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之中国戏剧导师焦菊隐简介资料介绍焦菊隐生平经历[第2页]

时间：2016-12-29 10:02:55 来源：网络整理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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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毕业后，一九二八年，他任北平第二中学校长，兼北平研究院出版部秘书。

　　一九三○年，焦菊隐创办北平中华戏曲学校，自任校长。他一方面吸取了科班教学的好的经验，聘请一些老艺术家传授戏曲业务，同时对学校的体制、教学方法和学习内容进行了革新。中华戏校是八年制，课目有国文、英文、法文、历史、音乐、戏剧、习字、图画、昆曲、嗓音、做工、唱工、武工、武训等; 在品行考核栏里还有礼貌、语言、习惯、卫生等项目。学生演出时，破除了舞台上饮场、扔垫子、后台供祖师爷的陈规陋习。演员名次排列以出场先后为序。这些在现在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当时，却是对封建传统的一种背叛。在中华戏校的三、四年间，他把自己充沛的精力全部献给了这个学校。他过去很少接触戏曲，在梨园界看来，他是个外行。但是，好学的焦菊隐立志要使自己成为内行。他认真研究中国戏剧史，精读大量戏曲剧本(包括宫廷和私人收藏的秘本)。他懂得只是纸上谈兵不行，还必须实践。于是，拜曹心泉、冯惠林为师，一招一式地学小生戏，还跟鲍吉祥老先生学过老生。他反复观摩老一辈杰出艺术家的演出，记下他们精湛的表演艺术，吸取各家的特长，悉心培养教育新一代戏曲人材。他经常查看教师们的教学情况，检查学生们的伙食和生活。有时看见学生的衣服扣子没扣好，他就当场叫住，一定得扣整齐才许走开。如果发现有人随地吐痰，他就用粉笔划一个大白圈来“示众”。管生活的老师常常因此受到责备。当年中华戏校开创时培养的德、和、金、玉四班学生，现在大都成为活跃在戏曲舞台上的优秀演员。他们说： “我们上戏校时，管理极严格，我们好多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工作态度，都是当年焦校长训练的结果。”

　　但是新的改革受到重重阻力。当时坚持封建传统的习惯势力，某些守旧人物，对这种叛逆的教学方法非常恼火，他们勾结官方施加压力。董事会权贵们的责难和打击，还有暗中作梗，给学校经济带来极大困难。焦菊隐没有能看到自己付出全部心血培养的学生们毕业，就从戏校被排挤走了。

　　中华戏校的创建，可以说是他从事戏剧工作的真正开始，这是他感情上一生都缅怀的事业。改革受到挫折，他终身引为憾事。但是在另一方面，这所学校也是焦菊隐学习与研究中国戏曲的课堂。通过艺术实践，使他学习探索了中国戏曲艺术的丰富宝藏，为他后来从事导演工作，致力于话剧民族化的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一九三五年，焦菊隐怀着伤感的心情离开了北平，赴法国巴黎大学当研究生。在那里，他需要从头学习法文和拉丁文。他刻苦地阅读西方古典的近代的文艺作品，观摩了不少欧洲著名的演出。与此同时，他过去所研究的中国戏曲也在逐步理论化、系统化起来。这是他博览群书，研究、融汇、比较、鉴别中外古今戏剧的一个重要时期。他的艺术视野更辽阔了。一九三八年一月毕业时，他用法文写出了博士论文《今日中国之戏剧》，还有两篇副论文《唐、宋、金的大曲》和《亨利·贝克戏剧中的社会问题》。这些论文内容丰富，论点明晰，得到教授们的高度评价。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在法国出版，这是第一部中国人以外文介绍中国戏剧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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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八年，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节节进犯中国，中国人民遭受空前涂炭的时候。焦菊隐在巴黎大学的指导教授非常赞赏他的艺术才能，热情地留他在巴黎任教，并准备介绍他每年到瑞士去讲学两次，可以得到荣誉和优厚的生活待遇。但是，这个热爱祖国的青年人说： “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之中，我要把所学到的东西贡献给我亲爱的祖国。”他感谢并辞别了自己的老师，回到了抗战中的祖国的大后方——桂林。

　　此后十年，是他一生中最坎珂的岁月。失业、受迫害、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使他看到了国民党的反动与腐败; 另一方面，也接触到很多进步文化人和进步思想，他的政治态度变得较过去鲜明了。在《新华日报》、《大公报》和《诗》月刊上，他发表了《金城江》、《一个要饭的瞎子》、《屠夫》等诗，辛辣地揭露与谴责国民党反动统治，对被剥削、被奴役的人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自由大学》一文，要求反动党团退出大学，曾得到《新华日报》社论的支持。他先在桂林广西大学任教，业余导演了《雷雨》、《明末遗恨》、《一年间》等戏，并在桂林戏曲研究会做了一些地方戏的改良工作，写过《关于桂戏的改良及其发展》等文章。

　　一九四一年，他在广西失业后去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一九四二年在学校导演《哈姆雷特》时，反动官僚校长指使一个流氓学生掌握排演工作，导演无权分配角色，也不能对舞台美术提出自己的设想。这个流氓学生竟然可以不经导演同意就任意开除演员，这样摧残艺术事业的横蛮行为，使焦菊隐感到愤慨和痛心，排完这个戏后便提出辞职。一九四二年底，在他将离开江安戏校时，学校里的特务们在江边包围了他，幸亏学生们的解救，才免于一顿毒打。

