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仲德先生《中国音乐美学史》再读札记[第4页]

　　例如，对《溪山琴况》中“意”这一音乐美学命题的解释。作者从音乐审美的发展历史上做了比照：“意”最早见于《韩诗外传》，此“意”不仅与“曲”、“数”（形式结构）相对，而且有“人”（为人，个性）、“类”（形象，形体仪容）等内涵。而《溪山琴况》之“意”，有时指客体——所奏琴曲而言，包括“趣”（如“以全其终曲之雅趣”）、“情”（如“悉曲之情”）、“意”（如“体曲之意”）；有时指主体——演奏者而言，包括“兴”、“气”、“情”、“意”（如“兴到而不自纵，气到而不自豪，情到而不自扰，意到而不自浓”）、“神”（如“神闲气静”）、“心”（如“心不静则不清”）、“度”（如“必以贞静宏远为度’’）、“质”（如“君子之质”）、“志”（如“中独有悠悠不已之志”）；有时指主客体的结合——演奏者所奏出的琴声、琴乐而言，包括“趣”（如“所得皆真趣”）、“味”（如“我爱此味”）、“情”（如“我爱此情”）、“意”（如“弦声断而意不断”）、“度”（如“调无大度则不得古”）。作者进一步分析指出，在此主要是指演奏者之意，这是因为《琴况》认为演奏的目的不在娱人而在“自况”，在于“藉心以明心见性”，所以强调的不是乐曲所蕴涵的神趣情意，而是演奏者自身的性情心意；这也是因为《琴况》认为成功的器乐演奏必须善于“移我情”，善于“体曲之意，悉曲之情”，将乐曲之意转化为演奏者心中之意。

　　全书论述语言质朴，没有理论堆砌，没有用更新的理论来剪裁史料，研究方法并不复杂。然而，一个个范畴和命题铺展开来，由简及繁，繁而不乱，化虚为实，实中有变。在音乐表演美学与范畴、命题之间，作者进行了一种“隐性”的“对接”，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从对文献考据分析的角度把中国音乐美学史上命题和范畴的阐释做得有据可依，耐人寻味。

　　其四，文本中，音乐之道与音乐事实有多远？

　　掩卷之余，笔者常常感到在古代音乐文本中的观念与体验之间，教化与心灵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隔膜与冲突，其间隐含的关联又让人在面对历史经验时。感到它们与个人身心丝丝相扣，想要从仅存的文本去重构失去的整体。蔡先生在其著作中多次论及的“音乐之道”，能否在音乐事实中得到妥帖的印证？文本中描述或体现的音乐经验如何进一步解析？它本身具有一种生长力与弥合力吗？

　　在儒家文化中，人生与音乐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孔子有过习琴的经验，相信音乐体验带给人的陶写之力，故有“成于乐”之说。汉儒继续推崇乐教理想，但几乎不再谈论音乐体验问题，而是直言教化，《礼记》借老庄思维，在“孔子闲居”中描述了儒家的“无声之乐”，鼓吹统治者的宽宁之治。当乐教仅仅作为一种声势或者象征存在，生命力也就不再饱满了。《礼记》在五经中的地位首屈一指，代表着秩序与规则，《乐记》作为《礼记》的重要部分被纳入其巾。在礼乐高悬的大堂下，人们一旦成为道德伦理世界的奴仆，终其一生都无法拨响属于自己的心弦。然而，空洞的说教毕竟难以深人人心，即便统治阶级提供了一套易于认知的价值体系和操作模式，但对人们本然的感性欲望是羁绊不住的。事实上，在儒家心性的修养工夫中，虽然音乐不是必须的，但大多数人都不否认音乐所带来的精神愉悦，其内心对活泼生动的听觉形式是有亲近感的。

　　耶鲁大学教授苏源熙在《“礼”异“乐”同——为什么对“乐”的阐释如此重要》一文中指出，“乐”是中国古代唯一真正获得“理论化”待遇的艺术，这种“优待”的原因是，“乐”是以一种“礼”的分支的身份进入智识阶层的讨论，“礼”是“乐”获得意义和重要性的唯一背景。他认为中国的古乐呈显出一种既富丽又贫瘠，既丰满又干瘪的复合性轮廓。对于这样一具由“断片”拼凑成的遗体，很难推定出什么结论。他对这些音乐文本的作者存有疑惑：他们究竟是在个体实践的意义上真正精通“乐”，还是只在一般认同的意义上从他们理想的社会之“音”自上而下地推导出种种“乐风”与“乐理”？他认为，乐论起源于对那些郑卫之音的恐惧和焦虑，它驻守在那里，为了驾驭和牵制那些流行的、新生的、异质的俗曲。但中国音乐的历史，现实世界中活生生的“乐”把这种“乐”的规范性文本，嵌入了一个“反讽”的边框。事实大抵如此，即便是对于最应当摆出“亲雅远郑”姿态的最高统治者，也未必能做到按圣贤的“规范”行事。“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孟子-梁惠王下》）《韩非子·十过》中有一段君臣关于“悲声”的对话，师旷以“德义”为由，企图阻拦君王听乐，但晋平公坚持恳求，理由是“我爱好的是音乐（声音本身）”，言下之意，音乐背后的远见高论可以暂且不谈。

　　在汉代音乐文明中，一边是《乐记》的鼓吹，一边是乐府的声色。尽管俗乐的娱乐性质与伦理教化之问有种种矛盾，但统治阶级并没有牛活在追求享受与道德自律的“痛_廿”之中，这种冲突被生活与生命的活性化解掉了，而阐释者却常常在观念与行为的对比下陷入网境。《乐记·乐本篇》说“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事情的发展似乎形成了一个印证此“道”的反讽。献下刘德南于礼乐齐盛、德才兼备而誉满丁世，从而遭到汉武帝刘彻的猜忌。据南朝宋裴骃记载：“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匕卜里，文乇百里，王其勉之。’（献）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刘德在无望巾放弃了对圣贤之道的追求与恪守，以逍遥觞咏终却了人生岁月，其后来的选择未尝不是一种“个体”本位的回归。

　　在具体情况下，个体自身的调节能力往往被忽视。当具有觉解力的个体面对自身真实需求时，自然而然的生命体验与行为往往会在哲学思想与美感经验之间，艺术、政治、道德文本之间起到一种调节作用，让问题本身隐遁消失。至此，心灵与声音的融通能否成立，需要一个前提——真实，即在主体心灵没有遮蔽的情况下，心与乐的闸释才能有效、

　　先有丰富的人性，才有了对此的省思，中国传统义化中的音乐之道是对于人性深刻的关切而产生的。即便儒家思想掌控着音乐观念的话语权，然而，面对真实生动的音乐事象，政教鼓吹与牛命体验之间的冲突与交融从未停止，这从侧面也反映出了人们精神世界的真实性与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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