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资料简介西安事变真相始末西安事变的简要介绍及影响[第3页]

时间：2017-12-20 14:39:25 来源：网络整理 编辑：

　　10日上午，张、杨商定：当天准备，11日夜半发动兵谏。11日上午，张按预定计划带领骑兵第六师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去华清池见蒋，名为请训，实则让刘探察道路和地形。下午4时，张与蒋谈话结束后，即令担任华清池保卫任务的卫队营第一营营长王玉瓒随其回城，向王下达了活捉蒋介石的命令。11日晚，张、杨联名宴请来陕的南京军政要员。宴毕，约10时左右，张、杨各在自己公馆，安排当夜的军事行动。张学良召集东北军在西安的高级将领和幕僚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缪征流、刘多荃、董英斌、鲍文樾、吴家象、洪钫、卢广绩、黎天才、唐君尧、白凤翔、米春霖、黄显声等开会，宣布了兵谏决定，然后对具体行动作了安排。杨虎城也召集其主要将领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孔从周等举行紧急会议，作好了在西安同时行动的部署，杨并令驻大荔的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袭占潼关，命警备第三旅袭夺咸阳。

　　夜12时后，张学良率领其文武大员十余人来到新城，与杨虎城一同坐镇指挥，并指定黎天才、卢广绩、高崇民、王菊人、应德田、洪钫等人起草通电文稿。

西安事变资料简介西安事变真相始末西安事变的简要介绍及影响

　　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负责捉蒋的东北军外线部队很快在临潼骊山附近包围了华清池。6时整，卫队一营一个连先行解除了华清池外院禹王庙一排宪兵的武装，随后冲向二道门，与紧随而来的卫队二营先头部队发起攻击。霎时，枪声大作，蒋的卫队三十余人拚死抵抗，终无济于事。很快，刘桂五、王玉瓒、孙铭九等人冲入了蒋的住所五间厅，室内却空无一人，但见蒋的衣帽、斗篷放在床边，假牙、皮包仍在桌上，被窝尚有余温，汽车停在库里，估计未逃多远。这时，有一名士兵发现后墙里有一只鞋，经报告西安后，张学良下令搜山。于是，王玉瓒、孙铭九分率卫队一、二营士兵从左右两侧上山搜寻。早8时许，终于在半山腰一块大石头后面的乱草丛中，发现了冻得索索发抖的蒋介石。由于蒋在黑暗中爬墙逃跑时，跌伤了脊背，士兵们便把他架下山来，由谭海等“护送”到西安新城大楼。

　　临潼方面打响后，西安城内的第十七路军也马上行动了起来。城防司令孔从周率警备第2旅、炮兵团和宪兵营顺利解除了城内外中央系统零星部队的武装，控制了飞机场、火车站、银行、邮电局等;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部包围了西京招待所，扣留了住在那里的蒋系军政大员十余人，其中邵元冲企图越墙逃逸，被士兵击伤，送医院不治身死。此外，“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政训处长曾扩情和省主席邵力子等，也被看押了起来。

　　兰州方面，12日凌晨张学良密电解方，由五十一军突然发动，当晚拘留了兰州绥靖公署参谋长章亮琛等主要官员，解除了朱绍良部两个团的武装，控制了兰州全城和机场。12日凌晨，张学良还密令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第八旅旅长黄永安，要其率部迅速占领洛阳并封锁机场。不料，黄却拒绝听命，并向巩洛警备司令祝绍周告密。第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在接到杨虎城令其袭占潼关的密电后，一面佯称“事先无备”，拖延不动，一面向中央军洛阳前线指挥樊崧甫告密，致使中央军第二十八师董钊部得以抢占了潼关，对西安构成了威胁。

　　西安扣蒋，犹如晴空霹雳，震惊了神州大地，响彻了五洲四海。一时间，社会舆论纷纭歧出，各种见解蜂拥而至，猜测、谣诼亦纷至沓来。为了说明此次事件的真相及发动者的政治主张，张、杨在当天上午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全文如下：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院、部、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均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征流等叩文。”(17)

　　张、杨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要求，各派爱国力量因此而无不欢欣鼓舞。事件发生后，西安“30万民众欢腾鼓舞，拥护民族解放运动”(18)。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等18个救亡团体发表通电，拥护张、杨八大主张。短短三天内，仅山西、湖南、贵州、四川、广西五省的民众团体和救亡组织，发往西安响应张、杨通电的电报就多达千余件。

