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的生平故事 暴风飘雨总不移[第4页]

　　田汉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不断追求光明与真理的一生。从“五四”运动起，他就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和“创造社”，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一九二九年起，田汉不仅参加了进步文艺活动，而且参加了进步的政治活动： 他参加了“民权保障大同盟”和“互济会”。一九三○年初，他在应云卫、朱穰丞、夏衍等组织的第一个党领导的剧社——上海艺术剧社的演出后，真情地对南国社社员说： “你们看看，他们搞得比我们好。”在无产阶级戏剧运动推动下，他写了自我批评，并于同年演出了反映工人罢工和反抗封建国王斗争的话剧《卡门》。南国社被查封后，他带着南国社的朋友，积极投入到左翼戏剧运动中去，参加了“左联”的成立大会，当了“左联”的发起人。一九三一年，上海白色恐怖是最严重的时期，田汉恰恰就在这一年申请入党。“剧联”党组考虑到他公开活动作用更大，曾考虑让他暂留党外，但在田汉的再三迫切要求下，于一九三二年经上海中央局文委决定，由文委直接吸收他入党，同时入党的有丁玲、叶以群等。党分配他到“剧联”党团工作后，田汉从工作到个人的家庭生活，都毫无掩饰地把自己的一颗火热的心托了出来，对党组织忠诚坦白，对同志推心置腹，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光明磊落的品格。他把流散在江浙一带的集美歌舞团纳入了最早的左翼剧联的队伍，为他们取名为 “五月花剧社” ，并约去了“剧联”党团书记刘保罗一面担任导演，一面负责领导成立了“剧联”小组。田汉在这期间经常召集五月花剧社的舒绣文、魏鹤龄等谈话，给他们讲解国内外政治形势，鼓励演出进步剧目。当五月花剧社被查抄后，有人问他：怎么办? 田汉坚定地说： “我们要继续干下去! ”

　　一九三三年，田汉主持的“左翼剧联”在为东北义勇军募捐公演时，他联合了三十几个剧团在上海“新世界”演出一个月。组织上为了他的安全，派阳翰笙劝告他说： “不要在那样公开场合露面。” 田汉却坦然地回答： “在群众中最安全! ”他不怕帝国主义巡捕房和国民党特务的捣乱、破坏。他每天挤在后台的一角编活报剧。一九三三年元旦前夕，他编的活报剧《一九三三年前奏曲》，由聂耳、刘琼等演出，效果极好，使观众受到巨大鼓舞!

毛泽东接见田汉等艺术家

　　同年六月，共产国际组织了一个“国际反战调查团”，由英国进步人士马莱爵士和法共中央委员、著名作家伐扬·古久列率领来华。党中央把接待任务交给了“文委”。在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田汉便组织了队伍欢迎，还十分巧妙地安排了在先施公司酒楼，举行了三百余进步人士的盛大欢迎会。田汉在这次会上，怒斥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我国的罪行和国民党卖国投降的政策。会后，他机智地摆脱了暗探、特务的监视，将二位使者秘密送到扬树浦与工人会见，送到上海郊区大场与农民兄弟交谈。这次接待国际友人的活动得到了党的高度评价，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

　　一九三四年冬，日本帝国主义向平津进逼，蒋介石实行卖国投降政策。田汉以中华儿女奋起救亡为题材，创作了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及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

　　一九三五年春，中共江苏省委、文委被破坏。田汉送梅兰芳赴苏演出，从码头归来时被捕入狱。初进上海龙华监狱，后又转南京宪兵司令部。在狱中，田汉把铜板磨成五角星。林维中和女儿玛丽前去探望时，他拿出一首七律诗转给夏衍和孙师毅： “平生一掬忧时泪，此日从容作楚囚。安用螺纹留十指，早将鸿爪付千秋。娇儿且喜传书字，巨盗何妨共枕头。月断风云天际恶，手扶铁槛使人愁。”充分表明了他的气节、心境。

