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之中国戏剧导师焦菊隐简介资料介绍 焦菊隐生平经历

　　焦菊隐生前，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我小的时候，母亲给我认了一个农村的干妈。每年春节，我干妈总带着她的小儿子虎儿来我家住几天。

　　虎儿是个憨厚朴实的农村孩子。有一天，我好心地给他一个鲜橄榄吃，他一拿到手，就放在嘴里使劲地咬了一口，顿时感到酸涩难忍，皱了眉，把那个橄榄吐了出来。他认为我这个城里的孩子在捉弄他，狠狠瞪了我一眼，生气地把那个橄榄扔到房顶上去了。

　　过了一会儿，他回味到嘴里甘甜甘甜的，于是又搬了梯子爬上房去找那个被他扔掉的鲜橄榄，但是，他在房上找啊找啊，再也没有找到……

　　焦菊隐自身，就象这样的一颗橄榄。辛酸的童年和生活道路的坎坷，使他的性格有些怪异，他孤傲自负，近于偏狭，甚至难以相处。然而，在艺术的道路上，他却是一位永不知疲倦的探索者，勤奋严谨，勇于创新，为我们民族戏剧事业的发展，献出了他的全部心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

　　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一个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的下午，焦菊隐出生在天津贫民区的一个大杂院里。迎接这个初生儿的不是红蛋、筵席，而是他七岁的大哥从慈善部门领来的赈济粥条子。

　　母亲随便给他取了一个乳名叫“熊”。到读书时父亲按照家庭排行，又给他取了一个学名叫焦承志。

　　在那个贫民区的大杂院里，住着各式各样的城市贫民，这是他生活的摇篮，也是他艺术创造的摇篮。多少年以后，当他导演《夜店》、《龙须沟》这类戏时，儿时那一幅幅下层城市劳苦人民的生活景象，仍然激荡着他的感情，为他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创造素材。

　　由于家境贫困，焦菊隐最初寄在一个阔亲戚家的私人家馆里读书，这样家里可以不花钱。但是，在那里却备受阔孩子们的歧视，这刺伤了他幼小的心灵。不久，他就离开了那个寄读的家馆，九岁时，经过与父亲的一番力争，终于上了直隶省第一模范小学。这个小学，对他幼年教育起了良好的作用，同时为他日后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经常说： “由于我小学基础知识学得好，因此后来读中学、大学都比较省劲。”第一模范小学校长刘寿慈是他非常怀念的一位老师，他曾用过较大的篇幅，来描写这位小学校长。

　　对一个穷孩子来说，读书的机会是得之不易的。冬天，家里买不起炉子，只生一个碳碴盆取暖。严寒，冻裂了他的脚，经常晚上连鞋子都脱不下来; 冻疮，烂裂了他的手指，露出了骨头。早上起来，他把水缸里的冰砸碎，舀一勺冰水洗把脸，拿上一块凉饽饽就去上学。身上只有一套棉袄棉裤，连衬衣也没有。母亲因为他逐年长个子，做得总是很大，一身衣服可以穿几年。他经常顶着风雪跑到学校去。一进门，那些穿着讲究的同学就在他身后叫嚷： “瞧! 焦承志穿着他爹的棉袄来上学啦! ”焦菊隐忍着冻疮的疼痛，又气又委屈，但他克制住自己，带着穷孩子的自尊和倔强，咬紧牙拼命用功读书，以惊人的意志克服了贫穷的折磨。每一学期考试都名列前茅。

　　童年的艰苦生活养成了焦菊隐严谨、认真、细致的作风，同时也形成了他性格中的执拗与自信，他不能容忍任何漫不经心和粗枝大叶。在工作中常和别人为此弄得不愉快，甚至给人以严厉的斥责，引起别人的反感，也毫不顾及。

　　焦菊隐在天津读小学和中学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震荡着沉睡在封建愚昧中的旧中国，也打开了焦菊隐的眼界，使他能以新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在这时期，他读了《思维术》(即逻辑学)、《社会发展史》及《新青年》杂志上的许多文章。

　　在天津，周恩来总理当时参加的南开剧运，经常演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新剧。它冲击了社会，也影响到焦菊隐的学校，他们也组织剧社，自编自演了一些新剧目。参加剧社的同学都有一个艺名，派给他的艺名是“菊影”。后来，他觉得这两个字有些俗气，就改为“菊隐”。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晚年。

　　这是焦菊隐对戏剧认识的启蒙时期。他经常说：“我读小学和中学时，数学、物理最好，当时想做一个工程师或科学家。”由此可见，当时，他只是由于年轻人的政治热情去演戏，并没有想做一个职业戏剧家。

　　二

　　一九二四年，焦菊隐被天津江文中学保送入燕京大学。父亲被他在小学、中学的优异成绩所感动，同意他进大学，但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就学期间家里不负担一分钱。燕京大学是当时有名的“贵族学校”，学费食宿费都很高，一般家庭的子弟念不起。可是焦菊隐下了决心，再苦也要求学。于是，他一边刻苦读书，一边做家庭教师，另外还从事翻译、写作，挣钱维持学费和生活费用。这时，他还不到二十岁。

　　他学的是政治系国际问题专业，但却迷恋文学，发表了不少散文诗(后来出版的诗集有《夜哭》、《他乡》等)，翻译了莫里哀、哥尔多尼等人的数十个剧本。一九二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现代短剧译丛》，包括当时在欧美流行的十一个话剧，其中《锁着的箱子》一剧，后来在抗日战争中，被改编为中国的故事情节演出过。

　　后来他自己说： “当时我在燕京大学所学的课程在日后工作中都没有用上，有用的只是英文和德文。”

　　在燕京大学时，他结交过一些进步同学，也参加了学校的读书会，阅读过《共产党宣言》和德文版的《资本论》等，思想上有了一些微小的觉醒。

　　一九二八年，焦菊隐在燕京大学行将毕业，他和几个同学组织演出了一次熊佛西的多幕剧《蟋蟀》。这出戏讽刺了争权夺利的军阀混战，很受观众欢迎，但触怒了北洋军阀张作霖。于是，官方以“宣传赤化”为罪名，下令通缉焦菊隐和熊佛西，他和熊佛西只好到处躲藏，最后藏到一个外国教授家里。几个月后，这场风波才告平息。

　　在燕京大学时代，与焦菊隐常来往的同学中有的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他却还只顾发愤读书，正如他自己所说：“仍在向往个人奋斗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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