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牧民生育习俗

　　蒙古族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人口增长是缓慢的。成吉思汗称汗时(1206年)封了九十五个“敏安”(即“千户”)。人口约为四十七万左右。到元中朝，按《黄金史》载，已达四十四个万户，人口(包括岭北)可达二百二十至三百万。然而到了清朝末年宣统时，中国境内的蒙古族只有八十七万余人。其原因：一是洲际性的对外远征，是造成人口失散和大量伤亡的主要原因;二是清政府提倡和奖励喇嘛教，推行人口减丁;三是牧区环境所致，加之旧社会穷苦农牧民家境艰难，文化、卫生落后，是造成婴儿大量死亡的重要原因。这样，不仅引起人们对添人进口的重视，对妇女生产的关注，而且总觉得有什么神灵在操纵人间生育，于是便有许多产期禁忌和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产俗产生。

　　产妇生产期，蒙古包前(或住房门外)都挂以标志，如生男儿，门前挂特制的榆(柳)条弓箭，以示男儿之勇，驱除豺狼;要生女儿就挂红色布条，以示女儿之巧，剌花绣缎。产期一个月内不准从产妇家借物，以免“带走奶”。产褥污秽，要在远处掩埋，以免污渎天、佛，招来灾难。产妇、婴儿住处要挂帷幔，与外人隔绝。

　　产婴三天为“洗(喜)三”，向亲族报喜;婴儿出生一个月要庆满月，也是给婴儿起名的日子(旧时，要给庙里喇嘛送礼品，由喇嘛赐名);百日要“过百天”，祝长命百岁;满一岁时要办首次生日。这四个日子都要宴请家族、舅族及亲友。家族、舅族、亲友也要送礼祝贺。农业区外送食品、衣物;牧区送奶制品或羊。婴儿的外祖父母送的礼物最多。邻居还要给婴儿挂彩线。没满周岁时，抱婴儿串门，亲戚要给婴儿挂线。它既祝福婴儿福寿绵长，也含“拴住”之意。

　　如是生男儿，外祖父母要送摇篮，明显地看出是对男婴的偏爱。

　　摇篮，亦称悠车、摇车、晃车、炕车。是用皮条或绳子吊在房梁上有节奏地摇摆的、婴儿睡眠用的船形小床。这是蒙古族东部区和东北地区特有的。旧时民谣说：“关东城，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十七、八的姑娘叼个大烟袋;生了孩子吊起来”。

　　北方各少数民族均有使用“悠车”的习惯。这可能源于北方少数民族狩猎时期，父母外出狩猎去了，劳动去了，把兽皮吊在树杈上做摇篮让孩子睡觉，并可防野兽。它始于哪个民族不详。不过就目前已有资料看，首见于1240年成书的《蒙古秘书》，其卷一云：“帖木真九岁，拙赤合撒儿七岁，合赤温额勒赤五岁，帖木格斡惕赤金三岁，帖木伦女方在摇车中也。”可见蒙古族在1240年前已有摇篮。

　　蒙古族大概是从走出森林后，才把吊起来的摇篮，改为左右摇晃的“晃车”。摇车多选用结树籽多的木料，如榆木、松木。也有选柳木的，谐其“留”音。还有选用雷击木做摇车的，达避邪之愿。有些不愿意使新车，愿意借用子女多的人家用过的摇车。摇车的上端，插有半月形的顶屏(多以柳枝制成，蒙以白布)，若是男婴，就绣上鹰、马之图像，预示英勇雄武之意。若是女婴，则绣花草之类，预示聪慧、俊秀之意。顶屏还要挂上镜子、虎爪、黄羊角、绵羊腿骨或山羊蹄子等，这是过去人们的一种消灾避邪的心理寄托。

　　产妇如生女婴，常起“达古拉”一类名字，以表示“带小”、“招弟”之愿。生女儿多的，起名“呼吉雅”，意思是说：应该是儿子的命运，怎么来了女儿?

　　大概是错了吧!

　　如果一个女人生几个孩子都不幸死去，有的就请屯中一个子女多的女人在临产前来这里等着，产妇生下孩子后，这个请来的女人，从孩子身上迈过去。孩子把她叫妈(额莫)，把生母叫婶。这样的孩子也多起“陶克陶胡”(占住)一类的名字，从前也曾有过给男儿扎一个耳朵眼、给女儿左右各扎三个耳朵眼的习俗。三个耳朵眼中间戴坠子，两旁戴耳环。男孩扎耳朵眼主要是为了装饰，也有“拴住”之意。扎一个耳朵眼的男孩，长大结婚时，岳父还要赏一头牛。

　　解放后，产妇生育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乡镇、草地普遍建立了接生站，有条件的还建了产院。助产大夫、接生员受过良好的职业教育。在蒙汉杂居区为造成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还设立了蒙儿“长托”和蒙古族幼儿园，坚持以蒙古语为生活用语。在牧区和边远的蒙古族居住区，群众卫生也有很大改善。因而，人民健康状况有了根本好转。从第二次人口普查看出，现在是蒙古族历史上人口最多的年代，是蒙古族人口的第三次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