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的资料简介 宋庆龄的生平故事大全 宋庆龄的一生事迹[第2页]

　　(四)

　　宋庆龄为了实现孙中山的遗愿，表明她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立场，决定出访苏联。

　　出国前，宋庆龄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上海《申报》发表声明，说明此行的目的。她指出： “中国如果想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现代各国的斗争中生存下去，就必须彻底改变半封建的生活情况，并以一个新的现代化的国家代替那存在了一千年以上的中世纪制度。”她逐一阐述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再一次肯定“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活跃”，“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 痛斥依赖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危害了三大政策”，说“他们必然失败，走上以前企图以同样方式来统治人民的那些人的道路”。宋庆龄的声明最后说： 国民党“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因此，我要亲自到莫斯科去说明这一点”①。

　　八月下旬一天凌晨，宋庆龄和 《人民论坛》主编美国人普洛美女士悄悄离开上海莫利爱路寓所，乘车直驶浦江码头，搭舢舨登上开往海参崴的一艘苏联轮船。同船前往的还有鲍罗廷夫妇以及武汉政府的外交部部长陈友仁和他的两个儿女”②。

　　八月底，宋庆龄一行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各界人士、华侨代表和中山大学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她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下榻以后，就开始了紧张的参观访问活动，並应邀到莫斯科大学演讲，勉励中国留学生牢记孙中山的遗训，坚持三大政策，实现新三民主义。九月，与鲍罗廷、邓演达去农村参观，并登上终年积雪的高加索山脉最高峰。十一月七日，宋庆龄和陈友仁被接到红场参加俄国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庆典。这天下着鹅毛大雪，她脚上穿的是薄底皮鞋，冻得双脚发麻，仍兴致勃勃地观看完莫斯科军民的庆祝游行。此后，她常到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家里作客，和加里宁夫人结成亲密朋友。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蒋介石悍然决定要同当时支持中国革命的苏联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并将这一决定电告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宋庆龄。宋庆龄于十二月十七日电复蒋介石，说：“我正准备回国，却获悉你打算与苏俄断交并要求撤销苏联领事馆”。她表示反对采取这一步骤，要蒋介石“悬崖勒马”，并说： “如果直到最后一刻还不采取废除断交的措施，我将留在这里，以抗议你的这个决定。”十二月十八日，蒋介石再电宋庆龄，进行污蔑恫吓。电文说： “您今日发来的电报我已收到。除了这份电报外，对于以前许多去电和去信，不论是我，还是您家里其他人，均未得到回复，显然您的信件被扣押了”;“您的电报和您在俄国继续逗留不可能是自愿的” 。他威逼宋庆龄“速归”，以“亲自而非被迫地陈述自己的意见”。

　　宋庆龄收到这份电报，异常气愤。十二月二十三日，她再次发出复电，痛斥蒋介石的谰言。她说： “我在世界革命力量的心脏莫斯科的逗留是自愿的，就如同我的访问是一种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的抗议一样。说我似乎是在别人的迫使下行事，这完全是诽谤我对过去所做工作的侮辱。这种诽谤，再一次说明你疑神疑鬼，它妨碍你正确地思考问题，使你作出了致命的决定。至于要我亲自表明自己的看法，即它只能使我回想起在汉口的经历。那时我的声明不仅被销毁，而且在上面签字的国民党员也受到残酷迫害。这就是我没有回答你以前给我的几份电报的原因。”宋庆龄接着说： “这次互通电报证明，我们之间交换看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之间的分歧犹如一道鸿沟”; “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 “我将踏着革命的足迹继续前进，……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关于这一点，我在离开汉口前的声明中已经说清楚了。也正是在这点上，我和我国亿万劳苦大众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必将战胜血腥的反动派”①。

　　宋庆龄在苏联大约住有两年时间，以后又转赴德国，住柏林近郊。这期间，她还同高尔基、罗曼·罗兰以及巴比塞等，发起成立国际反帝大同盟。这个组织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总部所在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成立大会，宋庆龄出席大会并当选为大会名誉主席。

