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资料简介西安事变真相始末西安事变的简要介绍及影响[第4页]

时间：2017-12-20 14:39:25 来源：网络整理 编辑：

　　12月20日上午，宋子文由端纳陪同飞抵西安。蒋宋相见，“握手劳问，悲感交集，几不能作一语”。宋子文出示了宋美龄带给蒋的短信，内称：“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37)蒋读后不禁凄然泪下。宋子文与蒋单独密谈后，又分别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通过郭增恺转达)交换了意见，弄清了西安三方面的态度，遂于次日飞回南京报告。22日下午，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端纳、戴笠等一行飞至西安。蒋介石一见宋美龄，惊喜之下，脱口而出：“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语毕，已涕泪潸然。蒋表示，他在劫持中决不作任何允诺，否则即是“违法”，也“有负革命之大义与国民之付托”。宋美龄则温言劝蒋，既要从国家民族考虑，也要顾及个人安危。至此，蒋介石乃同意与西安三方面进行谈判，但又借口身体有伤，由宋子文作为其代表。

西安事变资料简介西安事变真相始末西安事变的简要介绍及影响

　　22日，宋子文与西安方面商量谈判程序。西安方面提出以八项主张为谈判基础，宋同意。宋又代蒋介石提出两项原则：一、谈判由宋氏兄妹出面;二、商定之条件，由蒋以领袖人格保证，返宁后分条逐步执行，在西安不签署书面协议，亦不对外公布。西安三方以大局为重，也同意了这两项原则。23日上午，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层客厅，正式开始了谈判。参加者为：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宋子文。谈判一开始，先由周恩来代表中共和红军提出六项主张：“子、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丑、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寅、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辰、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巳、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以上六项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38)宋子文听后，表示个人同意，承认转达给蒋。下午续谈，由宋子文就上述六条提出具体实施意见。改组政府问题，宋提议先组织一个过渡政府，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等赶走，三个月后再改造为抗日政府。对行政院正、副院长，财政、外交、内政、军政、海军、铁道、交通、实业、教育诸部的部长、次长人选，会谈各方都作了推荐与研究。撤兵、释蒋、释放“七君子”等问题，宋提议由蒋介石下令撤兵，即释蒋回宁，返京后再释放“七君子”;张、杨、周则坚持先撤走中央军、释放“七君子”，然后蒋再离开西安。西安方面还提议，在过渡政府时期，先成立西北联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与红军成立联合委员会，由张学良领导，进行抗日准备，实行训练补充，由南京接济军需。宋子文答允，将此事转告蒋介石。

　　24日，谈判继续进行，蒋方增加了宋美龄，西安方面仍由张、杨、周三人出席。宋美龄曾明确表示：“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39)谈判的结果是：(一)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组织各方满意之政府，肃清亲日派。(二)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 (三)蒋回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可先发消息，宋子文负责办理。(四)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两宋担保停止剿共，可经张学良手接济红军。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五)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救国会议。(六)分批释放一切政治犯。(七)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可公开活动。 (八)外交上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九)蒋回京发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十)宋子文要求西安方面派专人驻上海与之秘密接洽。

　　当天，就撤军、改组政府、释放“七君子”、联红容共、外交政策等问题，蒋介石又对张学良作了较为明确的答复。至此，蒋基本上同意了西安方面提出的主要要求，双方最后达成了六项协议，即：(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西北军政归张、杨负责等。

　　24日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蒋勉力起坐与周寒暄，并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谈判达成的六项条件，蒋亦指定由二宋及张学良代表他，与周恩来协商解决。蒋还邀请周在他回南京后，可与他直接谈判。

　　谈判协议达成后，宋氏兄妹急于送蒋回宁，惟恐夜长梦多，中间生变。张学良也深感国内形势瞬息万变，一着不慎，就会危害大局，故主张不能拖延，应迅速释蒋。然而，设计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不少中高级军官、幕僚纷纷提出，放蒋应有一定的先决条件，或要求中央军先撤兵，或先释放“七君子”以取信于民，或要求蒋在协议上签字，或要求蒋必须先做出某些保证，一时众说纷纭。24日晚，张学良向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高级将领宣布，他将亲自送蒋回南京，并向中央请罪，好替蒋撑面子以恢复其领袖威信;同时也可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亦兼含有“讨债”的意思在内。同时张向王等交代：“关于东北军，听命于于学忠;关于抗日联军总部的事，听命于杨虎城;有问题时多和周恩来商量。”从24日下午到次日中午，张学良虽然东奔西走，舌焦唇敝地劝说其部下僚属，但多数持不同意见者并未真正被说服。25日早上，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与幕僚鲍文樾、马占山、米春霖、杜斌丞等，联名写信给宋子文，提出若要放蒋走，必须在商定的条件上签字和中央军立即撤出潼关，“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了，我们也誓死反对”。蒋与二宋见信后，惊慌不已。张学良也深感拖延下去，局面将难以收拾，遂决定悄悄送蒋回宁。

