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艺术家田冲简介资料 田冲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第2页]

　　道路的抉择

　　1933年1月，田冲到了上海。“一二八” 事变后的上海，亡国灭种的危机使田冲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是继续埋头书斋，准备将来出国留洋，满足父叔的期望;还是留在国内，独立生活，自谋出路，一方面在父亲膝下尽人子之道，一方面静观国事，待机而动。祖国正处于危难之中，留学何为?为谁深造?就此撒手而去，于心何忍?形势的发展，祖国的命运，使他决心选择后一条道路。

　　他进了大夏大学附中。这是一所贵族子弟学校，学杂费每年一百元。寄人篱下的田冲不得不勒紧腰带，尽量节俭。一顿便餐要五十个铜板，他却只能央求一家切面馆老板破例每顿卖给他十个铜板的素阳春面。他不愿意看纨绔子弟的白眼，就躲到屋子后面去吃。这个并非东北的湖南流亡学生虽然生活饥寒交迫，但却时时关心着白山黑水的战局。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一直到他父亲谋了差事，才有了接济。

　　正当他无心学业，为报国无门而彷徨的时候，1934年暑假，有一个叫李百岑的同学轻轻地叩响了他的门。两人说话投机，相见恨晚。李百岑问他喜欢读什么书。田冲回答什么都看。客人翻了翻他的书，发现了大批费尔巴哈等人的进步书籍和车而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等小说。“哎呀，你怎么明目张胆地看这些书?这是犯法违禁的。这里不能放，我给你找个保险的地方。我们有一个读书小组，你要看书可以去。”于是田冲就成了李百岑、樊慎咸他们三人读书小组的成员。

　　他们三个人经常讨论文学、电影。阅读的第一本小说是辛克莱的 《石炭王》。后来又读了杰克伦敦的一些作品，以及苏联小说《铁流》、《毁灭》，还有萧军的 《八月的乡村》和鲁迅为小说写的序。高尔基的《母亲》对他触动更大。巴维尔·符拉索夫和母亲拨动了他的心弦，自己觉得空谈于事无补，他要搞点活动，让这黑暗的社会有所震动。他向李百岑谈了自己的想法。于是李百岑带领他参加了校内外不少活动。

　　读书小组经常对一些问题展开讨论。有人就说田冲的父亲虽然不当汉奸，可仍然是反动的，因为他是反动统治者的工具和爪牙。有的说叫花子应该给钱，这是人道主义;有人说人道主义救不了中国，中国应当赤贫化，叫花子越多，革命队伍越壮大。田冲也在争论着、倾听着、思考着、思想在变化着。

　　1935年二、三月份，刚刚开学，方志敏被捕的消息赫然登在报纸上。他身穿囚服，脚带镣铐，目光炯炯，威武不屈，大义凛然。一个抗日志士却身陷囹圄，将死于国民党屠刀之下，这对亲身经历过亡国奴生活的田冲来说是多么大的刺激啊!他无法忍受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亲痛仇快的罪恶行径。在李百岑的建议下，他们三个人深夜在校内搞了一次秘密活动——刷标语。第二天人们发现在大夏大学广场上贴出了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拥护红军”的标语。有的兴奋，有的惊恐，一时议论纷纷： “学校还有共产党!”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红军在湘、赣、闽受到四次“围剿”，革命处在极其困难的关头，几张标语重新燃起了大夏大学和附中学生心中的希望之火。田冲更是兴奋不已。在国民党草木皆兵的年代，投下一粒石子就会掀起层层波浪，田冲第一次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斗争的神秘感使这个热情而有点鲁莽的年青人尝到了冒险的乐趣。

　　他第一次参加演出，是和一批平、津流亡学生在话剧 《回声》中扮演主角顾正红。1935年5月1日到浦东一家工厂演出，迈开了他艺术生涯的第一步。事后才知道这是共青团组织的，因此而结识了张端，他是“C·Y”的负责人。这年9月，张端交给他一个任务：散发《八一宣言》传单。不就是在人多的地方朝天一撒吗?这有何难!田冲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这时候他正在大夏大学英文系一年级学习。趁大家上课前的空隙，他站在主楼阳台上，把传单雪片般撒得漫天飞舞。这时候下面突然有人喊：“抓住他，抓住共产党，抓住那个穿红毛衣的!”田冲三步两步跑到一个厕所里，脱下红毛衣，塞进了水箱。这是他的第二次冒险。

　　这次行动，张端虽然表扬了他的勇敢，也批评了他，不该穿标记鲜明的红毛衣，不该把传单在一个地方撒完。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和同志们一起又在卡德大戏院门口散发过有关义勇军的小册子。曾遭到英国巡捕马队的包围。这一次他接受了教训。机警地躲过了盘查，妥善地安放了大批小册子。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了，他在张端、李百岑领导下，成长为一名冲锋陷阵的急先锋。

