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资料简介 西安事变真相始末 西安事变的简要介绍及影响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陕西临潼县骊山的西秀岭与夜色浑然一体，万籁俱寂。6时整，一阵清脆的枪声突然响起。霎时，华清胜境的亭台楼阁间火花闪烁，枪声、喊杀声震耳欲聋。这枪声，惊醒了酣睡的古城西安，响彻了大江南北，宣告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已然拉开了帷幕……

　　说起“西安事变”的发生，还得追溯到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短短四个多月间，东三省全部沦陷，3 000万同胞呻吟在侵略军的兽蹄之下。1932年1月28日，日寇又在上海点燃了战火。1933年1月初，日军攻陷榆关，随即分三路侵占了热河。3月9日，伪满洲国成立，溥仪粉墨登场，先任“执政”，后则称帝。与此同时，日军直冲长城各口，蚕食察、绥、内蒙各地，并俯瞰平津，华北顿告危急。1935年，日军及其特务机关，相继制造了察东事件、张北事件、河北事件等一系列侵华事件。又策动了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鼓动汉奸殷汝耕在冀东“独立”，扶植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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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空前加剧之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内大打“剿共”内战，对外则步步妥协退让。 《淞沪停战协定》丧权辱国于先，《塘沽协定》继之于后，更有《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无一不使国家主权遭到严重损害。更有甚者，国民党当局既不愿发动全民抗战，却对济危扶倾的民众救亡运动大加摧残。继1935年的“新生事件”后，同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发布《敦睦友邦令》，要求国人“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次年2月20日，国民党当局又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竭力镇压爱国救亡运动。11月23日凌晨，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被捕，史称“七君子事件”。这是国民党当局制造的又一起爱国冤狱。至于暗杀爱国志士，封闭进步的出版机构，查禁、焚毁进步书刊，强制解散爱国团体之类的事件，在国民党统治区更属司空见惯。

　　然而，在国家危亡的严重关头，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们，无不同仇敌忾，奋然而起，努力为中华民族寻求生路。自九一八以来，中国共产党一再发表宣言、通电，呼吁团结抗日。1935年10月1日，《八一宣言》在巴黎《救国报》上正式发表，很快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所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关于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建议，得到了国内各界的热烈拥护。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分析了由于日寇侵华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确认民族矛盾已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指出：关门主义的策略只能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它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只能“把‘千千万万’和 ‘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①。相反，“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②。这个报告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提出了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重大转变;从而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下层与上层相结合的方式，大力争取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支持他们的爱国救亡活动;对各地方实力派进行广泛联络;同时做了大量的工作，争取国民党内爱国人士与爱国将领的谅解与支持。1936年2—7月，红一方面军分别进行了东征和西征，扩充了兵员，开辟了新的根据地。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静宁、会宁地区胜利会师。红军三大主力全部移师西北，进入抗日前线阵地，对于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对于促进全国抗日战争的实现，均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由于日寇侵华日益加急，而蒋介石又死抱着对内用兵、对外妥协的错误政策不放，这就使得国民党内部和军队内部分化出一部分爱国人士和爱国将领，他们积极主张抗日，极力要求蒋介石更改错误政策。1932年，蒋光鼐、蔡廷锴率第十九路军进行的上海抗战;次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组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1月，陈铭枢、李济深、黄琪翔等人与第十九路军领导人发动的福建事变;1936年6月，陈济棠、李宗仁等发动的两广事变;同年11月后，傅作义部在绥远的抗战……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国民党内抗日倾向的增强，也预告了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必将破产。

　　自华北事变以后，虽然蒋介石集团对日态度逐渐强硬，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势力占居了上风;虽然蒋介石从1935年就开始设法调整中苏关系，并派陈立夫、邓文仪等人寻找线索，与中共秘密接触，商谈以政治手段解决中共及红军问题等有关事宜;虽然蒋介石在1935年就制定了国防三年计划，并着手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后又下令中止了张群川越会谈，全面调整对日政策，但直至西安事变爆发之前，他仍未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仍然幻想着以军事手段消灭红军。1936年10月，他在处理完两广事变后，便席不暇暖地匆匆飞抵西安，部署和督促张学良、杨虎城部“围剿”红军。

　　张学良系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继承人。1928年6月，日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张学良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12月底，不甘受日本控制的张学良，为了促成国家统一，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随后，约三十万奉军被改编为东北边防军，张学良就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次年1月，张学良处死了亲日的杨宇霆和常荫槐，巩固了他的东北“少帅”地位。从这时起，张学良大力发展东北的经济文化，改革东北军，建立空军和海军，大规模地筑路、办厂、兴学，使东北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改观。1930年5月后，蒋、冯、阎等国民党新军阀展开中原大战。9月18日，张学良发出巧电，“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措置”③。接着，东北军武装入关，调停内战，阎冯一派迅速失败。10月9日，张学良在沈阳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职。次年4月，张在北平设副司令行营，仍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此后，张学良坐镇北平，统治着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热河、察哈尔等六省及平、津两市的广阔地区，其地位与势力仅次于蒋介石。

