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资料简介西安事变真相始末西安事变的简要介绍及影响[第2页]

时间：2017-12-20 14:39:25 来源：网络整理 编辑：

　　3月3日，张学良返回西安，次日即飞至洛川与李克农会谈。双方在诚挚、友好、坦率的气氛中，就联合抗日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李克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张学良则提出了几个问题：1.蒋介石掌握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和陆海空军大权，且蒋亦有抗日的可能，因此，要抗日就必须联蒋。你们共产党为什么要反蒋抗日?为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呢?2.抗日如何能取胜? 3. 如何取得苏联援助? 4. 红军抗日为何不取道宁夏、绥远、察哈尔，反而东渡黄河去阻力颇大的山西?李克农对这些问题一一作了解答，但在联蒋与进军路线上，双方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最后，张学良提出，希望中共方面能在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几位中选派一位全权代表，与他共商抗日救国大计;会谈地点可放在肤施城，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将来中共还可派一位负责人常驻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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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7日，李克农一行离开洛川，去山西石楼向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汇报洛川会谈结果。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为全权代表，赴肤施与张学良会谈。4月6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密电张学良、王以哲：“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七日由瓦窑堡启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4.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⑥前述张学良在上海曾托李杜寻找关系，与中共联络。3月，李杜电告张说“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张即派高级参谋赵毅赴上海，把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介绍的刘鼎接到了西安，以顾问名义住在金家巷张公馆东楼。3月中旬以后，张学良与刘鼎多次长谈，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为即将到来的肤施会谈作了思想准备。4月8日，周恩来一行抵达川口，因风雪交加，电讯中断。次日，张学良才自己驾机，带着王以哲、刘鼎从洛川飞抵肤施。当晚，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副主席在清凉山下桥儿沟一座天主教堂里，做了诚恳的竟夜长谈。

　　会谈中，张学良表示，他完全同意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赞成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意见;也赞成红军集中河北对日作战，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并说，一旦红军与日军接触，他可以公开与红军联合抗日。这样，双方全面合作问题基本上没有多大分歧。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应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问题，张学良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蒋又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国内最大的实力派，如不把他争取过来，他会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反对。周恩来解释说，抗日战争如果争取不到蒋介石集团参加，确实是个很大损失。以往中共主张反蒋抗日，是因为蒋介石敌视人民，高叫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对内残酷镇压，对外妥协退让。中共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主要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张学良接着说，据他回国两年的观察，蒋介石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日本人给他难堪，他心中仇恨，也发泄过牢骚。蒋的嫡系高级人员中，也有主张联俄、联共、抗日的。但蒋错在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需要做艰苦的工作去扭转它。如果共产党在外边逼，他张学良在里面劝，内外夹攻，一定能把蒋介石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周恩来表示：联蒋之事非常重要，他回去报告中央，认真考虑，再作答复。随后，双方就联苏、停战、通商等问题达成了协议;并讨论了如何打败日军和东北军自己培养抗日干部等问题。

　　10日凌晨4时左右，会谈结束，张学良与周恩来依依话别。临行前，张赠送《申报》60周年纪念大地图一册给周恩来，并相约：“共同保卫中国。”肤施会谈，使张学良长期郁闷的心情顿时豁然开朗，从此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光明大道。会谈也对中共明确当时的形势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范围有所帮助。会谈后，张学良不仅切实履行了与红军达成的各项具体协议，而且他私人还拿出2万银元和20万元法币，支持红军抗日。后来，中共中央也慎重考虑了张学良主张的逼蒋抗日的意见，制定了新的策略，逐渐放弃了“反蒋抗日”的政策。当年5月5日，中央中央发出《红军军事委员会关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电文中就没有反蒋的字句，而是“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要求“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⑦9月1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抗日反蒋的口号“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⑧