　　当天下午3时左右，张打电话请杨虎城到张公馆来。两人刚一见面，张即说：“我今天决心亲自送蒋走……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这时，蒋介石已经出来准备上汽车，杨虎城虽一直坚持要有条件地放蒋，但又不好在蒋面前与张争执，只好陪张送蒋去了机场。

　　到机场后，蒋又重复了一遍允诺的六项条件，并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我所答应你们的那些事，我回南京后，一一都可实现，你们放心，不然我也不成其为国家民族之领袖。”(40)张学良则写一手谕：“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侯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二十五日。以杨虎城代理余之职”。约4时左右，张学良将手谕塞给杨虎城，然后登上自己的飞机，陪伴蒋、宋飞离了西安。

　　下午5点后，蒋与二宋、张学良及随从人员飞抵洛阳。当天，蒋令张学良致电杨虎城，要求释放被扣在西安的南京军政要员，西安方面协商后，不久即分批送走了所有被扣人员;随后也放走了扣在西安、兰州的65架军用飞机。26日中午，蒋介石由洛阳飞返南京，下午，宋子文与张学良亦同机抵宁。蒋在从洛阳飞往南京之前，曾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这篇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的“有趣”文章，通篇在训斥张、杨“蔑法坏纪”，“应负责任”，应听裁处，却掩盖了他自己接受六项条件的真相，硬是把他的被释放说成是“伟大人格”感召的结果。28日，何应钦呈请国民政府将“讨逆军”总司令部及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部撤销，停止军事行动;翌日，国民政府指令照准(41)。

　　张学良甫抵南京，在蒋介石的示意下，即写了请罪呈文，表示“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纲纪，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蒋介石立即把它转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请求核察;同时蒋自己向国府请求处分，并要求对张“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29日，国民党中常会第32次会议通过决议，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且内定组织高等军法会审，推李烈钧为审判长，鹿钟麟、朱培德任审判官。31日，军事法庭开庭审理，张学良由宋子文陪同出庭。审理过程中，张学良态度磊落，答话直率;时而侃侃而谈，时而高声怒斥，时而语含讥刺，反而把法庭变成了申诉自己救国主张的讲堂。当然，审判只是走走过场，张的罪名早已由蒋介石预先决定好了。最后，法庭判决：“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42)随后，蒋介石呈文国民政府，请求对张学良特赦，国府将呈文发交司法院复议。1937年1月4日下午，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43)。从此，张学良便在“严加管束”的名义下，被软禁了起来，时间之长竟超过了半个世纪!

　　张学良被扣、受审的消息传出后，激起了西北三位一体的极大愤慨，营救张将军的要求与呼声迅速高涨起来。1937年元旦，蒋召集朱培德、顾祝同、朱绍良等会谈，决定“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方略，以解决西北问题”。可是在行动上，他却以军事威胁开路。他所任命的第一至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蒋鼎文、朱绍良、陈诚、卫立煌等人，各率所部，从东、西、西北、东南四个方向进逼西安。然后在1月5日，南京政府行政院通过“陕甘善后整理办法”，并以国府名义发布人事任免令：派顾祝同为军委会西安行营主任;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甘肃省政府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均予撤职留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准予辞职，分别以孙蔚如、王树常继任。对于蒋介石的军事威胁和政治分化，西安方面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37年元旦，东北军与第十七路军联合举行了元旦大检阅，反对南京扣张与纵兵西进。1月5日，西安举行保卫和平大会，向世人公布了蒋所允诺的六项条件。同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等八名西北将领联名通电全国，揭露了蒋介石背信弃义的行为。8日，东北军、第十七路军126名军官发出通电，表示拥护杨等5日“歌电”所持之立场和态度。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内战，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与红军也作了必要的军事准备，拟定了联合作战纲领，加强了西安东面及两翼的防御力量。

