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事迹故事 “艺术救国”碰了壁[第2页]

　　“艺术救国”碰了壁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闻一多踏上了赴美留学的旅程，八月七日到达当时美国的第二大城市芝加哥，九月二十五日开始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西洋油画。由于忍受不了都市的污染、喧嚣和情神的苦闷、孤寂，加之同窗好友梁实秋来信邀请，一年以后，他转学到了美国中西部的珂罗拉多大学美术系。在珂大读了一年后，由于清华校友先后赴美，聚于纽约，他又转学到了纽约艺术学院。

　　在这几度迁徙求学之间，闻一多亲身感受到了充斥于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这对他那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无疑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帝国主义者的傲慢神气，白种人的无理刁难，更加激起了他的爱国思乡的情怀。他觉得学绘画，专凭色彩和线条尚不足以表达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火一般的热爱的思想感情，于是又重操文学旧业，致力于诗歌创作。身处异国的闻一多对祖国的眷恋之情与日俱增，他恨不得骑上太阳，“每日绕行地球一周，也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 ”①重阳节要到了，他寄情于菊花： “我要赞美我祖国底花! 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②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夜，他将他的新诗作 《晴朝》和《太阳吟》抄寄清华校友吴景超，并附信说： “我想你读完这两首诗，当不致误会以为我想的是狭义的 ‘家’。不是! 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③

　　一九二三年九月，闻一多将自己在清华学校和留美初期所作的新诗经过认真而严格的筛选后，编成了第一本诗集 《红烛》 ，寄回国内，经郭沫若、成仿吾二人介绍，交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发行。这些新体诗充满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富于爱国思乡的情怀，在艺术形式上讲求格律，独树一帜。

　　闻一多是经受过五四爱国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留美以后，他从对比中更加看清了旧中国的贫弱腐败，下决心要改造旧中国。但由于他从清华学校开始，长期接受的都是美式教育，过着书斋生活，脱离民众的火热斗争，并不了解中国的实际国情，所以他的爱国主义在当时就只能是抽象的、模糊的。他只能从自身的具体感受出发，去探求拯救中国之路——“艺术救国”。这里的所谓“艺术”，不独包括文学、戏剧、音乐、图画、雕塑、建筑、工艺等等，“就是政治、实业、教育、宗教也都含着几层美术的意味。”①很显然，年轻的闻一多根本不懂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一方面，他热衷于艺术，甚至将它视为济世匡时的唯一的良方;另一方面，他又看到旧中国的社会腐败，政治黑暗，朦胧地感到单纯用艺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是苦于找不到一条解决问题的正确出路。于是，他只能将艺术概念扩大，用折衷的办法，将政治、实业等均包容到他的艺术救国观里去。艺术救国，实质上是一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它与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医学救国等同出一辙，都是愤世嫉时而又害怕民众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造出来的一条通向“天国”之路。这条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当时坚持沿着这条路摸索下去的闻一多，势必在政治上把自己导入歧途。于是，他信仰国家主义，参加新月诗派，追求艺术“唯美”，直至四处碰壁之后，躲进象牙之塔!

　　一九二五年一月，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等二十九名留美的清华校友在波士顿集会，正式成立了大江学会。这个组织以提倡和鼓吹国家主义为宗旨，闻一多是其中的重要骨干。同年三月，他在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说： “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其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其谁堪任之! ”②于是，这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宏大抱负驱使着青年闻一多，下决心从文化入手来复兴祖国，他并且把自己的这一主张称之为“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 (Cultural Nationalism) 。”③大江学会成立以后，闻一多似乎有了信仰，有了主义，充满信心。他积极地为“大江”发展会员，壮大组织; 筹办刊物，扩大影响。他迫不及待地要回国去大展宏图，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闻一多怀着对祖国、对家人的深切思恋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终于结束了“流囚”①生活，登上了归国的海轮。