　　当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张学良听命于中央，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让东北军主力忍痛含辱退入关内，他本人也被时人骂作“不抵抗将军”。1933年3月，热河失陷。在全国舆论的强烈谴责下，张学良代蒋受过，被迫“下野”。4月，他偕家眷、随从，乘轮船出洋考察。年底，为利用东北军“剿共”，蒋介石电召张学良回国。1934年1月9日，张学良返抵上海。此时，张学良已戒除了毒癖，身体颇为健壮，与出国前简直判若两人。旅欧期间，张学良在意大利居住时间最长，与墨索里尼女婿齐亚诺交谊甚深，对德、意的法西斯统治十分欣赏。归国后，他一心希望蒋介石能够统一全国，励精图治，收复失地。因此，他积极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支持蒋氏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在他看来，“意大利与德国之复兴，主要是由于人民全心全意拥护领袖，使领袖得有充分力量克服救国途上的障碍。……我国人民若要救国，必须真诚信仰领袖并拥护领袖”④。1934年2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蒋自兼总司令。此时的东北军官兵都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张学良更是集国难家仇于一身，满怀愧疚与负罪之感，渴望着有朝一日能复土雪耻。而蒋介石却让数十万东北健儿大打内战，这不能不使东北军从上到下都对蒋氏的“安内攘外”政策产生怀疑和不满情绪。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抵达陕北，开辟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蒋介石急忙调整其“剿共”部署，于9月间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自兼总司令，10月1日正式发表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在此前后，东北军大部分也陆续开入陕甘一带，计有于学忠的五十一军共三个师、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共四个师，董英斌的五十七军(后由缪征流接充)共五个师、何柱国的骑兵军共四个师，另有张廷枢的一个师(后由霍守义接充)、刘多荃的一○五师、熊正平的一一五师及炮兵、工兵、辎重、通讯、铁甲车等特种部队，人数约近二十万，其声势之大，可想而知。

　　是时，控制陕西的是地方实力派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西北军)。

　　杨虎城，陕西蒲城人。清末，他在家乡组织“中秋会”，以劫富济贫、扶弱抑强相号召，会员发展到百余人之多。1911年，杨率部分中秋会员参加了于右任、井勿幕领导的陕西反清队伍。1915年后，他又率部参加了陕西靖国军，在护国反袁及护法诸役中，屡建战功。1922年，陕西靖国军飘零星散，杨虎城率第三路军孤军血战，失利后乃退居陕北榆林，依托于陕北镇守使井岳秀。驻军陕北期间，杨虎城结识了进步人士杜斌丞、共产党人魏野畴等人，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1925年7月，杨虎城率部南下，收复关中，后任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第三师师长。1926年4月，吴佩孚派刘镇华率镇嵩军攻陕，杨与国民军第二军李虎臣部联合坚守西安孤城，继而在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援助下，于11月底解围。坚守西安的胜利，牵制了吴佩孚的部分军事力量，在战略上策应了北伐战争。随后，杨虎城任国民军联军第十路(旋改第十军)总司令，率部东出潼关，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国共分裂后，杨虎城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保护了一些共产党人。翌年，杨赴日本疗养，他到处参观游览，考察日本的军事政治情况，接近留日进步学生，更加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归国后，杨权衡利害，弃冯(玉祥)投蒋，先后任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陆军第十七师师长等职。中原大战期间，杨部被扩编为讨逆军第十七路，杨任总指挥。接着，他率部西进，于1930年11月占领西安，旋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杨主政桑梓期间，用共产党员南汉宸为省府秘书长，释放了一批政治犯，资送王炳南、潘自力、江隆基、袁若愚、李敷仁、李子健、刘佛吾、郭则沉、韩鲁、原政庭、蒲克敏、亢心栽等进步青年出国深造。杨具有较深厚的民主思想，他提倡学术自由，扶持教育事业，曾创办了尧山中学和简易师范;并大力兴修水利、筑路、开矿、植树，为改变陕西经济文化落后面貌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杨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一天天尖锐起来。蒋介石对杨虎城势力的百般限制、削弱，如策动杨的部下马青苑叛杨，抑制杨向甘、宁发展，又于1933年突然免去杨省府主席职(保留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职)等，使二人之间的裂痕日渐加深。而自九一八以来，杨屡次向蒋请缨杀敌，却一再遭到拒绝。蒋的“安内攘外”政策误国咎深，一次次的屈辱妥协，更让杨悲愤异常。因此，每当蒋介石逼令杨虎城率部“剿共”时，杨的不满就会陡增几分。也由于历史上杨曾结识过不少共产党员，他本人又素具爱国民主思想，因而对“剿共”内战十分消极。1933年红四方面军到达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后，杨在杜斌丞建议下，曾派人赴川北与红军联系，后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的默契。1935年1至7月间，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陕南，杨部在蒋的催逼下进行“追剿”，先后被红军消灭了三个多旅。一再的惨败，使杨虎城认识到，追随蒋介石打内战只能是死路一条。他曾感慨地对部下讲：“我们再也不能跟着蒋介石殉葬了，只有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

