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艺术家田冲简介资料田冲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

时间：2017-09-20 15:14:50 来源：网络整理 编辑：

　　童年的色彩

　　田冲，原名田馨田，1916年旧历3月19日出生在南昌，原籍湖南省桃源县。他的父亲是一个法官，曾由其父母包办与本乡一个女子结婚。婚后夫妻不和，又在外地第二次结婚。第二个妻子就是田冲的母亲。她是长沙一户人家的养女，嫁到田家，作了二房。父母年龄相差很大，但感情甚笃，一生相依为命，历经沧桑。

　　双亲没什么艺术修养，家庭缺乏任何艺术气氛。父母希冀他走仕途之道，将来作一名小官吏。田冲刚刚蹒跚学步，看到的就是父亲端坐公堂审理案件的情景。

　　田冲自幼聪敏。咿呀学语的时候，已经能够用手指出图片上的山、狗、猫、羊……。不幸，三岁上突然得了小儿惊风，命在旦夕。父母对这样一颗掌上明珠，日夜轮流看护，羚羊角吃了半只，瞧遍了南昌中西医，仍然不见有起死回生的希望。父亲急得手足无措，母亲嘤嘤啜泣：治病难救命，难道自己就如此命薄，连一个独根独苗都保不住吗?一个邻居家的穷老太太毛遂自荐，安慰母亲说： “你家少爷到了这个地步，不妨让我试试看。要能用针扎出血来，那就还有救。”父亲看她衣衫褴褛，怀疑她想骗几个钱。可是，也只能“病急乱投医”了。老太太先扎田冲的人中，没血; 又扎其他穴位，仍不见血;最后总算在尾椎骨上出了一点黑血。说也奇怪，田冲的病真的日渐痊愈起来。田冲长大成人后，母亲经常对他说： “永远不要忘记南昌豆腐巷那位郭老太太。”

　　这件事，在田冲的心灵中，树立起一位普通人的形象。在这些黑手泥腿的人们中确实有着默默无闻的好人，和有本领的能人。一个老百姓，使那些名医相形见拙，给了他第二次生命，这一点初步的人生认识，对他的一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大病之后，灵性全失，一直到五岁半他才恢复认字。这时随父调迁，全家移居上海，田冲进了幼稚园。后来父亲又要调北京，才决心把不到七岁的田冲送到湖南乡下去。他想换换环境，或许能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带来一点转机。

　　田冲从十里洋场的上海来到了幽静古老的农村。生活不习惯又觉得处处新奇。田家是一个封建大家庭，充满了窒息、阴森、抑郁的气氛。儒家的治家格言是唯一的行动准则。祖母治家严谨，恪守古训。连田冲这样一个六岁半的孩子，从女人晾晒裤子的竹竿底下走过都要受到训斥。坐站都有规矩，行止均有遵循。她要用封建礼教的“催化剂”，使一个童蒙未开的孩子早日成熟，变得老成持重，将来好出人头地。

　　田冲出生之前，家乡的大母还有一个儿子，但是祖母心里不承认他是田家的骨血。因为大母不育，后来诡称怀孕，“足月”后悄悄从娘家抱来了自己的侄子冒充自己生了孩子。祖母发现了破绽，告诉了父亲。父亲开始不肯相信，于是母子龃龉。后来父亲证实了祖母的话，所以把亲生子送来老人身边，既有认错赎罪之情，也有抚慰母亲晚景之意。祖母把田冲看作长房长孙，溺爱备至。大母一直把他看作眼中钉，可是哥哥却对他非常亲热。

　　一个天真活泼的儿童，在这沉闷的家庭里，天性得不到发展。不愁一啄一饮的笼中小鸟向往的却是自由飞翔的天空。农村的穷孩子中不乏 “闰土”样的人物，于是他们都成了田冲亲密的小伙伴。他和横卧牛背，持一片树叶信口吹奏的牧童一块放过牛;跟出没风波里的渔童一起捕捞过鱼虾; 跟以松云为伴的樵童上山采过蘑菇。纯朴的乡风，丰富多彩的生活，都在这小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这些，对他后来的气质、性格上多少带点乡土气，能适应战时农村的艰苦生活，是不无影响的。