　　12日晨5时，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内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宗南)敌北进。”其后，张、杨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代表来西安，共商解决事变的大计。为了争取南京政府当权者的理解与支持，实现和平解决事变的宗旨，张学良又分别致电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等人。致孔祥熙电称：“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19)致宋美龄电说：“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20)致宋子文电谓：“此间所有举措，皆为增强抗战力量，决非从事内争”(21)。同时，张、杨还先后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邓宝珊、李烈钧、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等各地方实力派及国民党元老，或说明兵谏真相，征求意见，或请对方“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是”，或晓以大义，寻求支持。

　　扣蒋成功后，张、杨逐次采取了一些必要的军政措施，以实现其救国主张。12月14日，张、杨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主任委员，董英斌为参谋长。17日，该委员会通电全国，宣布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副之，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希鹏、何宏远分任第一军团骑兵、炮兵指挥官，集结待命北上。为加强保卫工作，张学良将原来的两个卫队营扩编为特务团，以孙铭九为团长;另以新组建的两个团为骨干成立了抗日先锋队，孙铭九为总队长。同时，调集兵力，增强了西安东、西两翼的防御力量。政治方面，解散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以王炳南为主任委员。改组陕西省政府，以王一山为民政厅长，并暂代省政府主席职，杜斌丞任省府秘书长，续式甫、李寿亭、雷葆华分任财政、教育和建设厅长。另设立两个幕僚机构：一是设计委员会，由高崇民、刘澜波、申伯纯、杜斌丞、黎天才、王炳南、洪钫、卢广绩、应德田、王菊人、南汉宸、苗剑秋等组成，高崇民为召集人，负责研究政治方面的问题;二是参谋团，由孙蔚如、王以哲、马占山、鲍文樾、何柱国、董英斌、李兴中等组成，何柱国为召集人，负责研究一切军事问题。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部队政治工作也有所加强，东北军方面取消了原政训处，改设政治处，以应德田为处长，下设组织、宣传、民运、总务四科;第十七路军也增设了政治处，以申伯纯为处长，下设组织、宣传、总务三科。12月13日，张、杨下令释放全部政治犯，包括被俘的红军人员。经济上则封存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所银行在西安储备的银元一千五百余万元。宣传方面，成立了由郭维城、宋绮云、王昭等组成的宣传委员会，接管了《西京日报》，改名为《解放日报》，还接管了广播电台，积极宣传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和抗日主张。

　　为了使西安军民、全国各界以至世界人民明了事变真相，澄清谣传，消除误解，张、杨曾多次发表讲话。12月13日，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讲话;14日和15日，张、杨又分别在电台发表讲话;16日，西安革命公园举行了有两万多人参加的民众大会，张、杨均作了充满爱国激情的演说。此外，16日张、杨还发表了《告将士书》;张学良又致电路透社、《泰晤士报》记者;19日对外国通讯社发表谈话等。

　　西安事变突然爆发后，国际和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基于立场、观点和利益的不同，对事变的反应也错综不一，从而使当时的局势呈现出混杂而又紧张的状态。在国际舆论上，苏联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但《真理报》和《消息报》连日发表社论、评论，对西安事变作了歪曲的报道，对事变的性质和目的也判断错误。如在14日，《真理报》发表社论《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内称：“张学良部队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因为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化中国效劳。”当天的《消息报》也指责张、杨八大主张，“仅属发动之烟幕。实际为中国对外抵御之破坏”。又说：“张学良之发动，足以破坏中国御侮力量之团结，不独为南京政府之危险，抑且威胁全国。”张“以反日运动为投机高揭反日旗帜，事实上促进国家之分裂，沦中国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22)。16日，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会见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19日苏联驻中国代办斯皮里瓦尼克发表声明，以相同的内容，声称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系，且自满洲事变以来……未与张学良发生任何关系”。苏联政府的态度，使张学良深感意外，为此他心里十分难过。

　　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极力挑拨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的关系，并伺机对中国进行新的侵略。12月14日，日本陆军省在《西安事变对策纲要》中提出：“南京政权和其他各地政权，非但不改变以往的政策，反而更加激化了抗日反日思潮，将使帝国侨民的安全与在华利益受到侵害。倘若此种事态出现，则应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卫权。”又说：“稍微看一下张学良的起兵声明便知，恐将招致对日空气之恶化……在此形势下，要做好准备，以便不失时机地采取自主之手段。”(23)同一天，日驻华总领事须麿会见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要求中国政府“不得对西安事变作任何损害日本利益的解决”。17日，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宣称只要南京政府“反共防共”，日本将“不惜给以援助”。日外相有田也发表声明，要求国民政府“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19日，有田对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称：“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23日，日本首相广田在枢密院会议报告中表示：“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断然排击。”