　　一九二九年，南京中山陵建成，国民党政府请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国葬仪式。宋庆龄决定回国。为了不使人把她的回国之举误解为将要同蒋介石合作，她于动身前特地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声明，表示她同蒋介石集团一刀两断的坚强决心。声明说： “在国民党的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②。她在寄给杨杏佛的英文“声明”稿中说： “我正回国准备参加孙逸仙博士下葬紫金山的葬礼。紫金山是他希望埋骨之处。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必须声明，我仍断然坚持我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发表的声明，即鉴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反革命政策和行动，我宣布不再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因此，我的参加葬礼显然并不表明也不意味着我不直接或间接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决定有所改变或推翻”①。

　　宋庆龄回国后先到北平，于五月二十六日与儿媳陈淑英等一起在香山碧云寺参加孙中山移灵仪式后，即相偕南下，在浦口把灵柩迎接到南京。六月一日，她在南京紫金山参加了孙中山奉安典礼。

　　孙中山国葬仪式后的第二天，即一九二九年六月二日，宋庆龄就由南京回到上海。尽管她五月间已经明确地表示她“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国民党的任何工作”，但是，蒋介石还是派了他的心腹戴季陶由南京到上海游说。

　　八月十日，宋庆龄在莫利爱路寓所接见说客戴季陶夫妇。戴季陶想探听宋庆龄今后的去向，假意说他自己身体极坏，几次想离国远去。宋庆龄明白戴季陶的企图，马上打断了他的话，回了一句： 你没有出国，是很可惜的，把戴季陶顶了回去。戴季陶的妻子又接上来问宋庆龄为什么不到南京去。宋庆龄说： 葬礼已经过了，我为什么还要到南京去呢? ! 戴季陶之妻继续说： 陵园真美丽，您的住宅里，一切设备都布置好了，我们都愿意您到那里去，那儿您也可以就近向政府作些贡献。宋庆龄坦率地答道： 我对于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自由，难道到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

　　这时，戴季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着的纸，宋庆龄一眼看出，那是她拍给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电报底稿，她气愤地质问戴季陶为什么扣压她的电报。戴季陶说： 这真是从你那里发出去的吗?我不大相信，象你这种地位，取这种态度，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宋庆龄说： “这是唯一诚实的态度，即使孙先生处于这种环境下，也是要取这种态度的。你散布谣言把我的电报视为共产党的捏造不免太愤愤了。我有权可以证明，一字一句都是我自己的。”

　　戴季陶马上露出了凶相，冲着宋庆龄嚷嚷道： “你没有权公然地说话。”

　　宋庆龄说：“你竟有这种勇气告诉我，说我没有权利说话。你们可以把我当作招牌去欺骗公众吗?你的蓄意正是一种侮辱。相信吧，没有那个以为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的人民的。我是代表被压迫的中国民众说话，这是你也知道的。……你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留下了多少的玷辱，民众将有一日和你们算帐啊! ”她指着戴季陶又说： “你已经不再是热心于革命、正义与改革的青年戴季陶了……你的心理已经堕落了。”

　　戴季陶并不以为耻，继续游说： “你意欲和平，但是你又在制造歧意，让我们彼此尊重互相间的意见，我可以听从你的。”

　　宋庆龄不屑一顾地反驳道： “对于这种埋葬在坟墓里的和平，和对你浪费我时间的游说，我都不存在一些幻想。”

　　“孙夫人，我希望你不再发表宣言。”戴季陶道出了他此行的本意。宋庆龄拍案顿足，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戴君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假如不然，这简直就是你们承认了你们所受的指摘并不冤枉。但是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和我一样的光明，不要使用鬼祟的毒计，派侦察来包围我。”

　　戴季陶见游说无效，只好告退，临行时又说： “我从南京回来以后，再来看你吧。”

