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文学：曾被后期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所采用

　　基督教的 《圣经》是一部综合性的宗教著作，它有小说、历史、诗歌、戏剧、书信等不同的写作体裁，记叙着不同人物的困惑、祈望与朝圣的心路轨迹。在这许多的体裁中，以启示文学最为特殊，它是一种狂热与绝对冷静的奇异结合。

　　启示文学并非是基督教文学中才有，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二世纪时，它曾被后期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所采用，它滋生于先知文学之后，后来被收入了 《旧约》的《但以理书》之中。在古希腊文中，启示有显露之意。那一段时期，正是犹太民族苦难深重的岁月，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安提阿古四世对犹太民族强行希腊化，以图灭绝犹太人的文化传统和宗教。那时犹太人的周围，除了希腊人之外，还有先后有亚述人、新巴比伦、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等强敌，他们对于犹太人的压迫和剥削，已达到了敲骨吸髓、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如果说犹太人以前还在先知文学里表达出一点对于未来的热情和幻想、还祈求一种公平和正义的话，那么，这时他们表现出的便只有一种坚忍和冷静，为了反抗异族和异教的压制和迫害，他们走投无路，只有揭竿而起了。启示文学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它和宗教一样，都是苦难深重的社会的产物。

　　启示文学着重以对世界末日和来世景象的预言来借古喻今，但它并非是用现实的手法，而是更多地用象征的手法、用异象或幻象来隐喻当时的社会、政治和宗教问题，启示未来，鼓励人民坚持信仰、固守不屈，迎候上帝必来到的终极拯救。而这样一种终极拯救，就是末日审判。这种末日审判在世界末日到来时一定进行，它是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大决战，是一种善恶的总清算。那场大审判和大决战是极度可怖的，是极度神秘的，但也是完全必要的，在经过一场大血战之后，旧世界将会被彻底破坏和毁灭，一个新天地将会如同经历了涅般之后的凤凰一样随着弥赛亚和降临而再生。所以说，启示文学的产生根源是在于希伯来民族的灾难和危机。它是一个受压迫的民族在濒临绝望之时的希望。

　　由于启示文学产生之时特定的高压政治背景，所以启示文学并不如先知文学那样是由先知以自己的名义来说教预言，它的作者们采取了以接受者身份、用客观的角度来传达神的启示的方法，他们假托得到了上帝的启示，假托以前的古人之名 (如以以诺、摩西之名)，向人们预言后世之事，其实这后世之事都是作者当代之事，是出于畏惧高压而不得不采取的虚拟扭曲的办法，所以它的象征意义非常浓烈，描绘出的末日审判景象也非常恐怖、非常具体而形象。它虽不是信史，却胜似信史。即如《但以理书》而言，它也不是但以理写的，但以理不是实有的人，而是作者创造出的人物形象，是想象出来的一个具有超人的智慧的超人的行径的模范性的完人。《但以理书》是民族灾难最为深重时期的特殊产物，它的作用和价值是安慰处于希腊化时期的犹太人，给后来历代的受难者以灵感和勇气，使他们采取最妥当的立场，如恩格斯所说，它是“使读者能够接受最后关于以色列人会克服一切苦难，终将胜利的预言。”即使除却了它的宗教内容而从文学角度来看，也是一部相当优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