　　英、美两国为了维护其在华权益，一向支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反对日本侵略华北。事变期间，因情况不明，英、美也曾指责张、杨是犯上作乱，是“叛变”、“兵变”等，但在总体上支持和平解决事变。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致驻华大使休格森电中称：“我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张学良可能被说服释放蒋介石，如果他本人的安全能得到保障的话。……我们表示愿意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来保证他的安全。”“我将要求美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政府加入所提议的行动。”后来，英、美赞同宋美龄等人的救蒋活动，英商汇丰银行帮助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对黄金、外汇实行无限制兑换，借以稳定上海金融市场等举动，都反映了英、美对解决事变所持的基本态度。

　　德国中央社柏林15日电称：“张学良反复无常，此次与苏俄携手，并非由于其对共产主义之信仰，仅系企图颠覆蒋介石将军之势力云。”(24)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则致电张学良称：“汝系吾友，兹若与共产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即不见重于人云。”(25)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当局的最初反应是震惊与混乱。国民政府诸要员，“深受事变刺激，情态异常紧张”。在应变问题上，主张和平处理与军事讨伐的两种意见，一时竟相持不下。12日下午，军政部长何应钦在自己寓所邀请在宁的党政军首脑交换意见。戴季陶、居正、吴稚晖、朱培德、叶楚伧等认为，张、杨“劫持统帅”，为“维护纪纲”，自应立即“出兵讨伐”;而冯玉祥、李烈钧、孙科等则认为，从蒋介石的安全考虑，应先弄清情况，想法说服对方，如立即出兵，恐会引发内战。当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那时的空气是紧张，情形是悲愤，许多年轻的中央委员，平时盛气虎虎的，到了那时，不知如何是好，多数缄默不作声。到底还是戴季陶先生首先站起来，演说一番大道理，结论是主张明令讨伐，这个提议，在一致沉默和悲愤之中，全体通过。”两会一致决议：“一、行政院由孔副院长负责;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改为五人至七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常务委员;三、军事委员会会议由冯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四、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还决议：“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27)另外，国民党中执委决定，13日急电在德国养病的中政会主席汪精卫，敦促其迅速回国。汪接电后表示，“事变突起，至为痛心”，“为国家计，为同志关系计，均不能一刻淹留”。遂乘车赶赴意大利热那亚候船，于22日启程东归。

　　事变爆发当天，孔祥熙与宋美龄正在上海。当晚8时，何应钦给孔祥熙打来长途电话，说“得军事密报，谓西安城门紧闭，时有枪声，临潼道上，军运频繁，而华清池附近则阒焉无人，似蒋公已入危地”，并嘱孔“就近通知蒋夫人”(28)。当晚，孔与宋美龄乘火车返京，于13日晨7时抵宁，何应钦即向孔报告了昨夜两会上的意见分歧及所作的决议。宋美龄为蒋的安全着想，对决议十分不满，她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对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商量余地，认为(是)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29)孔祥熙亦认为，解决事变不能“纯以力施”，必须“出之以智取”，即政治、外交、情感、军事四方面综合运用，对张、杨“乱其心，孤其势，怵之以力，动之以情”，从而达到“兵不血刃迅速敉平”的目的。这样，宋美龄在幕后大肆活动，反对讨伐;孔祥熙、宋子文及一些元老公开倡言和平营救。14日，孔祥熙在自己公馆召集了一次最高级会议，大多数人转而主张先和平救蒋，和平无效，再行武力讨伐。此时，宋美龄与张学良之间已有直接电报往来，经过磋商，南京方面决定让与蒋、张私交均颇深的澳大利亚人端纳赴西安，先行探明情况。14日，端纳与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飞至西安。入城后，端纳会见了张、杨两将军，了解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及张、杨的意图，然后去见蒋介石。蒋自被扣后，一直震怒异常，拒绝与张学良交谈。张、杨为了安全起见，曾劝蒋从西安绥署移住到高桂滋公馆，蒋也坚不同意。端纳来后，对蒋耐心解释了张、杨的主张，并称张、杨绝无加害之意，只要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杨仍拥护蒋作领袖。随后，端纳递上了宋美龄给蒋的一封短信，内称：“昨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凡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着想，只此一点，寸衷足以安慰。……目下兄所处境况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望兄为国珍重。”(30)蒋见信后大哭，态度也逐渐有所变化，并同意迁入高公馆居住。