　　当东北军陆续西移之际，张学良于1935年9月中旬乘飞机入陕，初下榻于绥靖公署的新城大楼，后移居到西安市东门里金家巷公馆里。此前，张学良与杨虎城各据一方，素未共事，现在两军同处蕞尔之地，难免发生猜疑与冲突。东北军浩浩荡荡开入陕西，对西北风俗习惯不甚了解，加以带兵官自以兵多饷足，言行上不免有些骄气。而蒋介石在西安地区的特务，又故意煽风点火，散布谣言，挑拨两军不和。因而东北军一踏上三秦大地，与第十七路军吵闹、打架之事时有发生，有时几乎达到互相警戒、动武的地步。为此，张、杨两部的黎天才、高崇民、杜斌丞等人及第十七路军中的中共地下党人，曾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快使第十七路军消除了疑忌，张、杨在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等问题上开始有了共同语言。不过，东北军入陕之初，张学良还有些盲目乐观，以为用十几万人的东北军“围剿”不足万人的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当不费吹灰之力。孰料，当年9月间，劳山一战，王以哲部六十七军的一一○师几乎全数被歼，师长何立中阵亡。10月，榆林桥之战，一○七师的六一九团又告覆亡。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1月间直罗镇一役，号称精锐的五十七军一○九师全部被歼，师长牛元峰毙命;继而在黑水寺战役中，五十七军一○六师又损失了一个团。仅仅数月间，东北军迭遭惨败，损失了两个半师，令张学良痛心疾首。一○九师、一一○师被歼后，张学良请求蒋介石补充武器、弹药，并给两个阵亡师长特别抚恤金各十万元，而蒋竟答称：“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由此，张逐渐觉悟到蒋介石调东北军“剿共”，是险恶的一石两鸟之计。正如他后来所说：“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增加痛苦，更加深良素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党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能动用 ‘和平’办法解决共党之念生焉。”⑤

　　10月底至12月上旬，张学良赴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张学良带秘书应德田和侍卫副官刘令侠等前往上海，会见了抗日爱国将领李杜，并请李杜设法尽快沟通与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关系。返回西安后，张学良又密令王以哲注意在前线通过与红军的接触，去寻找共产党的领导机关。这时，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通过在红军中的参观学习，衷心赞同中共的抗日主张，主动要求为沟通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而奔走。1936年1月中旬，高福源返回东北军王以哲部防地，王立即密电张学良，称高氏“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翌日，张乘自己的波音号座机飞到洛川，接见了这位红军派来的使者。高福源当即向张学良详细介绍了他在苏区的见闻，并慷慨陈词：“中国要是继续内战下去，不只是东北军有灭顶之灾，东北失地没有收复的日子，就是整个中国也危在旦夕……共产党和红军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诚心诚意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我们应当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联合起来与全国人民携手抗战，洗去背在身上的历史罪名。副司令应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啊!”说着说着，高福源不禁泪如泉涌，失声痛哭起来。张学良和王以哲也都流下了热泪。最后，张学良当场指定高福源再去苏区，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来进行商谈。1月16日，高福源到达甘泉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向李克农、彭德怀报告了见张的经过。中共中央遂决定派李克农为正式代表，去面见张学良。2月25日，李克农与四名随从人员，在高福源引导下，抵达洛川，见到了王以哲将军。此时，张学良因事要去南京，便电嘱王以哲妥为招待，可先商谈六十七军与红军合作的具体问题，重大问题留待他从南京回来再定。28日，李克农与王以哲、赵镇藩(六十七军参谋长)等达成口头协议，并决定经批准后于3月5日各自下达执行。协议主要内容为：

　　一、为巩固红军与六十七军一致抗日，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

　　二、双方同意恢复在鄜县(今富县)、甘泉、肤施(今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及经济贸易;

　　三、肤施、甘泉两城恢复正常关系，六十七军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给予便利;

　　四、恢复红白两区通商，双方均有保护对方采购人员之责。

　　此外，王以哲提出，被围困在甘泉县城半年之久的六十七军两个营需要换防，要求红军不予阻拦;甘泉城十里内及鄜肤公路沿线，双方均勿驻军以策安全。李克农表示，同意这两项要求;六十七军则表示可送给红军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会谈期间，王以哲除掩护红军采购人员到西安购买了两批物资外，还收集了一批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出版的报纸杂志，连同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各省的军用地图各一份，赠送给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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