　　当张学良在秘密联共的时候，杨虎城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早在1935年11月，中共北方局在天津工作的南汉宸，就已委托杨虎城驻北平的代表申伯纯，赴南京向杨建议双方合作。得到杨虎城首肯后，申伯纯又北上天津，南汉宸即提出六条意见：1. 在联合抗日的原则下，双方停战合作;2. 在现有的防区内(可商定)，双方互不侵犯，必要时可预先通知，互为进退，或放空枪、打假仗;3. 双方互派代表，互通情报;4. 甲方在可能的条件下掩护乙方往来人员的交通进出;5.甲方协助乙方购买通讯器材、医药用品和其他物资;6.双方在适当地点，建立秘密交通站。

　　同年12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派汪锋到西安与杨虎城联系，希望双方联合抗日。毛、彭在给杨的信中说：“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具备，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12月中旬，汪锋与杨虎城及其机要秘书王菊人等先后三次会谈，消除了杨对红军的误会，初步确定了联合抗日救国的原则。与此同时，中共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也秘密来到了西安，在九府街的止园与杨虎城晤谈。他们以前文南汉宸所提六项建议为基础，进一步协商了红军与第十七路军合作的具体事宜，并达成四点协议：

　　1.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第十七路军达成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2.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互通情报。

　　3.第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往来。

　　4.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由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1936年2月初，汪锋与王世英离开西安，相偕经三原、淳化返回陕北，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批准了上述四点协议，又派王世英再赴西安，继续与杨虎城商谈双方停战合作、联合抗日等问题。

　　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将留学德国的王炳南调回国内，专在杨部做联络工作。此时，在宜川至鄜县一线，第十七路军与红军已呈休战状态。为了加快西北大联合的步伐，8月13日，毛泽东致书杨虎城，信中写道：“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⑨张文彬到西安后，与杨虎城开诚相谈，最后达成口头协议：1.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取消敌对行动。杨负责抑制民团，不摧残革命组织。改善军队纪律，密切与群众的关系。2.取消经济封锁。设专门贸易站保障苏区贸易，第十七路军负责掩护。群众自由通商，苏区不禁止群众供应第十七路军食料。3.建立军事联络，双方军事行动事先通报。杨方供给南京等各方情报。如有纠纷，双方磋商解决。协议确定后，张文彬即作为中共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常驻西安，杨虎城给他委任的公开职务是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从此，红军与第十七路军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中共与杨虎城的合作关系也比较牢固地建立了起来，仅秘密交通站就相继设立了六处(三处在西安，另三处分设在淳化、宜川、洛川等地)。

　　1935年底到1936年的上半年，张、杨都分别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走上了联共抗日之路。与此同时，张、杨之间经过长期的相互观察、接触与了解，以及两军中的共产党人及许多民主爱国人士的努力沟通，再加上他们彼此均有联合其他地方实力派的愿望，有共同的遭遇和处境，共同的爱国意愿，共同的联共抗日要求，这一切，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两位将军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两军关系日渐亲密自不待言，即使张、杨之间也达到了坦诚相见、无话不谈的地步。

　　1936年1月，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立，由谢华任书记，徐彬如、李木庵等为委员。在杨虎城的掩护下，西北特别支部一面联络杨明轩、李象九、苏资深、刘文伯等上层人士，一面积极开展群众抗日救亡活动。3月间，西北特别支部发起组织了西北抗日救国会，后于6月初改名为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该年上半年，东北军内的中共党员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刘澜波任书记，苗勃然、宋黎等为委员。东工委曾做了大量的工作，努力争取东北军迈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而东北籍旅陕人士高崇民、车向忱等人，也组织了东北民众救亡总会，简称“东救”。上述组织在陕西城乡各地，采用种种形式大力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使西北群众救亡运动一时间热浪滚滚，高潮迭起。这种局面的形成，当然离不开张、杨两将军的支持与保护。正如采访过张学良的尼姆·韦尔斯所说的那样，“当抗日运动在中国其他地区受到镇压的时候，在西安府，它却得到少帅张学良公开而积极的赞助，他这样做得到了士兵的支持”。⑩