　　15日下午，端纳飞回洛阳，用长途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了去西安的详情，着重说明了张、杨的善意与蒋的安全，表示有和平解决的可能。宋则请端纳再返西安，请蒋下令制止何应钦的军事行动。16日，国民党中政会再次开会，决定委任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任命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马上部署第二十八师、第三十六师、第七十九师及教导总队等，沿陇海路西进，并调飞机轰炸渭南、富平、三原县城和赤水车站，中央军先头部队在潼关前线也已开始进攻，威逼赤水。当天，端纳再入西安。此时蒋“对于先安内而后攘外的主张，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坚持”，也已允许张、杨“同他商谈抗日的问题”(31)。经商谈，决定次日派蒋鼎文携蒋介石手令飞回南京。手令曰：“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于本星期六(十九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戎祉。中正手启。十二月十七日。”(32)停战三天期满时，经宋美龄等人一再争取，19日，孔祥熙、何应钦、居正、孙科、宋子文、叶楚伧、王宠惠等会商决定：(一)准宋子文以私人资格赴西安救蒋;(二)将对西安方面的停止轰炸期延长到22日。这个决定，反映了国民党中央主和势力逐渐占居了上风，西安事变终于迎来了和平解决的曙光。

　　中共中央在12日接到张学良电报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力争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定，积极支持张、杨的义举。当天，中共中央复电张学良，建议张以可靠部队守卫蒋介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至西安、潼关一线，并表示红军决不进占寸土;另告张拟派周恩来赴西安协商大计。翌日，毛泽东、周恩来再电张学良：目前应“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要”，同时“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一旦“胡、曾、关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33)。当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张闻天发言时说：张、杨兵谏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但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应“尽量争取南京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以抗日为最高旗帜，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15日，毛泽东、朱德等15名红军将领致电南京政府，指出西安兵谏“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希望宁方采纳张、杨八大主张，倘能变内战为抗战，红军愿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34)。但该电中也提到，“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此前在苏区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均有人主张“审蒋”，“交付给人民审判”，反映出中共中央在处置蒋氏个人问题上，前后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乘张学良所派专机飞抵西安。当晚，在欢迎宴会之后，张学良与周恩来长谈到深夜。张先介绍了蒋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态及各方面的反应，并表示现在逼蒋抗日最有可能，只要蒋氏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还拥护他作抗日领袖。周恩来赞扬了张、杨的爱国热忱，表示同意张的看法，并进一步分析道：西安捉蒋是震惊世界的壮举，蒋虽被扣，但其实力原封未动，西安既已与南京处在对立地位，对蒋的处置就要十分慎重。不同的处置方法就可能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一是说服了蒋介石，团结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一是蒋拒绝谈判，那就会宣布其罪状，交付人民审判，这势必将引起更大的内战，反而给日寇亡华创造了便利条件。现在应力争好的前途，避免坏的前途，只要能说服蒋介石抗日，就拥护他作全国抗日的领袖，这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第二天，周恩来会见了杨虎城将军，希望杨从大局出发，逼蒋抗日。听了周恩来对局势精辟透彻的分析后，杨虎城表示：“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中共代表及随行人员，还对张、杨所部将领及中下层军官、职员做了大量的解释与宣传工作。这样，三位一体的各方面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

　　18日，周恩来根据在西安了解的各方面情况，致电中共中央：“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蒋介石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贵党必须毅然决然立刻实行下列处置：(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35)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前途，确定中共的基本方针是：“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36)同一天，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再次向国民政府发出通电，强调“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并提出宁陕双方军队休战、召集和平会议等四点建议，敦促南京当局痛下决心，接受张、杨主张。

　　与此同时，自12月12日中午起，中共中央曾多次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反复报告事变的真相、性质，中共的处理方针、步骤等。但直至16日，共产国际方发出复电，并因电码错乱，无法译出。20日，季米特洛夫签发的复电重新发到，建议中共根据改组政府、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等四项原则，“和平解决冲突”。而实际上，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整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这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已日趋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