　　宋庆龄干脆拒绝： “再来谈话也是没用的了，我们彼此的鸿沟差得太远了啊! ”①

　　这次谈话充分显示了宋庆龄高尚纯洁的道德情操、矢志不移的政治立场和光明磊落的革命胸怀。

　　不久，宋庆龄再度赴欧洲。她对国民党反对派不抱任何幻想，但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却十分关切。一九三○年她在德国，经常与当时也居住在柏林的何香凝交谈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一九三一年七月，她在柏林得悉母亲黄培珍去世的消息，万分悲痛，彻夜未眠，泣不成声，当即由胡兰畦陪同，经苏联回国奔丧。火车到达满洲里时，她激动地说： 回到祖国了! 又感到中国文化之优秀了! 她们由大连转青岛回到上海，第二天 “就到宋子文的官邸守灵去了”②。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七日，邓演达在上海被捕。宋庆龄正在设法营救，蒋介石急令把邓演达押解到南京。邓演达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南京城东麒麟门外沙子岗惨遭杀害。宋庆龄闻讯，极度悲愤，旋于十二月十九日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声明，以斩钉截铁的语言指出： “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

　　(五)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京、沪、平、济、皖、苏等省市一万多学生在南京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东北，收复失地。不料，这种正义的爱国行为却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镇压。宋庆龄对此十分气愤，在上海发表了 《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声明，揭露国民党是“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谴责他们向帝国主义投降，棒打枪刺请愿学生的罪行。她悲愤地指出： “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①。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组织上的推动，上海全市日商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各界爱国群众纷纷组织反日救国会、救护队、运输队、宣传队、募捐队，积极支援前线。宋庆龄奔波呼号，不遗余力，坚决“主张积极抗战到底”。一月三十日①，日寇再度向十九路军闸北防地进犯，就在这一天，宋庆龄冒着枪林弹雨，亲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亲赴上海真如十九路军前线指挥部与军长蔡廷锴亲切交谈。二月十二日，她又到吴淞前线，由翁照垣旅长陪同，巡视阵地。当时，日本飞机正在当空向地面猛烈扫射，她镇定自若地鼓励翁照垣说： “旅长守吴淞之功极伟，尤望继续奋斗，不使中国有寸土入于敌人之手。”通过这两次巡视，宋庆龄深为“十九路军卫国抗敌之忠勇”所感动。她说： 日本侵略军叫嚷四十八小时消灭十九路军，“今十九路军于苦战一月以后，犹能继续抵抗，中国不特未因抵抗而亡，反因抵抗而益坚国民牺牲奋斗之志”②; 十九路军“实为真正之民众武力”③。

　　在前线，宋庆龄目睹抗日救国的部队给养不足，缺医少药，大批伤员得不到及时护理的情景，认为“自应各尽绵薄”。经过磋商，她与何香凝亲自筹划，由杨杏佛帮助，向人募捐，在交通大学内创办了一所约有三百个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宋庆龄在谈到她们为什么要创办国民伤兵医院时说： “人类惟有从奋斗中求生存，革命者尤当只问是非，不顾目前利害。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我辈立之设此医院，仅站在民众一分子之地位，对此空前之革命战士表示其敬仰感谢而已” 。由于宋庆龄爱国精神的感召，四面八方的鼎力支持，国民伤兵医院一时中西名医云集，慰劳品源源不绝，广大妇女争相参加护理，使许多实际问题得到了解决。

　　从“九一八”到“一二八”，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秋。面对着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大祸，蒋介石国民党对外步步退让，屡屡下达“不准抵抗”的命令，对内则“围剿”工农红军，镇压民主运动，宋庆龄对此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她决心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组织进步团体，营救爱国志士，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二年夏，宋庆龄就与蔡元培、杨杏佛开始酝酿组织民权保障同盟的筹备工作。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申报》公开刊登宋庆龄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以下简称 “同盟”) 的消息和由蔡元培题签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章程》。宋庆龄在阐述民权保障同盟的性质和任务时指出： 要 “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同时指出： “不是革命在中国胜利，就是帝国主义征服和瓜分中国。别的道路是没有的。我相信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所以我相信革命一定会建立自己的权利，建立中国的统一、独立和完整，以及人民自治的权利。我以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是推动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工具之一”①。十二月三十日，蔡元培和杨杏佛在上海华安大楼 (今华侨饭店) 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胡愈之等七人组成同盟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宋庆龄担任主席，蔡元培担任副主席，杨杏佛担任总干事。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同盟成立上海分会，宋庆龄、鲁迅等九人为执行委员，有盟员四十余人，大都为文化教育、科学、新闻和法律界的知名人士，还有外国朋友伊罗生和德国 《佛兰克福报》记者史沫特莱。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同盟成立北平分会，杨杏佛、胡适、蒋梦麟、李济、梅贻琦、任鸿隽等二十余人以及来宾和新闻记者十余人参加了成立大会。二月一日，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选举胡适为主席，李济为副主席。民权保障同盟总部活动地点在上海亚尔培路三三一号即今陕西北路一四七号，宋庆龄经常到这里开会，与执行委员们讨论如何营救革命者和进步人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申报》等新闻单位，公开发表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非法捕人杀人的消息。宋庆龄热情地希望新闻界同人与民权保障同盟的盟员“并肩站在一起，共负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使命”，並在这共同的事业中，形成一个统一战线，忠诚地合作，全心全意与民权保障同盟共同努力，为人类社会进步事业而斗争。

