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民国期间的遭遇

　　清季之末，民族主义是摧毁大清帝国体制的意识形态利器。

　　晚清中国遭受的巨大的利益损失和耻辱经历，直接导致了汉人社会对拥有皇权的“鞑靼统治者”的民族仇恨，满洲贵族的腐败统治被认为是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社会意识上，关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康雍乾时期“文字狱”的残酷影像，渐渐替代了人们对于“康乾盛世”的美好回忆。从经济层面来看，随着国家支付巨额的对外赔款，清廷对内只能加重税赋。同时，随着西方工业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导致如农村的织布等一些传统手工业渐渐凋零。由于普通百姓的生计渐窘，民间的反满情绪和力量开始壮大起来。在知识分子层面，随着拥护满洲皇权的曾、左、李、张这批文人官僚群体渐渐离开政治舞台，受西方影响的新一代政治与文化精英，以孙中山为代表，直接用西式的民族主义标签满汉，将汉人的民族意识作为发动共和革命的价值基础。

　　1905年在日本自溺的陈天华在他充满革命激情的《猛回头》中高呼自己是“俺家中华灭后二百余年一个亡国民是也”，章太炎称满族皇室“此客帝盘踞之久也，悉取主人而奴之”。“排满运动”一时似有风起云涌之势。但纵观整个民国时期，除了思想界的言论之外，“排满运动”更多只是一种表达民族偏见的温和的社会运动，并未演变到极端程度，如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大规模种族屠杀或种族隔离等。甚至在民族主义立国的民国成立肇始，即宣布实行“五族共和”，而非“驱逐鞑虏”。其中固然有政治家处境改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排满运动”只是一时的社会情绪与革命动员的工具，并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杨度曾言：“‘革命排满’四字，在社会上可以成为无理由之宗教。”可见这纯粹是一种工具性的动员。即使是陈天华本人，在《警世钟》中也写道： “名为他(满族) 做国主，其实已被汉人所化了。”而一向理性的蔡元培则指出，反满既然是反对满族中少数人的封建特权，那种“无满不仇，无汉不亲; 事之有利于满人者，虽善亦恶;而事之有害于满人者，虽凶亦吉”就是一种种族主义偏见。

　　由孙中山首先提出的“三民主义”，后来成为民国政府的安身立命之本。但“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并非仅仅反对由满族贵族“宰制于上”的清朝专制政权，还反对清王朝丧权辱国，沦为“洋人的朝廷”。这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一面——既有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有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集团正日益勾结起来。此即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把“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基本理由。 “非革命无以救垂亡”，而革命必须“先倒满洲政府”，其中包含着以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强烈诉求。

　　尽管在道义和社会舆论上，清末民初的“排满运动”喧嚣一时，但在民间层面，这个运动却有另外一番景象。“排满运动”最初兴起于清廷控制之外的海外留学生和革命者中间，而后主要传播于满族相对比较少的南方地区。在满族人口比较集中的京师和东北，则几乎对日常社会生活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除革命党人出于政治目的实施的暗杀之外(最著名的就是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的事件)，各种历史文献，包括溥仪的日记以及定宜庄记录的满族妇女口述史，都鲜见关于清末民初针对满族，特别是普通民众的暴力活动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