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仲德先生《中国音乐美学史》再读札记[第5页]

时间：2014-10-01 16:36:40 来源：网络整理 编辑：

　　其五，如何看待该书关于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判断与取舍？

　　《中国音乐美学史》在深刻批判古人音乐思想方面，尤其是对于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可谓痛下针砭。作者通过儿十年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之一是中国古代音乐思想是要音乐“不足成为人民审美的对象，而是成为当作统治人民的于段”，这使得给予这部著作极高评价的茅原先生认为该书“埘儒家学说的总体评价偏低，强调了儒家思想使人不自由的一面”。对此笔者也谈一点浅见

　　（一）孔子与礼乐思想

　　关于对孔子与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解读，书巾较为突出的表述有几处：“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其一般美学思想也如此）的核心不是‘仁’，而是‘礼’，其实质小是人本主义而是礼本主义”，“儒家历来义不允许感情的自由抒发，而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规定乐中之情必须‘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温柔敦厚，合乎礼制的规范，其实质不是主情，而是抑情”，等等。作者在两千年来儒道两家的冲突与融汇中，洞察到儒家倡导的礼制对于人的束缚，尽管书中指出儒家乐论址以“礼”为本，道家乐论是以“天”为小，然而，其近“道”远“儒”的态度依然鲜明，即强调儒家“克己复礼”的思想对人性的“压制”，相对弱化了道家由于对自然的崇尚从而导致对于人情“物化”的倾向。

　　笔者认为，这种情彤主要源于两点：一方面，作者在论证过程中，以史料为支撑，每一步推进皆有据可依，提出两千年来中同作为“礼乐”之邦的主流思想，并非夸大其词，“礼乐”在中国历史上，其政治涵义远远高过了文化涵义。礼乐规范了人际关系，维系了阶级制度，同时也成为人们日常伦理生活的节度。另一方面，作者著书的目的是建立现代音乐美学体系，从根本上决定要打破旧体系，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加以改造。问题在于作者对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体系虽说是“改造”，实为很大程度的放弃。

　　不可否认，儒家在两千年来的发展中，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先秦儒家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伴有大量生动、感性的音乐行为。当诸子“非乐”之论弥漫思想论坛，“人为之乐’’沦为诸多学派否定对象时，儒家率先肯定了音乐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世俗音乐的合理性给予了一定认可，不仅承认听觉之美，褒扬了音乐之善，而且文质并举，将其推至人生境界的高度，尽管儒学在发展演变中对于音乐的性质、功能的判断上出现了种种问题，造成了沉重的负面影响，但并非不可救药，其对于中国音乐的推动是不应当抹杀的。事实上，儒学已无法从人们的视线和思想里彻底消失，音乐学者对于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重构与解读仍有必要，在如何吸收其合理因素的问题上还有空间可以挖掘。

　　中国文化的有效根基是“儒道互济”，传统文化不可能与之分离，平和、渊静、旷远、悱愤、深挚、热烈、慷慨的艺术精神无不深深蕴藉在国人的气质性情中。比如“和”的范畴，就是道儒思想的自然贯通，其本质是两元交互生成，两者“和而不同，通而不杂”。就音乐审美理想而言，儒道两家都推崇“和乐”，也体现出儒道在审美追求上的某种暗合与默契，以生命体验为依托的中国音乐美学之精神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

　　（二）嵇康与李贽

　　作者针对音乐美学思想“体系化”的研究是基于一个更宏观、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的把握，格外关注所对应的时代和思想文化的大背景。嵇康是作者最激赏的历史人物之一，书中对于嵇康的人格操守、处事行为及其传世名篇《声无哀乐论》的文本价值，持全盘肯定和热烈赞扬的态度。然而，作者把嵇康思想的局限归结为“小农意识与封建时代的特色”，认为嵇康要求音乐平和，合乎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与儒家关于感情“哀而不伤”、“怨而不怒”，音调“中正和平”的要求相通，所以二者最终能合而为一，成为“淡和”审美观。“这种审美准则带有小农生产与封建时代的特色，违背人民的意愿，严重阻碍了音乐艺术的发展。宋明以后，中国音乐逐渐落后于西方，这是重要原因之一。”在此，嵇康被定性为一个“生活于封建中国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是否妥当？书中认为其思想与“小农意识与封建时代的特色”存在必然的联系，似乎并非足以成为有力的依据。笔者以为，探讨嵇康思想的根源是否应当更多关注人物自身的生活经验。这一论述本身也反映出我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马克思“五阶段论”的历史发展观对学者的影响。一旦过分强调社会与时代环境的对个体人物思想影响的方式，就会成为思维上的一种制约，往往对学者的研究判断造成干扰。

　　另外一个是关于明代思想家、文艺评论家李贽，作者对他评价极高，视其为阳明学派的继承人，将其音乐美学思想渊源独归道家思想的影响，认为“李贽的哲学思想是对王守仁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继承与改造，其以‘童心’说为核心的美学思想亦复如此”。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李贽“继承”与“改造”的实质已经走向了王氏的对立面。李贽一脉相承的哲学观、文艺观与音乐观，是道禅精神共同影响下的产物，其美学理论的核心“童心说”根源于道家的“自然论”与禅宗的“心性论”，后者作用尤为突出，作者在此不应该忽略佛禅之学曾深刻影响李贽的一面。

　　（三）史学观——“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结合

　　中国古代文献多从哲学、伦理、政治的角度论述音乐，注重研究音乐的外部关系，儒家强调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音乐的社会功能与教化作用，“礼乐”思想是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主体，其音乐本质、特征、功能和审美的观点对中国音乐和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的影响极为深巨，这些是无法更改的事实。古人对音乐自身的规律关注不够，这也是作者对《声无哀乐论》涉及到的音乐本体与本质问题极为重视的原因之一。正因于此，作者的写作充满了深刻的现代批判性，始终未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解。他并非全盘否定中国古代的音乐思想，而更像一个淘金者与斗士，在探索中只要发现了宝藏，便奋力为之摇旗呐喊，其中有对庄子、嵇康、李贽反异化、求解放思想的充分肯定，欲使之服务于现在与未来。凶此，尽管他对“儒学”以及个别历史人物的判断不无商榷之处，但其论述作为对于中国音乐美学整体脉络的把握，尤其是其中对于中国音乐美学基本价值取向的理解，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