　　西安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而陕甘内战前线却刀兵不动，这不能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和蒋介石的忌恨。1936年初夏，高崇民、栗又文、孙达生等人秘密编成了宣传抗日的不定期刊物——《活路》的第一期，由第十七路军军需处印刷所在夜间突击密印，准备将来散发到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各部队中去。编者虽然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此事还是很快被特务侦知，并报告了蒋介石。因在西安的国民党特务头子马志超、江雄风、曾扩情等估计，《活路》很可能是杨虎城的幕僚郭增恺编写的，故蒋介石乃密令：“着即将郭增恺捕送南京。”《活路》事件发生后，张学良与杨虎城紧急会晤，迅速查清了泄密的渠道，又安排高崇民立即离开西安，暂避一时。随后，蒋介石又一再严令张学良，务必要督师进占瓦窑堡。为了迷惑蒋氏，根据肤施会谈的协定，6月21日，中共中央及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主动撤离瓦窑堡，退至保安(今志丹县)，以使东北军“胜利”地“攻占”赤都。然而，此时的张、杨却在时刻关注着西南，准备随时响应“两广事变”。不久，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应邀作为正式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杨改造部队，积蓄抗日力量。

　　也是在6月，张、杨在长安县的王曲镇联袂创办了军官训练团，分任正、副团长。训练团前后共办了四期，前两期仅训练东北军军官，自第三期开始，亦训练第十七路军军官。训练团学员以两军中下级军官为主，训练内容最多的为政治课，着重抗日教育，军事课则主要学习红军的游击战术。7月底，张学良还在东北军内组织了以他个人为中心的抗日同志会。该会于9月初正式成立，推张学良为主席，应德田为书记，孙铭九、苗剑秋、刘澜波、何镜华分任行动部长、理论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抗日同志会初成立时仅有15人，后陆续加入者有七十余人，其中大多数为年轻的中层军政官员，他们对东北军内秘密抗日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8月间，张学良又在西安东城门楼上成立了学兵队，培养从平津及其他城市来的进步青年，人数约有三百七十余人，准备将来派到各部队做政治工作。此外，张、杨还分头派人联络各地方实力派，商谈逼蒋抗日问题;又在西北着手储备军用物资，筹建兵工厂、医院，兴学并延揽人才，决心把西北建设成为抗日的大本营。

　　7月以后，广东陈济棠反蒋失败。蒋介石一方面继续设法对付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另一方面则加强了对张、杨的监视与控制。8月下旬，根据江雄风的密报，蒋介石电令逮捕“共党分子”栗又文、刘澜波、孙达生、马绍周四人。29日下午3时左右，陕西省党部的便衣特务在西北饭店逮捕了马绍周，押送至省党部。栗又文已于25日乘飞机去了新疆，刘澜波、孙达生平时住在新城坊15号的刘多荃公馆，门卫森严，特务一时竟无法下手。马绍周被捕后，特务正在马住处搜查，适参秘室科员关时润来西北饭店找宋黎、马绍周，特务误以为关也是学生(关着便装)，遂一并扣送省党部。不久，宋黎从外边回来，亦被拘捕，准备押送到省党部。途中，恰好遇着绥靖公署宪兵巡逻队，宋黎乘机大喊：“土匪绑架!”巡逻队中有人认识宋黎，特务捕人又未带逮捕证，巡逻队长遂强行将两名押送特务与宋黎带至十七路军宪兵营看管。杨虎城获讯后，立即通知了张学良，张派卫队二营的孙铭九迅速将宋黎接到了张公馆。此时，张学良已得知马、关被捕送到了省党部。大怒之下，他用电话召来了省主席邵力子，声色俱厉地问道：“你知道省党部在街上抓走我的学生和部属吗?我决不能容忍，已派队去搜查，请你负责查明，限天明以前把抓去的人送回我处。”由于邵力子确实不知此事，张学良便又召集总部调查科科长江雄风、宪兵第二团团长杨镇亚、省警察局长马志超及军警督察处处长谢珂，询问此事根由。此外，张学良已令副官长谭海速调驻王曲镇的一○五师一个团，跑步入城，配合卫队营全城戒严，包围了省党部。当晚11时，谭海率卫队营一个连的士兵，冲进省党部，搜捕了行动队长，查抄了机密档案，救出了马绍周、关时润二人。