　　与此同时，1934年下半年，他先后参加了张庚组织的戏剧生活社和吕骥、周巍峙组织的业余歌咏队(新声歌咏队)，结交了音乐家盛家伦、冼星海和崔嵬、丁里，并多次参加演唱活动。1936年 “三·八”妇女节，在女青年会演出了话剧《谁杀害了婴儿》，田冲扮演了一个小伙计。演出结束后，田冲和大家一起带妆上街游行。胜利地冲过南京路，到达南市，召开了大会。1936年3月18日，田冲又被派去参加宝山路的一个飞行集会，当发现情况有变化，一时无法脱身时，就溜进了一家理发馆。他刚把黑大衣刚挂在衣架上，就进来了几个警察，气势汹汹地问： “这黑大衣是谁的?” 田冲回答：“是我的。”“好，请你跟我走一趟。”田冲被捕了。原来那天有人告密，说指挥飞行集会的是一个穿黑大衣的人。于是田冲以一个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被押往公安局拘留所，第一次作了阶下囚。自幼观看父叔审问犯人的人，而今突然成了政治犯，这种身份地位的变化，使他激动兴奋不已。

　　审问一开始，特务们先来了个下马威，打了田冲一顿耳光。对于敌人提出的“C·P”、“C·Y”，他一口咬定一无所知，自己只是来约请某校赛排球的，无故被抓。特务无可奈何，就勒令他写自传。于是他隐瞒了年令，夸耀了家世，不无夸张地将父叔说成是与宋教仁、覃振共过事的同盟会员。他又据实写出了父亲在清朝末年就读于长沙政法学堂时，营救过刺杀两湖总督端方的同盟会员覃振，这一招果然有效，特务遂中止了审问。

　　在牢房中，遇到了共产党员王兴让。他肯定了田冲的对策，又讲了许多地下斗争的故事，对他进行了革命气节和斗争策略的教育。狱中的墙上留有过去的难友抄写的《国际歌》和苏区歌曲，还有一些烈士的遗言。田冲和难友们学会了这些歌曲，并每天一块锻炼身体，准备迎接最严酷的考验。后来，由出狱的难友给学校和家长带了信。不久，覃振出面保释，田冲结束了18天的牢狱生活，同时也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

　　出狱后，应同学洪遒之约在王楚主编的《文学青年》上以笔名霖冲发表了报告文学《受难者》，揭露了监狱的黑暗。它和夏衍的《包身工》在这一年的 《文学季刊》上同时被誉为1936年上半年的最好的报告文学。1936年5月田冲在大夏大学被正式接纳为抗青团团员。组织上要求他组织一个大夏歌咏队。在冼星海、盛家伦支持下，歌咏队成立了。救亡的歌声响遍了大夏校园。这期间，田冲曾参加过电影 《夜半歌声》的插曲 《热血歌》的二重唱和电影《黄海大盗》的独唱，话剧《复活》中的《囚徒歌》和《茫茫的西伯利亚》的伴唱。10月，他在话剧《赛金花》中扮演过荫昌，并负责舞台效果。第二年5月去昆山县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扮演香姐的爸爸。

　　震惊世界的“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上海南市蓬莱大戏院演出的《保卫芦沟桥》时，田冲和丁里一起演日本兵。这大概是中国话剧舞台上第一次出现的日本兵。田冲亲眼看到过日本鬼子的狰狞嘴脸，演来不但形似而且神似。他要观众恨 “他”，从 “他”身上燃起复仇的怒火。从此以后，田冲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凡有日本鬼子出场的戏，就一定会有田冲。

　　唤起群众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9月田冲到了武汉。这时有两条通向革命的道路：一是先去庐山找大夏大学，然后投奔新四军;一是直接去延安。然而父亲的意见却是让他继续升学。他刚到武汉，人地生疏，想参加抗日歌咏活动，苦于没有门路。于是就在汉口的大街上蹓跶，听听哪里有歌声。有一天，他突然在青年会里听到了熟悉的歌声。循声打听，终于找到了一个歌咏队。一个叫曾昭正的青年在指挥教唱抗战歌曲。两人谈话投机，田冲就协助他和他的姐夫李行夫编辑《大家唱》，并把狱中学到的 《少年先锋队》 改为《抗日先锋队》，连同其他歌曲都教给了他们。

　　不久，冼星海随同上海救亡演剧二队来到武汉。田冲协助冼星海在汉口和武昌教唱革命歌曲，在汉口参与了海星歌咏队的活动，在武昌组织了群声歌咏队。1937年10月，在冼星海号召下，组织了光明大戏院的歌咏大会，会后田冲和其他人一起发起组织了中华全国歌咏界救亡协会。

　　还是在10月份，“拓荒剧团”在光未然、周德佑、徐世津领导下，成立武昌分团，排练光未然写的话剧《五月的鲜花》，需要一个能唱男中音的，兼演戏中的一个农民。一天，周德佑、徐世津打听到了从上海来的田冲当时住在武昌阅马场，就立即约他担任。演出结束，他就成了剧团的成员。后来剧团争取到了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领导，命名为话剧移动第七队。

