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仲德先生《中国音乐美学史》再读札记[第2页]

　　首先，“理论形态”与“文献载体”是两同事，前者属于学科研究的“思维成果”，后者是物质材料，尽管两者关系极为密切，但倘若将两者置于一体，质问究竟是“研究依据”还是“研究对象”，不免令人费解。其次，“思维成果”与“实践活动”彼此具有边界，不能相互替代。对已有的美学史类研究成果而言，前者的作用则更为重要。另外，该观点认为研究对象应涉及美学思想、审美意识、美学成果（作品）、美感经验、审美活动（行为）等，显然这样会更丰富，理论上并无不妥。音乐美的思维成果与实践活动的痕迹在哪儿？目前主要是依靠文献、器物和音响（乐谱）。该文试图将几个类型的研究依据从物化的、心理的、行为的多个角度进行阐释，把“文献史料”视为“符号化文本”类型，划分出“物化形态”、“心理形态”（“静态性资料”）等层次。然而窃以为，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贡献很难彻底解决中国美学史的实际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学文本的特点造成了古人的美学观念受到人文历史时空的纵横影响，或呈体系化的理论，或反之。义献作为思想观念的负载，作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重要产物，决非不能反映“人的存在”撰写中国美学史的诸多经验告诉我们，切实的做法是紧扣凝聚为“理论体系”的部分，适度且量力地旁涉其他。在此过程中，谁也无法不将“研究对象具体化”，更无法不将直接（间接）反映实践成果的“理论形态”纳入研究对象的视域之内。

　　学界的质疑促使了人们对于学科本身的反思，也从另一个角度上反映出“音乐荚学史”在研究方法上的保守与单一。倘若我们想更加全面地把握古代音乐美学发展的过程，为了更充分地阐释文献，使理论形态研究更深入，还要涉及观念背后的“审美要素”，考察古代社会的音乐审荚意识的变迁、古代音乐形态的发展演变、主体的审美行为与心理体验等等，这是一种更微观、更具体的音乐文化叙事。事实上，日前中国音乐美学领域对于文献的解读不是已经饱和，而是远远不够。对于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研究而言，无论是初期构建还是开拓转型，都基于对历史文献的梳理。如何跳出“中国音乐美学史”研究方法的窠臼，使文献史料得到相对更彻底、灵活、贴切的处理，也是近年来人们对于突破某一种文本解读方式的渴望。针对目前情形而言，寻求新的阐释方法或许更为重要。王小盾在论及研究方法时谈到三点体会：“通过物质来考察精神；通过形式来探究内容；通过行为来理解思想和言论。”这种观念映射出当今一部分学者的想法。

　　其二，中国音乐美学历史上“美”的成分有多少？

　　读《中国音乐美学史》，笔者发现古人谈得大多不是纯粹的“审美”，也不是纯粹的哲学。中同文化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文史哲二三者的互融，这一互融性也体现在美学领域。今人要了解中国关于“美”的学说、“美”的发展，就不能仅仅从中国历史中搜索“美”的概念，中国历史上没有一本纯粹的美学著作，《老子》、《庄子》、《二十四诗品》里面有丰富的美学思想，但严格来说，它们不是美学专著；《乐记》、《声无哀乐论》、《溪山琴况》里面有丰富的音乐美学思想，但却不为音乐美学研究所独有，这是中国美学理论独特的呈现方式使然。“和”、“情”、“神”、“游”、“气”、“韵”、“妙”等，这些形简而意丰的文字，以及与“美”的宁眼似乎不甚密切的事象，恰恰是巾国美学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

　　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艺术历来强调伦理道德的功用，强调美和善的统一。具有一定古代文化素养的学者都不难理解，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与宗法政治、伦理道德有着下丝万缕的或显或隐的关联，这成为牵制美的两个主要因素。该特征表现在古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不仅音乐，天文、历法、科技等等无不受此浸淫。文人士大夫们大多游走于学术与政治的边缘，亦不肯轻易放弃将自己的学术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机会。就音乐美学思想而言，在卷帙浩瀚的古代文献中，其中不乏理论实践技术、评论或历史的记录，反映当时主流音乐或特殊音乐的形态内容，更多是非关艺术自身的价值争论，如美与善、雅与俗、复古与革新等等。

　　那么，我们如何界定、理解中国美学史上的“纯艺术”，筛选出较为纯粹的美学？这并非易事。两千多年来，“美”的范畴在中国几乎从未真正独立过，“美”的纯粹与自足曾在先秦《庄子》、魏晋风度、明清主情思潮中如惊鸿一瞥，而在其他更漫长的时期中，更像鸿爪雪泥，难寻其清痕。尽管蔡先生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对于这仅存硕果青眼有加，不吝笔墨加以褒扬，却改变不了“以美养善”、“美善合一”是中国美学思想的重要特征和主线的历史事实，对此作者也没有规避或否认。正如其他学者谈到：“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美善合一的认识各有不同，但它始终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美学思想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尤其是儒家以音乐为中心的美善合一观，虽然“美”和“善”属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属艺术范畴，后者属道德范畴；但经孔子统一于礼乐思想后，却对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体现在音乐美学思想之中。对于中国艺术精神的阐发还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可以通过不同学者的研究比较，体会其中难度之一二。

　　徐复观曾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探索孔子的音乐精神。他一方面意识到“乐存孔门的政治理想中的重要性，亦即是艺术在政治理想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认为“到了孔子，才有对于音乐的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而在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中，建立了‘为人生而艺术’的典型”，“若孔子与贝多芬相遇，一定会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的。”我们暂且抛开近似情绪性的推测不论，“为人生而艺术”与“为政治理想而艺术”两者显然不同，孔子音乐观念是否可以称为“音乐的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也是个见仁见智的结论、不过，徐氏随之还要直面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即“孔门如此重视音乐，何以它竞没落得这样快，没落得这样彻底呢？”根本原因就足，对于文人上大夫而言，儒家人格修养、人格完成的直接通路还有很多，“而尢须乎必取途于乐。这样一来，一个儒者的兴起，便不必意味着是孔门音乐艺术的复兴。”孔子的“礼乐”观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干预意识，是要通过艺术培养一种性情人格，以臻丁道德的自我体认之道，将外在的规范最终转化为内在修养。纵观儒家两下年的发展传承脉络，就音乐艺术而言，大多被作为通往“美善合一”之境的修养手段，而非其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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