　　他从江安到了重庆，失了业，住在一个小客栈里。在那物价一日三涨的大后方，失业就得挨饿。起初，他靠变卖衣物付房租及伙食费，到后来，除了一箱书籍以外，已无可变卖了。书，是他的命根子，多困难也舍不得卖一本。小客栈天天晚上来催要房钱，可他只剩下买一包香烟的钱了。是吃碗担担面，还是买一包香烟呢?最后，他还是买了一包香烟。一次，他发着高烧，已经两天没吃饭了，躺倒在床上，仿佛在等待死亡。尽管凄苦，他从不后悔从巴黎回来，因为这里是生他养他的地方，是他亲爱的祖国。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业余文艺爱好者叫卞韶承的来看他，见他这般情况，临走时在他枕下悄悄塞了一把钱。就靠这笔钱，焦菊隐又得以喘息一阵子，活了下来。刚能起床，他就即刻着手翻译《文艺·戏剧·生活》。在白色恐怖时期，他敢于翻译苏联戏剧革新家丹钦柯的书，而且在后记中露骨地写出国民党统治的腐朽和灭亡的必然趋势，写出他的血和泪的控诉，这是很有政治胆识的。

　　正因为在重庆的这段经历，所以他在给怒吼剧社翻译贝拉巴拉兹的《安魂曲》时，是很动感情的。他含着眼泪一口气译完了这个剧本，深深体会到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在反动势力统治的社会中贫病而死时的心情。这次演出，由曹禺和张瑞芳等担任主角，张骏祥任导演。焦菊隐曾说： “莫扎特的乐章，给人们带来了艺术的享受，他的艺术成就将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可是人们在听他的乐曲时，有谁知道他死得那么悲惨?”

　　后来，他被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聘为兼任教授，车马费还不够一个星期的伙食。教书之余，还得靠翻译来勉强维持生活。

　　从江安剧专出来后，一直到一九四四年，他都没有固定居住的地方，经常寄居在一家小百货店楼上。他写作的地方就是茶馆，早晨带着纸笔去茶馆写文章或翻译，直到晚上茶馆关门时才回来，饿了就吃两个烧饼或担担面。重庆的夏天是酷热的，汗水湿透了稿纸，但他从不停笔。他以惊人的毅力写了几十万字，法国左拉的名著《娜娜》，就是在这个时候译完的。这本书几十万字的毛笔原稿，没有一处涂改，写得十分干净工整。巴金同志曾赞叹说： “我从没有见过这么干净工整的原稿。”

　　在四川这一段时间里，他虽然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排一个自已想排的戏，但是他从导演的角度对舞台美术的研究下了很大的功夫，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和讲稿。他认为一个导演，如果不熟悉舞台美术，不能掌握布景、灯光、效果等，并使之与戏剧情节和表演产生有机联系，便会在艺术创造上受到局限。他曾计划在实践的基础上系统地整理出自己对舞台美术的见解，尤其是对舞台灯光处理的独到见解。他写过《舞台装置序论》和《灯光学》等专著，这些宝贵的资料，他一直珍惜地保存着。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全部散失无遗了。

　　在大后方，焦菊隐一直想组织一个新型的剧团，按新演剧体系作一次实践，但总不能如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底，他随西北师范学院回到北平。不久，就与地下党领导的抗敌演剧二队合作，导演了柯灵和师陀根据高尔基同名剧本改编的《夜店》。二队的同志们学习过当时已译为中文的一部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导演体系的论著，也在追求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们和焦菊隐在排演实践中找到了共同语言。二队所能提供给焦菊隐的工作条件是很差的，因为他们自己也很清苦。焦菊隐就住在一个四合院的小东屋里，家具很简陋。他以极大的兴致埋头在一张旧书桌上，认真修改剧本，构思导演计划。导演《夜店》是焦菊隐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科学演剧体系中吸取营养的一次初步实践，也可以说是一次有收获的试验。他首先提出一定要从生活出发进行创造，认真体验生活。二队的同志们排除了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所能遇到的阻力和干扰，按照导演的意图，结合剧本内容，到北平下层社会观察、体验生活，在舞台上塑造出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夜店》的演出获得了成功，在当时北平文艺界引起了震动。一向作为大学教授的焦菊隐，他的卓越的导演艺术才能开始引起人们的赞誉。

　　后来，在教课之余，他又创办了包括美术、文学、舞蹈、京剧、话剧在内的北平艺术馆。

　　他经常和地下党联系，想使北平艺术馆成为一个更加进步的艺术团体。

　　在艺术馆，焦菊隐导演了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并改编、导演了京剧《桃花扇》，丁力导演了黄宗江的话剧《大团圆》。这些演出受到了北平观众的欢迎。

　　这一时期，焦菊隐与田冲、夏淳、胡宗温、蓝天野、苏民、于是之等的合作，为解放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工作以及彼此在艺术见解上的了解与信任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政策，把许多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列入黑名单，艺术馆被迫解散，馆里干部被关押。焦菊隐并没有屈服，接着，他又办了中华戏校的校友剧团，排演了新编京剧《九件衣》、《铸情记》等戏。

　　焦菊隐在这期间排演的话剧、京剧，都受到官方的种种阻力和刁难。尤其是《桃花扇》，由于反动派同时也搞了一个《桃花扇》的演出 (主题反动，艺术质量低劣)，竞争不过焦菊隐导演的戏，于是他们就不择手段地进行流氓威胁，甚至逮捕演员。最后，焦菊隐也破了产，连保存多年的四库全书提要也变卖抵了债。

　　他对国民党反动派黑暗腐朽的统治看得更清楚了。他经常把一些进步学生约到家里，晚上听解放区的广播。一九四八年在地下党组织帮助下，他毅然投奔解放区——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