　　为了响应共产党保卫大武汉的号召，1938年1月田冲随第七队来到了应城。大家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储蓄交了出来，凑够了路费。田冲就这样“自费”投入了革命。这群来自京、津、沪的热血青年，背起行装，步行在农村小道上，走村串巷，吃糙米，睡草铺，为农民演出，进行着艰苦的锻炼。春节在皂市汤池他和胡丹佛即兴创作了狮子舞。田冲扮演张牙舞爪的狮子，象征日本侵略者，最后被打死。田冲还参加了周德佑写的小话剧《小英雄》和另外一个小歌剧《从军别》，和胡丹佛、周德佑合写的话剧《大兴馆》的演出，受到了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极大欢迎。一个老头问： “你们演出 《小英雄》，要不要我这个 ‘老英雄’，如果要，我们这里可以成立一个 ‘老子军’。” 田冲生活在这些纯朴的农民中间，又唤起了他儿时的乡情。艺术宣传的巨大效果，使他更坚定了从事艺术活动的决心。

　　后来在应城他们演出了大型话剧 《我们的家乡》。这时主要演员周德佑突然患病逝世于汉口，周恩来同志和湖北省委对周德佑非常器重，周恩来亲自参加了追悼会。会后，由湖北省委何彬、王苍颖发展田冲和胡丹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定留胡丹佛在武汉留守联系，指派田冲带队继续北上。

　　首站天门，他们去拜码头，会见了青红帮头子 “双龙头”。通过宣传演出，天门成立了抗敌后援会。从天门去钟祥，全队队员囊无分文，在小火轮上空着肚子过了早晨。中午，当白米饭绿蚕豆一碗碗送到乘客面前时，同志们谁也不敢去接。饥饿的眼神终于被人发现了。有位乘客看过七队的演出，非常同情他们的处境，主动拿出两块现洋，为七队全体包了饭。队执委会研究后，决定接受这位乘客的盛情美意。

　　船到钟祥，县长设宴招待，对3月不知肉味的田冲来说，真是一顿美味佳肴。当晚演出了 《从军别》、《小英雄》、《东北一角》、《三江好》等。在 《三江好》中田冲扮演了一个警官。

　　第二天酒足饭饱之后，应县长的要求，在两个武装人员带领下去给一部分“地方武装”慰问演出。行至中途，向导返回城里。他们单独行进，从中午走到日落，才到达了目的地。走近一看，门前有二、三百名列队持枪的岗哨，一个个衣冠不整，杀气腾腾。看来不像是列队欢迎。什么“地方武装”，原来扎进了土匪窝。土匪传令要他们派代表去见他们的头头。于是由徐世津、赵叔冀、田冲、何康为代表随土匪进寨。他们上得楼来，看到三、四个头目半躺在躺椅上。一个头目傲慢地问： “李县长为什么不来?”他们回答： “县长叫我们来是慰问演出的。”一个正在床上抽鸦片的头目，坐了起来，用怀疑地目光把几个人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下令： 立即演出。

　　晚上，演出开始了，第一个节目 《大刀进行曲》的歌声，一下子就把观众镇住了。接着，是一个个新老剧目。汽灯干了，点起火把继续演出，节目完了，独唱的《夜半歌声》也搬上了舞台。这些蛰居山窝只会哼哼《五更调》的土匪，从未见过这样规模宏大的演出，眼界大开，觉得十分新奇，态度也变得热乎起来。

　　原来钟祥县李县长就改编土匪问题，曾和他们的头目谈判过，没有成功。七队演出的第二天，他听说大受欢迎，于是又全副武装来到这里，进行第二次改编谈判。这些误入岐途的百姓看了演出很受教育，同意接收改编，开赴抗日前线。没用一兵一卒，没放一枪，演了一夜戏就收服了土匪，县长喜出望外。他热情地称赞七队是 “为民除害，为国增兵”。

　　在襄阳，七队接上了党的关系，上级派了三个党员，队里又发展了两个新党员，成立了党支部，田冲担任支部书记。襄阳扼水陆交通咽喉，再向北去，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桐柏山抗日根据地。这里国民党特务、别动队活动猖獗，严密监视着北去的旅客。七队沿途的抗日宣传，自然受到了衮樊的国民党和别动队的忌恨，各种限制和造谣中伤之词纷至沓来，实在难以开展工作。无奈，派胡丹佛回武汉请示。

　　不久，回了电报： 七队要改编为军委政治部三厅领导的演剧队。于是他们坐上乌蓬船，经衮河、汉水返回武汉。七月流火，船舱闷热，大家便一个个跳入水中，游泳前进。田冲顺流而下，在这大自然的怀抱中，摆脱了几个月尘世的纠缠，洗却了全身的疲劳。自己好像又成了一个初坠大地的婴儿，悠悠自如，无挂无碍。但是这个在江河中应付自如的弄潮儿，什么时候才能在人生的游泳池中游刃有余呢?

版权声明：本文系 授权8794明星网独家发布，未经允许禁止转载及摘抄，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