　　闻一多提前从海外回到了时时梦魂牵绕的祖国。当他的双脚刚一踏上祖国的东大门——上海的码头时，适逢“五卅”爱国反帝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迅速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大革命高潮。这给了他以巨大的精神鼓舞，使他第一次看到了民众团结起来的伟大力量。于是他情不可遏地写下了 《一句话》 ：

　　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

　　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②

　　可惜的是，这仅仅是闻一多一时的激动而已。他此时的阶级立场和思想认识决定了他不可能投身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中去。这时的闻一多尚不懂得共产主义为何物，他只是莫名其妙地把共产主义与爱国主义对立起来，同时又把爱国主义与国家主义等同起来，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国内赤祸猖獗，我辈国家主义者际此责任尤其重大，进行益加困难。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①于是，闻一多归国甫定，便在北京与国内的国家主义派取得了联系，主动地与“醒狮”诸团体携手组织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并参加了一些活动，促其“声势一天浩大一天”②。

　　闻一多热衷于国家主义活动时，年方二十七岁，正所谓 “少年气盛之时”。他决心“赤手空拳打出招牌来”③，在政治舞台上“独树一帜，不因人热，亦不甘为人作嫁衣裳”④。他认为“醒狮社的人如李璜乃一书生”，并不怎么高明，因此 “国家主义的实践还待大江”⑤。他当时身居北洋军阀统治的巢穴北京，囿于阶级的偏见，看不到祖国南方正在兴起的工农革命高潮，反而给远在美国的梁实秋等人写信说： “国内漆黑一团，切望同志快回来共同奋斗吧! ”⑥一九二五年七月，大江学会创办了一个提倡“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的季刊，题名《大江》。闻一多立即将自己在留美三年期间“因受尽帝国主义的闲气而喊出的不平的呼声”⑦，如《醒呀! 》、《爱国的心》 、《七子之歌》 、《我是中国人》、《长城下之哀歌》 等爱国诗篇交给《大江》发表，其用意“是希望他们可以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敌忾，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①。当他发现 “《大江》在京行销甚畅”，“《大江》宣言发表后亦大有影响”②时，更是信心十足。

　　闻一多此时的思想是极其复杂的。他一方面反对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 另一方面又有着强烈的爱国激情。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当共产党人李大钊、陈乔年、陈毅、赵世炎等组织和领导北京工人、学生、市民数千人举行反帝大示威时，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竟亲自命令卫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连续射击，打死四十七人，打伤一百五十余人，造成了一场屠杀中国爱国民众的大惨案。鲁迅曾悲愤地将这一天称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③。“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闻一多也认识到，这才是真正的爱国的时代潮流，于是当即写下了一首 《唁词 (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 》 ，盛赞爱国烈士们“这青春的赤血再宝贵没有了”，劝慰烈士们的亲属“不要愤嫉，父母、兄弟和姊妹们! 等着看这红热的开成绚烂的花。”④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他又在北京《晨报》的副刊 《诗镌》创刊号——“三月十八血案专号”上发表了 《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一文，进一步主张将文艺运动与爱国运动结合起来。他说： “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 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①

　　一九二七年，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形势下，正在家乡闲居的闻一多应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邀请，到武汉担任了总政治部的英文秘书兼艺术股股长。他满怀着报效祖国的热情，将自己的艺术才华奉献给壮丽的爱国伟业，浑身有使不完的劲。遗憾的是，由于他长期过惯了书斋生活，身上存在着较严重的自由散漫和自视清高的弱点，不能适应严格的军事纪律和紧张繁忙的行伍生活，因此在北伐军中仅仅工作了一个月就离去了。

　　一九二八年一月，闻一多自编的第二本诗集《死水》 ，由胡适、徐志摩主持的新月书店出版。这本诗集处处洋溢着诗人火一般的爱国激情和对于新格律诗形式的执着追求，自创一格，自成一体，在中国新诗史上竖起了一座璀灿夺目的丰碑。

