　保卫中国同盟成立以后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作为保卫中国同盟主席的宋庆龄，活动十分繁忙。她住在九龙，距设在香港丰山区西摩道西的保盟总部还有一段路程。但她经常到总部主持会议，部署工作，连许多外国朋友也赞叹不已。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爆发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时，保盟成员有的在反法西斯侵略的战斗中光荣牺牲，有的被关进集中营，有的则化装转移。十二月八日，香港沦陷。宋庆龄一直坚持到日本侵略军逼近九龙启德机场的危急时刻，才从硝烟弥漫之中乘飞机离开香港，飞往重庆。

　　在一九四二年春季的悲惨岁月里，保卫中国同盟不仅丧失在香港的基地，而且在菲律宾、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 (印度尼西亚) 等地一向大力支持保盟的爱国华侨组织，也都落入敌人之手。但是，任何残暴的侵略者都休想阻止宋庆龄坚持保盟的工作。还在一九四○年七月，她就曾立下誓言： “不论日本的封锁严密到任何程度，不论远东的形势变化到什么地步，不论保卫中国同盟的总办事处可能迁到什么地方去，只要国外的朋友继续尽他们的一份力量，我们也将在这方面竭尽全力”①。所以，宋庆龄一到重庆，就聚集陆续由香港转移到重庆的保卫中国同盟成员，继续开展保盟的工作，并且很快就同纽约援华会及其驻重庆代表、美国国际皮裘制革厂工会、美国全国海员工会和职员、职业工作者工会建立了联系，收到了他们的大批捐款。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有关机构虽然不知道保卫中国同盟总部是否存在，但还是继续汇款给保卫中国同盟。

　　宋庆龄领导的保盟，还采取各种方式募集款项。他们组织的戏剧义演和举办的舞会，得到各界人士和当时在重庆的国际朋友的大力支持。在宋庆龄的感召下，王安娜还约了一位法国女友马丽丝到酒巴卖酒，所得收入全部捐赠给保盟①。据宋庆龄回忆：保卫中国同盟“为救济河南和广东的灾区人民” ，还“设立了两个国际组织。通过义务工作人员和英、美、苏的外交和军事机构，举行戏剧义演和球类义赛”。一次，广东旅渝足球队与一个外国球队义赛时，特务及歹徒百般刁难。宋庆龄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亲临现场主持，并亲自开球，给中外运动员以很大鼓舞。

　　宋庆龄不仅为报刊撰写文章，还经常给海内外朋友们写信，宣传中国抗战必胜，介绍中国人民和中国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功绩。她在《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中说： “在抗日前线的中国军队和人民的武装部队仍然担当着远东反法西斯战争的前卫，中国人民的武装部队进行斗争、实行民主，把许多孤立的游击据点扩大为敌后强大的抗日根据地。现在，他们已经不是孤军作战了。他们正同所有国家的数百万兵士并肩作战，逐渐勒紧敌人脖子上的绞索”②。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她盛赞北平、天津、湖南、云南、广西以至她的祖籍海南岛的妇女，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妇女们，在抗击侵略者的神圣战争中发挥的伟大作用。她说： “只有在陕甘宁、晋察冀和其他的边区，才产生了继承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伟大传统的真正的妇女运动。在这些地区，被组织起来的妇女人数不是以千计而是以十万计的，同时她们不仅从事救济工作而且全面参加作战，全面参加政治和经济的工作”①。鉴于这种情况，宋庆龄提出保盟工作的重点一定要放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她强调，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虽然牵制了并且仍在牵制着日本在中国几乎一半的兵力，但是它们已经有三年没有得到过任何武器和金钱的援助。”宋庆龄在她的文章和通信中，继续呼吁各国友好人士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民主的伟大斗争，共同努力，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宋庆龄在重庆期间，同中共驻重庆的代表保持着亲密的联系。一九四二年冬，董必武等要回延安，宋庆龄在自己的家里举行茶餐盛会欢送，应邀的客人中还有周恩来、邓颖超和冯玉祥及其夫人李德全。席间，人们被室内壁炉架上交叉垂摆着的两株黄澄澄的禾穗所吸引。李德全夸赞道： “这两株禾穗简直象金子铸成的一样! ”宋庆龄微笑着说： “这比金子还要宝贵呢! 我们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在几亿农民的心目中，这饱满的禾穗不就比金子还好吗?”②周恩来用手抚摸着禾穗，点点头说： “将来打下了江山，人民坐了天下，一定要把这两株禾穗画在新中国的国徽上面去”③。大家共同祝愿抗战早日胜利，祝愿新中国早日诞生。