　　关于田汉被释出狱和出狱后在南京组织中国舞台协会一事，曾被“四人帮”一伙罗织罪名，把他打成 “叛徒”，诬蔑他“为国民党搞反动宣传”。除此之外，当年也有人对鲁迅说过： “田汉转向了。在南京大演其戏。”鲁迅先生也曾在内山书店表示过对这事不满。因而也有许多同志对这段情况不甚清楚，以致影响到在一九七九年四月，为田汉开追悼会的悼词中，还语焉不详。这件事，在一九六四年，田汉就曾说过关于一九三五年，徐悲鸿、宗白华保释他出狱时的情形： “我们在南京宪兵司令部，被分别关在所说优待室。老友徐悲鸿约宗白华探望我几次，甚至和张道藩一同来，张说他是怎样关心我，要和悲鸿、白华保释我，只要答应一不搞政治活动，二不离开南京，三不离开中国; 但又说还可以搞些戏剧活动。我明知是有政治企图的，但他说把戏剧活动跟政治分开，又觉得有文章可做。我想利用自己的一些条件，在敌人心脏里搞戏剧活动，宣传团结抗日、争取民主……于是我写了封信给陈立夫，答应了这三个条件” 。实际情况正是如此。

　　田汉出狱后，应云卫、洪深从外地赶来探望，说及外地剧运情况，田汉心有所动，于是和马彦祥、应云卫等同志组织了“中国舞台协会” 。这是私人成立的组织，并未向国民党反动当局备案。筹备演出前还到上海请演员，经济十分困难。头两次演出赔了钱，国民党的方治为拉拢田汉，想补助经费，并托徐悲鸿转送一笔钱给他。田汉很有骨气地说： “我们演戏向来是赔钱的! 不能要这笔钱。”并且在全体参加演出演员大会上说： “我们要舞台上的债，舞台上还! ”于是他马上动手改编托尔斯泰的《复活》，作为中国舞台协会第三次演出。田汉改编的《复活》，是假借托尔斯泰的人物，说出他心中要说的话，隐喻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所以中国舞台协会的三次演出，从演出的剧目和经济关系来看，根本不存在“为国民党搞反动宣传”的问题。

　　党组织为了声援田汉、阳翰笙，动员了“四十年代剧社” 和“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浩浩荡荡开赴敌人的心脏——南京，作示威性的演出。演出时，触怒了国民党反动派文化特务头子之一的张道藩，气得他将茶壶摔到台上。在演出期间，这两个剧社还派赵丹、郑君里、魏鹤龄向田汉、阳翰笙表示慰问。虽然当时有特务在一旁监视，可是田汉仍然精神抖擞、无所畏惧地对他们说：“……请朋友们宽心吧! 我们绝不会做对不起人民大众的事情! ”一席话使赵丹、郑君里、魏鹤龄几乎激动得落下泪来。

　　一九三七年中共代表团到南京后，田汉把他被捕和在南京的情况向博古同志作了报告。代表团对他这段历史进行了审查，审查后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就恢复了田汉的党组织关系。全国解放后，中央宣传部对田汉的历史又进行过审查。据查阅租界巡捕房的“录供单”，伪特别刑庭“审讯笔录”，又据同案人林维中、同狱人杜国庠、陈胜、吴成和保释田汉出狱的宗白华等人旁证，和田汉所说的一致。从以上事实，足以说明田汉的历史是清楚的，表现是好的。

　　“八·一三”后，田汉在南京完全恢复了自由，从南京回到上海，与夏衍等人成立了“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 。田汉、欧阳予倩在卡尔登(现长江戏院)组织了电影、话剧、平剧界数百人的大会，在“起来! 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的昂扬歌声中，田汉宣布： 文化界救亡协会歌(平)剧部成立。从此，田汉带领平(京)剧界艺人开展宣传活动，如他偕同南国社时期的老朋友周信芳、高百岁以及金素琴、金素雯，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和飞机的狂轰乱炸，奔赴近郊某战场前沿阵地，向坚守祖国领土的抗日战士进行宣传鼓动; 他们还去后方伤兵医院，慰问了痛击日寇而光荣负伤的战士。同年十一月，田汉回到长沙，深感长沙人民虽有抗日救亡的呼声，而舆论却不能表达民意。他矢志不移，苦心奔走，争取得到许多爱国人士资助，特别是得到担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徐特立的支持和帮助，终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和廖沫沙等人创办了一个旗帜鲜明地宣传团结抗战的报纸——《抗战日报》。田汉亲任报纸主编，经常工作到深夜，睏了便以楼板作床，生活紧张而艰苦。田汉先后在《抗战日报》上发表了《春帆楼上的对话》、《建立必胜的抗战军》、《歧途上的英帝国》等文章，精辟详尽地阐述了我党坚持抗战救亡，反对分裂、投降的主张。