　　田冲的童年，遇过多次危险。一次，到三里外的叔父家去上私塾，回来的路上突然下起了馒头大小的冰雹。鸟儿都砸死了，田冲也险些丧了命。还有一次哥哥带他上山采菌子，遇到了一条大蟒，他没命地奔跑，才躲开了一场大难。那年上坟祭祖，他躲开盛典，一个人跑到堰塘去捞鱼，掉进了一个大池塘，家里人谁也没发现，幸亏抓住了一根柱子，才拣回了一条命。第二年，他随双亲和叔父去北京，船过洞庭湖，狂风骤起，恶浪滔天，船底触礁，人立脚不稳，桌上茶具滚到甲板上，摔得粉碎。全家人面面相觑，惊恐万状，预感到大难临头。这时水手们却以身堵洞，舍生忘死，最后总算化险为夷，船上乘客幸免于难。几次风险，死里逃生，田冲觉得：死，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可怕，也不是那么容易，人的生命是顽强的，总有方法战胜死神。自幼多灾多难的遭遇，使他长大成人以后，再遇到危险，也就能比较镇静从容。

　　田冲的祖母是严厉的，也是慈祥的。夏夜月下，伴着习习凉风; 冬夜拥炉，亮着一灯如豆，祖母给他绘声绘色地讲过民间故事和 “长毛”造反的个人见闻。在回家乡以前，他曾在保定监狱的叔叔那里住过。传说在监狱的公馆里闹过狐仙，于是他又听到了一些《聊斋》类的故事。他像一个站在海边不会游泳的孩子，怀着喜悦、恐惧、神秘的心情涉足浅滩，望着浩渺无垠的大海，幻想着去探索它的奥秘。

　　近朱与近墨

　　一年后，田冲和他母亲被父亲一同接到了北京。最初住在辈儿胡同。他进了座落在西交民巷的中国银行行员子弟学校朴公小学读书。

　　1925年孙中山逝世了，9岁的田冲随家长瞻仰了遗容，对这位他心目中与华盛顿、拿破仑并列的伟人，油然而生一种无限崇敬的心情。

　　1926年，他家搬到了司法部街銮舆卫夹道居住。在他每天路过的司法部后面有一个看守所。1927年4月的一个清早，他从看守所的大门洞里，看到一排放着的十几具芦苇卷起来的尸体，好奇心使他久久没有离开。结果，上课迟到了。课间被“传讯”到教员休息室，他不敢说明迟到的原因，只好伸过手去挨戒尺。这时候他突然发现桌上有一张当天的报纸，上边印着十几个人的头像，醒目的标题中有着李大钊的名字，并且报道了他临刑前如何演讲、高呼口号的情景。田冲一下子就联想到了看守所里那十几具尸首。他深深为报纸上描绘的李大钊的英雄气慨感动了，也不知道挨了多少板子。这次偶然的事件，在这颗小小的心灵里，铭刻下一位至死不屈的共产党员的形象; 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增添了一笔英雄主义的壮烈色彩。

　　小学三年级时，他跳了一级，提前毕业。这时他的父亲调到了安东法院。把12岁的田冲留在了北京，住在绒线胡同马神庙的叔父家里。叔父是留学日本学法律的，曾有志于办模范监狱。这一年，不知什么原因离了职，赋闲在家。他抽大烟，爱吃喝，讲享受，招来了一帮失意的官僚政客彻夜聚赌。赢家兴奋的叫喊，输家懊丧的叹气，一片乌烟瘴气，闹得田冲无处安身。本来近朱者赤的田冲，从孙中山、李大钊那里获得的一点浩然之气，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逐渐泯灭了。于是近墨者黑，他也学着样子和街上的黄包车夫、卖糖葫芦的，尝试着赌起来。剩下的几个钱，就全部塞进了电影院的售票口。半年之内，他看了不少电影。平时除了补习英文和给叔父背诵全本《孟子》的日课之外，就躲在被窝里阅读剑侠小说。

　　北京几年，田冲增长了不少文学、电影知识，但在人生的道路上也走了一段崎岖的路。

　　觉醒的年代

　　1928年夏，田冲的父亲从安东调到了沈阳，把他接去同住。他两次考中学名落孙山，父亲就让他在清皇宫里补习语文。请来的老先生非常和善，管束不严。田冲和另外两个孩子整日在冷冷清清的宫殿的房顶上练飞檐走壁。