　　为了应付蒋介石的命令，张学良曾一度把刘澜波、马绍周、孙达生关押在军警督察处，后由省党部、省警察局、宪兵团、政训处派人会审。不久，刘、马、孙三人又被转移到东北军军法处，9月中旬即予以取保释放。

　　国民党特务抓人的那天，即8月29日，按当时拍发电报的惯例，代日韵目为“艳”，故此事亦称之为“艳晚事件”。陕西省党部奉令捕人，却受到张学良干预，并遭查抄，故国民党中央党部很快电责张学良为非法，张则复电称自己秉公办案，他是以中央执委和“剿总”代司令地位行事的。不久，张学良派莫德惠偕吴家兴专程南下，向蒋介石报告此事原委。蒋因正忙于处理两广事务，焦头烂额之际亦无暇过多追究，一场轩然大波表面上暂告平息，但实际上蒋、张之间的矛盾，已逐渐公开化了。

　　9月以后，红二、四方面军已北上入甘，两广事变也大体处理就绪。蒋介石乃于10月22日飞至西安，部署对红军进行新的“围剿”，以完成所谓“八年剿匪之功”。而此时的西安，民众要求抗日的呼声响遏行云，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官兵普遍憎恶“剿共”内战。当蒋介石召见时，张学良表示，东北军将士不同意继续内战，希望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说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而是全东北军绝大多数将士的希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杨虎城则表示，他个人服从命令不成问题，只是部队抗日情绪高昂，“剿共”士气低落，请委员长深思。蒋执意要推行其“剿共”大计，便决定向军官团训话，以解决士气问题。

　　10月27日上午，在张、杨陪同下，蒋介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他强调说：“我们革命军人先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要孝顺父母;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同时，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 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样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会后，军官们议论纷纷，大部分人对此表示不满。

　　10月29日，蒋以避寿为名，到洛阳住了一个多月，做了一系列“剿共”部署。他调集嫡系精锐部队约三十个师，驻扎在汉口至郑州、郑州至灵宝的铁路沿线，随时准备向西北进发。他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以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并下令扩建西安、兰州机场，要求能供100架轰炸机战时应用。与此同时，南京政府下令逮捕了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又先后查封了十四种进步刊物;蒋还电令傅作义迅速结束绥东战争，“以免共产党借题发挥，影响中央剿共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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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看着一场大规模的“剿共”内战即将爆发，张学良为之忧心如焚。10月30日，借祝寿之机，张学良单独见蒋，苦苦谏诤，要求释放“七君子”，请蒋停止内战，领导抗日救亡;并一再申明，“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除抗日外，别无他途”(11)。蒋闻言如雷霆震怒，蛮横地说：“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双方话不投机，不欢而散。11月1日，在洛阳军分校纪念周上，蒋不点名地训斥张学良，说什么“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者亦是汉奸”。会后，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对何柱国说：“不知内容者，此话尚无重要关系;知道内幕者，听到此话实在太过火了。”后来张学良回忆说：“蒋公在阅兵后训话，痛斥共匪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请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12)当天，张即登机返回西安，表面上不再谈联共抗日之事，但争取蒋抗日的初衷一丝未改。11月4日，张与晏道刚飞往兰州，与驻甘肃的绥靖主任朱绍良及甘肃省主席于学忠商谈“剿共”事宜，实则另有安排。张学良自己称：“良由洛返陕，答复共党，一时无法向蒋公请求实行停战计划，遂乃共相约商，局部暂停，仍由良担负向蒋公从容陈情。……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时阴沉空气已笼罩西安矣。”(13)