　　尽管宁陕双方剑拔弩张，但谁也不愿意真正诉诸武力。1月上旬，南京方面派东北人士王化一、吴瀚涛携蒋、张亲笔信飞至西安，劝说西安方面服从中央命令，停止军事行动。待西安方面答允后，13日，蒋介石派米春霖携甲、乙两种方案飞往西安，要求西安择一而行。其甲案为：东北军移驻甘肃及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路上，第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沿陇海路潼关至咸阳段驻十二个团;陕西省政府主席仍委第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士充任。乙案为：东北军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第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返回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皖、甘两省政府主席职分由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人士充任。此后，李志刚、鲍文樾、米春霖等人穿梭往返于西安、南京、奉化之间，通过多次的商谈、沟通，西安方面于24日同意直接与顾祝同在潼关商洽解决军事问题。从25日至30日，潼关谈判大致接近达成协议，西安方面同意接受较为有利的甲案。关于中央军进驻潼关、西安的部队数量，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驻地划分、移驻时间、军饷、指挥系统等问题，也具体规定了二十余款。然而，就在此时，西安城内却又发生了重大变故。

　　自张学良被扣后，西安三位一体内部对如何救张，是战是和等问题，一直存在着严重分歧。东北军中以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为首的少壮派势力，坚决主张必须先放张学良回陕，然后才撤兵，否则不惜拚死一战。以王以哲、何柱国为代表的高级将领，则以张学良的初衷为宗旨，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从整个国家民族利益来考虑的，因而应该避免内战，通过和平谈判来营救张学良。这两派的分歧不断扩大，很快在和战问题上出现了动摇与混乱的局面。类似的情况，在第十七路军中也同样存在。当时，外有重兵压境，内有和战之争，特务分子又乘机兴风作浪，造谣破坏，西安形势动荡不安。1月的下旬，主战派的调子越唱越高，并在军中发起请战签名运动。1月29日，董英斌代王以哲主持，在渭南召集了东北军高级干部会议，决定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以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进攻，坚决打退它”。1月31日，王以哲将军为了顾全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提议在他家召开三位一体的最高会议。当晚，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出席“王宅会议”，以决定和战大计。最后，三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做出了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

　　2月1日下午和晚上，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何镜华等人，在张学良公馆东楼办公室内召开了两次会议，研究如何能做到不撤兵的办法。下午的会上，孙铭九就提出了“干掉”王以哲、何柱国的设想。当晚，西安街上已出现了所谓“除奸”的标语;深夜，应、孙等拟定了捕杀王、何的计划。2月2日上午，三十多个少壮派军官在孙铭九家开过会后，即分头行动。时王以哲卧病在家，卫队团连长于文俊率一排士兵闯入王家，惨杀了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董英斌等因事先避入新城杨虎城公馆，经杨保护，得免于难。与此同时，孙铭九还捕杀了总部交通处长蒋斌、参谋处长徐方和第六十七军副官长宋学礼等三位将军。

　　二二事件是东北军内少壮派在极少数个人野心分子煽动和策划下，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一次鲁莽的行为，也是极少数人一意孤行制造的一场悲剧。它直接促成了东北军内部的分裂、瓦解，更削弱了西安方面在和谈、救张时的实力与地位。王以哲被杀的消息传出后，激起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强烈愤慨。2月3日，驻防渭南的一○五师主动撤退，在刘多荃的指挥下，该部调转枪口，进逼西安，要求严惩杀王的主谋和凶手。此时，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惊恐万分，不知所措。周恩来为避免事态扩大，尽量减少东北军互相仇杀的损失，派人把应、孙、苗三位肇事者送出了西安。刘多荃率部进城后，枪杀了高福源旅长，将于文俊剖腹挖心，更加深了军内两派的仇恨，西安城顿呈一片恐怖气氛。

　　2月4日，潼关谈判恢复，继而双方按乙案达成了协议。2月8日，中央军宋希濂师和平进入西安。3月初，东北军除檀自新、沈克两师投蒋、何柱国骑兵军仍留陕甘外，其余全部东开，分驻于豫西南、皖北、苏北地区。不久，陈诚奉蒋介石令，将东北军改编为四个军(即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四十九军、六十七军)，分别由于学忠、缪征流、刘多荃、吴克仁分任军长，师的番号由原来的二十五个师减至十个师。第十七路军除冯钦哉师和沈玺亭、唐德楹两团先后投蒋外，其余被改编为三十八军，由孙蔚如任军长。由于东北军很快东下，西北军多在三原一带驻防，西安附近的红军返回陕北，三位一体的联合阵线便随之解体。

　　1937年2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国民党三中全会最终确定了“和平统一”政策，实际上停止了内战，承认有条件的开放言论、集中人才和释放政治犯等，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抗战”问题。这样，国共重新合作的原则已经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了。

　　在30年代民族危机最为深重的时候，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以此为契机，国共两党结束了长期的互相厮杀，并化干戈为玉帛，再度携手合作，联袂投入到了抵抗外侮的时代洪流中，从而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坚实基础。张、杨两将军也因此而“大有功于抗日事业”，成为令后世永远敬仰的“千古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