　　半年后，父亲调往通化县。这里地处边陲，物价低，薪水高， “胡子” 多。田冲入了县立中学。在父亲 “好好学，给买一辆自行车”的物质鼓励下，勤奋起来。通化是一个只有两万人口交通不便的小城，文化生活异常贫乏。只能偶而看到蹦蹦戏的演出。中学生还在看唯一的一种刊物《小朋友》。整个通化只有一家书店，没有新文艺书籍，只有一部《福尔摩斯全集》可读。好学的田冲到处找书。一次一位朝鲜族同学借给他一本小说《哀史》 (即雨果的《悲惨世界》)，他一口气读完了。深深为冉阿让的精神所感动。使他极为震惊的是：原来囚犯里也有好人。

　　田冲非常尊重、崇拜父亲，认为他的公职是神圣的，法官都是执法不阿的，法律是最公正的。从刚记事起，听的就是对谋杀、抢劫、拐骗等等囚犯的判决惩处。在通化他住在法院里，每天看到的是进进出出的犯人，经常看到被判死刑的犯人拉出去枪毙，有时他还跟着去看检尸。他恨犯人，他和犯人是对立的，是两个世界的人。读了《哀史》以后，他的善恶是非观念一下子动摇了、轰毁了。父亲不一定都是对的，在他笔下处死的囚徒中，可能就有“冉阿让”。犯罪难道是他们自愿的吗?在父亲的笔下有没有屈死的冤魂呢?他茫然了。

　　“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形势紧张起来。通化是一个汉、朝、日三种人杂居的城市，日本人飞扬跋扈，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却要受日本人的气。这时他看到了田中奏摺：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通化地处前哨，战争的硝烟越来越浓，人人都有着国破家亡的不祥预感。

　　动荡的日子，充满悲壮气氛的岁月，那是孩子变得加速成熟的年代。田冲，一个十四、五岁的学生，初次感受到国家存亡的燃眉之急。天真的田冲，大概也受了体育救国的影响吧，他开始练起拳法来。每天早上在去学校的路上，把电线杆子当作敌人，用拳头逐根打去。有一次从屋顶上跳下来，折断了右臂，一位朝鲜医生勉强给接上了一半，另一半仍然脱臼，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苦练不辍。

　　“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消息传来，整个通化县立中学沸腾了，从沈阳回来的同学纷纷发表演说，声泪俱下，号召大家参加义勇军，挽救民族危亡。田冲提前毕业了。在双十节那天，学校升起国旗的时候，学校领导说：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升旗了。”同学们眼含热泪深情地和国旗告别。田冲真正意识到亡国了!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就此陆沉了吗?炎黄的子孙真的都要当牛作马吗?他觉得自己一下子成熟了许多，已经成了身关国家兴亡的 “匹夫”了。

　　田冲的父亲决心离开这里，他说：“我不能把老骨头扔在关外，不能当亡国奴，更不能当汉奸!”田冲在这里生活了三年，白山黑水已经成了他的第二故乡。现在要告别这块使他觉醒、奋发的土地，而且是在日本的炸弹、刺刀的逼迫下离开，自然产生了一种依依惜别的惆怅心情。他像一个东北土生土长的人一样，带着流离失所飘泊天涯的流亡者的感情离开了通化。

　　到了沈阳，后来作了伪满大臣的郑孝胥以高薪为诱饵，一定要让田冲的父亲留下来，一些同事也千方百计挽留他。为了摆脱这些人的纠缠，他父亲决定让全家化妆分散出走，先到大连，后到烟台聚齐。他们扮作商人模样上了车。车上日本人盘查很严。看到田冲手上有茧子，便怀疑他是当兵的。打开行李又发现了一顶很像东北军戴的皮帽子，田冲马上挨了两个耳光。后来一个人出来说情，这个主持公道的人也遭到了殴打。

　　这次惊险的经历，使田冲真正尝到了亡国奴的滋味。心里埋下了更深的仇恨，更感到独立自由的可贵。国家积弱不振，任人宰割，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中华民族不能作俎上肉啊!

　　1932年，到了烟台后，父亲失业了。16岁的田冲又依靠在烟台任典狱长的叔父生活。先就读于商科学校，后转入省立八中。不久，叔父调上海任典狱长，田冲也跟随到了上海，结束了他探索、思考、坐而论的生活，他要开始立而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