　　闻一多在政治上鼓吹国家主义的同时，在文学上又加入了资产阶级的文学团体新月社。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新月社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闻一多参加了编辑部的工作。新月社是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声誉不佳的社团，其主要成员徐志摩、胡适、梁实秋、陈西滢等人，都是反对共产主义、鼓吹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围剿”鲁迅的。闻一多当时与这伙人信仰一致，趣味相投，尤其在创作上曾一度成为“新月诗派”的台柱子。后来，闻一多迫于生计离开上海。随之，由于认识上的分歧，他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十日正式辞去了 《新月》的编辑职务。

　　闻一多在归国后的最初几年，尚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样，在国家主义派与马克思主义展开大论战时，他信仰了国家主义;在新月派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动“围剿”时，他跟着反对鲁迅。这反映了他此时在政治上的失误。然而，他尽管一度将李璜、曾琦、梁实秋、胡适等人引为“同志”，但毕竟和这帮政客、买办文人们有着本质的不同。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是他一生的优秀品质。如他的国家主义就有其特定的爱国主义内涵，这可以从他发表在鼓吹国家主义的刊物《大江》上的爱国诗中得到证明。到了后来，当闻一多认识到国家主义并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自己的思想问题时，他就逐渐地抛弃了这一信仰，并与李 (璜) 、曾 (琦) 之流分道扬镳了。

　　在当时社会动荡、斗争复杂的年代，闻一多在谋生糊口的问题上，信奉的是“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处世哲学。这几年他先后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上海吴淞国立政治大学、南京第四中山大学 (后易名为中央大学) 、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等校任教。

　　一九二八年秋天，闻一多回到故乡，在刚刚定名的国立武汉大学教书。在这里，尚不满三十岁的闻一多，以年轻教授的翩翩风度，以待人诚恳、治学严谨的负责精神，以充满诗人气质而又渐趋成熟的讲课风格，赢得了青年学生们的普遍尊敬。但与此同时，他也招致了一班抱残守阙的所谓“国学大师”们的嫉妒和攻击。为了用事实来回答那些敝帚自珍、顽固不化的“腐儒”们的挑战，为了弄清祖国文化传统的真实情况，也为了给自己在政治上一再受挫以后而变得心灰意冷的精神找到寄托，他便基本上停止了新诗写作，断绝了与国家主义派和新月社的联系，一头钻进了故纸堆，将注意力几乎完全转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来了。他在担负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为自己制订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科研计划。实现这个科研计划的第一项成果，就是从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一年四月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连载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一九三二年暑假过后，闻一多带着一颗四处碰壁、不得安宁的心，重新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清华园。

　　闻一多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共计五年。这是他一生中生活最安定、平静、舒适而优裕的五年。他说： “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见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陷——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证实了自己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因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内的路走通了，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福而非祸。”① 这里说的所谓“向内走的路”，就是把自己闭锁于清华大学新南院七十二号的书斋，远离开尘嚣的现实，潜心于古籍研究，将久蓄的宏大抱负付诸现实。数年以后，他的手稿逐渐增高了，在对于 《易经》、《诗经》、《庄子》、《楚辞》、乐府、唐诗、古代神话、古文字学 (甲骨文和钟鼎文) 、古音韵学、民俗学以及绘画理论等的研究上，都有了自己独到而深切的见解，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成了举世公认的著名学者。郭沫若后来对闻一多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 “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②但与此同时，闻一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也变得更加迷惘和消沉起来。

　　闻一多本来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感的诗人。他目睹国势危艰，人民涂炭，爱憎化为诗句如火山岩浆般地从心中喷发出来。但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民主个人主义的偏见挡住了他的视线，又把他“从诗境拉到尘境来”①，使他看不到中国的出路，看不到人民的力量，看不到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光明和未来。面对着苦难的中国，他一筹莫展，无可奈何，只好采取逃避的办法，钻进象牙之塔，寻求自我解脱。这不能不被看成是旧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