　　宋庆龄在雾都重庆度过了五个寒暑。在这五年里，任何阻力、威胁，都没有截断她同共产党人的联系。愈在危难艰险的时刻，愈显示出她同中共中央的一致，愈显示出她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诚，愈显示出她不畏强暴的大智大勇，愈显示出她是共产党人可以信赖的亲密战友。

　　(九)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终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的全民族解放战争的完全的伟大胜利。宋庆龄与中国人民一起，欢呼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九月，宋庆龄在上清寺桂园张治中寓所，会见来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和平的毛泽东。不久，她迁回上海。

　　十二月，宋庆龄发表《保卫中国同盟声明》，对一切在抗日战争中曾经给予中国人民以物质和精神支援的国际组织、各国朋友和国内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声明还说： 由于战争带来的严重创伤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治愈，因此中国还希望得到国际朋友在“道义、物质和技术方面的援助”。她宣布： 保卫中国同盟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起，“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以下简称“中福会”) ，继续同国际救济机构保持联系①。

　　宋庆龄认为，中福会工作在新形势下“必须扩大视野，制定新的目标”，而新目标的重要一项就是进行儿童福利和社会救济事业。依照宋庆龄的意见，中福会从一九四六年起，先后在上海劳动人民集中的地区办了三个儿童福利站，负责儿童保健，组织儿童学习，宋庆龄有时还亲自去看望孩子们，教孩子们识字。由于宋庆龄的倡导，儿童福利事业迅速发展，很快就有约五千儿童得到“靠自己没有办法能够享受到的益处”①。

　　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了对解放区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宋庆龄在七月二十三日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公开揭露“反动分子企图将美国卷进我国的内战，从而将全世界都卷入这个战争”的行径。她认为“这个灾难必须趁它一开始的时候就加以阻止”; 解决的办法“就是正确地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并且在今天正确地应用它”，“立刻将联合政府组织起来”。宋庆龄还吁请美国人民阻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②。这一声明在国际上引起很大震动，得到世界各国人民广泛的响应。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国统区的文化、艺术和教育界的不少人士，处于贫病交加之中。宋庆龄对此极为关注。她为此专门设立文化救济基金，使郭沫若、臧克家、叶浅予、艾明之、刘白羽、艾芜等许多著名人士得到捐助，得以维持生活、继续工作和从事创作。宋庆龄为此感到欣慰，她说： “为了使中国文化生活在这困苦的岁月中不致凋谢，我们将继续帮助她的贫困的艺术家。”

　　宋庆龄主持的中福会，一直“把中国人民为消灭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作为它的中心课题”①，工作重点是援助解放区。由她援助建立起来的原在淮安后移鲁南的第四国际和平医院，经常收到经她细心检查、安排运来的药品。一九四六年夏，医院又一次收到药品后，华中军区张鼎丞司令员和邓子恢政委当即给宋庆龄写信表示： “蒙赠西药伍拾箱，已如数点收，深情厚意，至为铭感，特代表指战员致谢。”人民军队一直把宋庆龄当作最可信赖的同志。部队短缺什么药品，都由第四和平医院院长齐仲桓医师毫无保留地开列给她。宋庆龄对齐仲桓的来信，都认真地过目、答复。她在一次复信中说： “你的报告，一向令人感到兴趣。尤其是那张所需物品的清单更为可贵。它可作为我们今后争取物资的参考。虽然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满足你们的需要，但一俟一批急需物资到达后，我们仍将争取把它们运送给你们及其他国际和平医院”②。