　　一九三八年初，田汉又和郭沫若先后到武汉参加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田汉执掌三厅艺术处的领导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组织了十个抗敌演剧队，十个放映队和孩子剧团。田汉在紧张的抗日宣传工作中，意气风发，笑声朗朗，胸襟坦荡，热情奔放。三厅人员当时最常唱的一首歌，就是田汉作词、张曙作曲的《洪波曲》。三厅人员每天早晨都以嘹亮的歌声唱着它，歌词铿锵有力，激动人心。后来郭老写三厅这段回忆录时，因对这段斗争生活和田汉所作的歌词怀有很深的感情，故取名为《洪波曲》。

　　三厅成立一周后，从四月七日开始为扩大宣传周，经过几天宣传活动，整个武汉三镇人民都被动员起来了。四月十日左右，三厅派遣了政治部抗敌剧团到台儿庄、徐州鲁南火线进行慰问演出。后来徐州失守，该团突围未果，随之田汉也精神勃勃地到前线去了。沿途基本上荒无人烟，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他还开展了一些劳军活动。

　　一九三八年秋，日军三路进逼武汉。十一月初，田汉带领政治部所属的一些抗敌演剧队和工作人员，撤离武汉，来到长沙。十一月十日，湖南的门户岳阳陷落。田汉经过研究决定，将长沙湘剧宣传队派往醴陵等地。各队出发那天，请周恩来讲话，给步行的人作了详尽的行军指示。田汉率领湘剧宣传一、三队和战区撤下的一些文艺队伍，步行朝湘潭进发。就在这天晚上，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世界的长沙大火事件，把一座劳动人民经过千百年惨淡经营的名城长沙，烧去了十之八九。十一月十七日，田汉和洪深等人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回长沙从事救灾等善后工作。田汉急速带着一、三两个湘剧宣传队和演剧六队，日夜兼程赶回长沙。当时长沙城内一片焦土。一眼望去尽是颓墙废墟，暴尸处处无人收埋。就在这一艰难情况下，田汉率领同志们在短期内做好了救伤、扶死、掩埋、灭火、防特、赈济等等一系列突击工作，完成了周恩来同志指示的任务。

　　一九三九年，田汉遵从党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的指示，积极支持筹办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的成立，编写过反映明代嘉兴佛教徒反抗倭寇的《血影碑》，促使组成佛教青年服务团参加了抗日活动。同年，田汉看到所有的报章杂志，都是国民党官办的，而没有一个发表作品的阵地。不久，田汉到桂林和夏衍一起，召开了一个抗敌演剧队四、五、八、九队的队长会议。会上作出要在桂林出版一个戏剧刊物的决定。并决定由田汉、欧阳予倩、夏衍、杜宣和许之乔五人主办。根据田汉的建议，刊物定名为《戏剧春秋》。他还倡议： 刊物除发表作品外，中心是放在中国话剧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上。他虽于一九四○年去了重庆，还积极为刊物约稿。当时敌机经常轰炸，很多同志都住在距离市区很远的地方，如郭沫若住在赖家桥，茅盾住在唐家沱，不能召集座谈会，田汉就亲自登门拜访，发表谈话记录。重庆是座山城，抗战时期交通不便，他只有靠不断的爬山，或者乘坐小木船，抗日宣传工作的热情可见一班。

　　一九四○年，田汉接周恩来副主席的电报，到了重庆，任军委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艺术组组长。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挑起反共高潮的形势下，田汉带着老母幼女移居桂林。他奉命领导在西南的几个演剧队，积极组织、支持演剧队队员组成的新中国剧社。他住在漓江边花桥下临街的一间破旧平房里，生活也和剧社一样清苦，但他听说剧社断炊时，就要母亲拿出家中仅有的一点米，硬要剧社同志挑去熬粥充饥。《秋声赋》就是在这种困境下日夜赶写出来，作为新中国剧社第二次公演的剧目。