　　还在民权保障同盟发起之日，宋庆龄等就以筹委会的名义，打电报给蒋介石、宋子文 (行政院长) 、于学忠 (平津卫戍司令) ，对他们在北平“非法监禁各学校教授学生许德珩等多人，至今未释，摧残法治，蹂躏民权”的行径表示抗议，要求他们立即释放因抗日救国而被捕的一切爱国师生，“以重民权，而张公道”。宋庆龄对许德珩非常关心，就在十二月十七日发出电报的当天，宋庆龄和蔡元培还委托杨杏佛由上海亲赴北平探监，慰问和营救许德珩。北平军政当局对开罪于教育界有所顾忌，便“趁杨杏佛代表民权保障同盟北来之际，顺水推舟”，释放了许德珩。许德珩出狱后当即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

　　宋庆龄对革命同志关怀备至。为营救革命志士，她四处奔波，费尽心血。一九三三年三月下旬，国民党政府与上海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相勾结，先后逮捕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罗登贤、秘书余文化、中华海员工会廖承志、红军将领陈赓以及陈藻英等。宋庆龄闻讯，不遗余力地进行营救。她与杨杏佛带着新闻记者到监狱探望，委派吴凯声律师为他们进行辩护。罗登贤、陈赓等被引渡到南京囚禁的第二天，她公开发表《告中国人民》书，反对蒋介石政府与帝国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压迫反帝抗日战士的罪行。她赞扬罗登贤等在法庭上理直气壮和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说罗登贤等“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是中国人民最高尚的代表人物”，号召 “全中国人民起来要求释放他们，要求不使他们遭受酷刑与死亡。”她还说： “如果我们容许这些革命战士们被逮捕、被监禁，甚至被害，那就是容许了可恶的反动势力摧残中国民族生命的根苗”①。宋庆龄曾一再嘱咐史良： “要多多注意为被捕的革命同志进行辩护”，“使正义得到伸张，使革命力量得到保护”②。

　　四月三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营救政治犯委员会，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沈钧儒、吴凯声、王造时、陈彬和七人为委员。宋庆龄与蔡元培联名打电报给行政院长汪精卫，认为罗登贤等的罪证不能成立。接着，宋庆龄偕同杨杏佛、沈钧儒以及美国友人伊罗生由沪赴宁，提交书面意见给汪精卫，要求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废止滥刑，禁用镣铐。她还与杨杏佛同往军事监狱去探望罗登贤、余文化、陈赓等，使狱中的反帝抗日战士受到很大的鼓舞。

　　宋庆龄还以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声援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及其夫人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后，她接受德国无产阶级领袖克拉拉·蔡特金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及一百多名德国文学家和教授的委托，主持正义，多方设法营救牛兰夫妇。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谴责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迫害》一文，抗议德国政府对德国人民的法西斯暴行，指出：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与世界进步力量联合在一起的，它对于现在统治着全德国的恐怖和反动，感到非提出强有力的抗议不可”①。这一天，她还与鲁迅、蔡元培等前往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他们共同签名的抗议书，对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行径，“特提出最严重之抗议”。