　　宋庆龄主持的救济组织自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八年十年间，共援助解放区建立了八所国际和平医院、四十多个分院，有一万一千八百多床位; 此外，援助解放区开办了好几十个制药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是胶东新华制药厂; 还成立了几十个医疗队，为千千万万的解放区军民服务。解放战争开始后，中福会克服种种困难，把整吨整吨的手术器械、药物、医学书籍、种子和农业书籍，以及儿童服装，运送给各国际和平医院和白求恩医科大学、制药厂、孤儿院和实验农场。

　　一九四七年秋，国民党的宣传工具散布谣言，说宋庆龄在广州参加国大代表“竞选”。宋庆龄当即在上海辟谣，发表否认参加国大代表竞选的声明①。

　　蒋介石发动内战，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内部进步人士的反对。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等秘密酝酿，计划发起在香港召开“民主派代表会议” ，讨论“实现国内外民主和平问题”。随后，他们与谭平山、蔡廷锴、柳亚子、陈此生等云集香港，准备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一九四七年底，何香凝、李济深上书宋庆龄，提出了成立这个组织的计划，并表示“以夫人二十余年来一贯之主张为主张” ，深切盼望她“命驾南来，主持中央，领导我们，以慰全国人民暨各民主党派、民主义士的渴望”。一九四八年一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宣布成立，发表《宣言》和行动纲领，宋庆龄被推为名誉主席。

　　一九四九年元旦，毛泽东在《新年献词》 中，向全国人民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一月十日，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在南线战场上的精锐部队被消灭，国民党集团已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日暮途穷的蒋介石，演出了一场“引退”的闹剧，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这时，社会上有 “宋庆龄将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的谣传。宋庆龄得悉，立即签发了一份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义发表的声明： “孙中山夫人今天宣布： 关于她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孙夫人进一步声明，她正在以全部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她是这个中国福利机构的创始人和主席”①。可是不久，李宗仁真的写信给宋庆龄，要她 “出为领导，共策进行”。宋庆龄泾渭分明，坚决不去南京。在蒋家王朝行将崩溃之际，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宋庆龄在上海的处境，曾由毛泽东、周恩来联名打电报，邀她去华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这份电报由中共中央发给在香港的方方、潘汉年、刘晓，指示他们“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②，电文如下：

　　庆龄先生：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为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③。

　　人民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迅猛发展。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南京解放，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获得新生。五月二十八日，史良到宋庆龄的寓所，一见面，宋庆龄就高兴地拉着史良的手说： “我们现在解放了! ”接着，她又欢乐地说： “国民党的失败是意料中的事，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 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①。

　　中共中央领导人得知宋庆龄很安全的消息，十分高兴。周恩来当即写信说： “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 ”

　　七月一日，上海党政军民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宋庆龄应邀出席大会，并发表了《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演说。她用诗一般的语言，说中国共产党的灿烂光辉，照耀着祖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革命胜利的波涛，荡漾着每一个岸口。她表示热诚地“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 并说： 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斗争的里程碑。我们解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束缚，我们铲除了封建制度，“人民正在走向新的、更光辉的高峰。”②

　　七月七日，宋庆龄又出席上海各界纪念“七七” 、庆祝解放大会，发表题为 《帝国主义，滚开吧! 否则将与反动派同归于尽》的讲话。她说： “在我们悠久的历史上，我们第一次有了真正的人民的军队，在他们的后面是我们全体人民的力量。” 因此，“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③。在上海市纪念韬奋同志逝世五周年的大会上，宋庆龄高度赞扬了邹韬奋革命的一生，说韬奋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一位英勇的人民战士，并号召大家向韬奋学习，指出： “他的斗争历史，提供了革命知识分子所走道路的一个最光辉的榜样”①。

　　这时，邓颖超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由北平抵上海，专程邀请宋庆龄去北平共商国是，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在信中说：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增。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蒞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周恩来在信中说： “现在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宋庆龄展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后，当机立断，随邓颖超离沪赴平。

　　秋高气爽，北平火车站喜气洋洋。当宋庆龄乘坐的列车徐徐进站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都在站台迎候，使宋庆龄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