　　斯时，援绥抗日之声充满三秦。11月27日，张学良电蒋请缨，力陈“绕室徬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欲拚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赎一分之前愆，为国家尽一分之天职”;希望“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14)。蒋介石却认为“全国抗日的时机未至”(15)，未允其请。12月3日，张学良只身飞往洛阳，再次请蒋释放“七君子”，蒋则断然拒绝。至此，张与蒋的政治冲突，已然势成水火。翌日，蒋介石乘火车至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作为临时行辕，分别召见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师长以上军官谈话，要求他们服从“剿共”命令。同时，蒋又准备了两个方案，逼迫张、杨选择。第一个方案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红军，由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第二个方案是：东北军调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安徽，让出陕甘两省，由中央军去“剿共”。显然，对于绝不想打内战、又与红军形成了三位一体联合局面的张、杨来说，这两种方案都无法接受。张、杨既已被逼上梁山，只好商定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内战。他们的对策是，除抗日作战外，两军驻地决不分开;先下决心尽力说服蒋停止内战，如果善说无效，第二步就“硬干”，采取军事手段，逼蒋抗日。

　　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向蒋哭谏，希望以至诚爱国之心来打动蒋氏。双方争辩长达三小时，最后蒋勃然大怒，拍案狂叫：“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从华清池回到西安，张学良建议杨虎城再去劝蒋，做到仁至义尽。杨对蒋说，抗日是人心所向，势在必行，不抗日就没有出路;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大敌当前，不宜再对内用兵。蒋依然固执己见，认为有把握消灭红军，并让杨放手撤换第十七路军中不愿“剿共”的军官。这样，张、杨与蒋的矛盾已无法缓解，要团结抗日，就只有硬干，走兵谏这一条路了。

　　12月8日，张、杨经过密商，初步确定了兵谏计划：东北军负责捉蒋并警戒西安到临潼沿线，第十七路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蒋系军政要员，解除蒋系军、警、宪、特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控制火车站等;具体行动日期要根据形势和准备情况再定。翌日，西安形势异常紧张，蒋准备召开西北“剿共”会议，其军政要员如陈诚、蒋鼎文、卫立煌、万耀煌、朱绍良、陈继承、陈调元、蒋作宾、蒋百里、钱大钧、邵元冲等已先后云集西安。中央军约十万人由刘峙指挥，正沿陇海线向西推进，渐次集结在洛阳与潼关之间;万耀煌的二十二军控制了西北交通咽喉咸阳;胡宗南部正在向宁夏和陕甘边境移动;65架作战飞机也已调到了西安和兰州。局势之严重，可谓一触即发。而这一天，正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西安万余名大中小学校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学生们高呼口号，先后到西北“剿总”、省政府、绥靖公署请愿。队伍行进间，有警察开枪，流弹打伤了一名竞存小学的学生。消息传开后，群情激愤，学生遂整队直奔临潼，准备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闻讯，打电话令张学良严加制止，“假如学生再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16)!张学良急忙驱车赶至灞桥，劝说学生回去，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学生们放声痛哭，表示宁愿为救国而牺牲，也绝不愿当亡国奴。一时哭声、喊声连成一片，撼天动地!面对这种凄惨和悲壮的情景，张学良及其随从人员无不热泪涟涟。张学良强抑住悲伤，声泪俱下地说：“你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好!……我和你们的心是一样的，几天以后，我张学良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我可以拿我的头作保证!”学生们见张态度十分诚恳，这才同意不去临潼，于傍晚整队返回西安。当晚，张向蒋介石报告了学生的要求，蒋竟怒斥说：“你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你到底是站在学生立场呢，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