　　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正义之声，震撼着浦江两岸，震撼着中国的山南海北，震撼着全世界。同盟的工作，成就卓著，有目共赏，人民大众为之欢呼。而国民党反动派对民权保障同盟却恨之入骨，不惜采取血腥手段予以镇压。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早晨，同盟总干事杨杏佛由亚尔培路住所外出，车子刚刚开出大门，就遭到四个凶手围击，杨杏佛腰中一弹，心中一弹，倒在血泊中。

　　(六)

　　杨杏佛殉难之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迫停止活动。但宋庆龄等没有被吓倒。他们化悲痛为力量，在更加广阔的战线上，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开展英勇的斗争。

　　一九三三年六月，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决定同年九月在中国召开一次会议。宋庆龄是这个国际进步组织的中国代表。她于同年八月六日在《中国论坛》上发表《声明》，向中国人民宣布了这一消息，号召一切愿意参加反帝运动的人们，不分党派职业，都可以派遣代表出席大会。《声明》在强调这次会议的意义时指出： 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是“城市和广大农村的破坏，人民惨重的死亡、灾难和贫困的加深”。因此，必须把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体劳苦大众的战斗力量组织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计划“归于无效”。

　　不久，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派遣的代表，远涉重洋抵达上海码头。国民党当局采取恐怖、诽谤和迫害等各种手段，不许外国代表登陆。宋庆龄“违抗禁令”，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阻挠，亲自上船，在令人窒息的船舱里会见来自欧洲的反帝战士，与他们交谈开好这次大会的意见，并把他们迎接上岸。

　　这次远东反战大会由于遭到国民党的破坏，不能公开举行。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终于在上海霍山路的一幢楼房里“秘密举行”。出席的有苏区红军、东北抗日义勇军、十九路军的代表，工人、农民、学生的代表，以及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派来的英国前陆军大臣马莱，法国女作家、《人道报》编辑伐扬·古久里，《大美晚报》记者伊罗生等，共五十多人。日本、朝鲜和我国台湾省的代表，因在会议之前被捕，未能参加。

　　大会于九月三十日举行。那天凌晨，宋庆龄甩掉密探，乘汽车赶到霍山路，由中共上海地下交通员接到会场。会场上几乎没有什么陈设，所有代表“都坐在地板上”①。早饭后，宋庆龄宣布大会开始。继中外代表讲话之后，宋庆龄发表长篇演讲。她说： “如果没有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当局的恐怖和干涉，而我们能够公开举行一个会议的话，那就会有成千成万的代表，为中国亿万被剥削人民发出他们的呼声。虽然出席这个会议的代表人数为了明显的理由不得不受限制，可是这个较小的集会仍然充分地代表劳苦大众的利益，代表着他们抗议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屠杀战争。”她指出： “目前的时代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又说： “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我们拥护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这样的战争才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也只有在民众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了自己的工农政府之后 (象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做到的) ，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胜利完成。”最后，她响亮地提出： “让我们在整个远东，尤其在中国，发动一个强有力的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②。大会决定成立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分会，宋庆龄当选为分会主席。下午四时许，会议圆满结束。宋庆龄在代表全部安全离去之后，才镇定地步出会场。

　　一九三四年，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独占中国的“四一七”声明。四月二十日，宋庆龄与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联名公布《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号召“全体武装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 ，并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及其地方分会和下层组织。《纲领》指出： 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 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武装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正义的战争，这是拯救四万万人民的战争，这是使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不当亡国奴的神圣战争! 这个号召得到国内人民群众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公开签名赞成者达十万人。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随即在上海正式成立，由宋庆龄担任主席。

　　这一年，宋庆龄在上海史沫特莱家里，参加了在华的一些美国朋友组织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的活动。她用流利的英语畅谈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在座的朋友们叹服不止。此后，有两位 “重要的共产党人”要经上海到苏联去，宋庆龄为此作了巧妙的安排。她要马海德“穿上时髦的西装，开着一辆天蓝色的福特轿车，护送客人到了码头”①，躲过了国民党军警的盘查，顺利登上开往苏联的轮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