　　一九四四年，日寇又大举南犯，田汉带着一百余人的娃娃班——四维平剧团于年底到达贵阳。他们缺吃少穿。田汉虽长途跋涉，但脚上的鞋早就没有了，乱七八糟地缠着一些小破布。他仍乐观如故，坚信只要五万万人一条心，何愁抗战不能胜利。当时贵州省主席为收买田汉，派人送了五万元钱给他，却被田汉坚决拒绝，并作诗曰： “爷有新诗不救贫，贵阳珠米桂如薪;杀人无力求人懒，千古伤心文化人。”此诗一时轰动贵阳，很久都为人传诵。抗战八年中，田汉辛勤、艰苦、热情地活动于武汉、重庆、桂林、成都等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田汉回到分别九年的上海，住在上海剧校的楼房里，一有空就不停地写作。当时情况仍然复杂、曲折，他按党的指示做了不少工作。就连到冠生园开茶话会时，都不放松宣传的机会，他在发言中提出： “我们要和平，我们要斗争! ”他还做了大量改良平剧的运动，当张道藩以国民党文化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和我地下党争夺改良平剧领导权时，田汉等机智地化整为零，继续开展地下党领导的改良平剧运动的工作，在温州、苏州等地演出了不少进步剧目。“六·二三”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时，尽管美军架着机枪对准了游行队伍，田汉仍然站在队伍的最前列，还拿着一盒粉笔认真地在地上写着“反内战，要和平”的大字。在上海剧专召开的声援“上海摊贩事件”集会上，愤怒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残酷迫害。田汉在昆明时就曾和闻一多先生商谈过要掀起一次反对美蒋运动，想不到他离开云南不久，闻一多和李公朴就惨遭美蒋特务暗杀，田汉写了《望着云南痛哭》，表示哀悼和愤怒的抗议，并在筹备闻一多、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时，和一些同志彻夜不眠，赶写挽联、挽词，布置会场，安排发言顺序。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按照当时习俗，田汉提前一年做五十大寿，上海文艺界为他举行了“庆祝田汉五十寿辰及创作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五百多人参加了这个活动。郭沫若题诗祝寿： “肝胆照人，风声树世，威武不屈，贫贱难移。人民之所爱戴，魍魉之所畏葸，莎士比亚转生，关马郑白难比。文章传海内，桃李遍天涯，春风穆若，百世无已。”在会上，田汉也发言说： “希望大家不要为当前的困难沮丧，永远为人民服务。话剧三十年来的发展，今天却处于空前的低落。话剧最好的传统是团结，不脱离现实，通过艺术改造中国。”

　　一九四八年，田汉接受党中央指示，到河北省西柏坡党中央驻地，准备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他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盼望已久的五星红旗，即将要插遍祖国大地，他的兴奋、喜悦之情是不言而喻的。在北平解放前夕，田汉又从解放区来到北平，他积极走访徐悲鸿等人，并激动地说： “我从解放区来，毛主席、周恩来同志要我捎信给你们，希望留下来，不要离开北平，我们就要来了! ”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代表和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戏曲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等职。出访过苏联、东欧诸国及朝鲜。一九五三年抗美援朝时，任赴朝慰问总团副团长。他易于接近群众，毫无架子，肯于倾听来自下层的意见。在“文革”前十几年中，田汉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在写作之余，做了大量的团结、教育、联络、调查工作。一九五六年，田汉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到湘、桂、沪、宁、鲁诸省市视察，特别是在湖南期间，看到老艺人食宿、医疗条件极差，曾以大量稿费解囊相赠。同年，他在切实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为演员的青春请命》、《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两篇文章，洋溢着关心人民和艺人生活的高度革命热情。他是一个豁达不羁、热情如火、才华横溢的革命戏剧家和诗人。

　　田汉在“文革”中惨遭迫害。实际上，早在“文革”开始的几年前，一阵阵狂风暴雨即已向他袭来： 一九六三年华东话剧汇演期间，由于田汉坚决反对张春桥及其后台否定中国革命话剧运动、鼓吹“大写十三年”的谬论，曾在一首诗中写道： “明明长着双条腿，为何偏要跛足行?”张春桥等很快就下了毒手，田汉竟被剥夺了发言权。而且身为戏剧家协会主席的田汉，主席台上竟没有他的座位。他愤于张春桥之流的诬陷和排挤，在大会结束前，于一九六四年一月，在一个寒风飘雨的夜晚离开了上海。当火车慢慢载着他离开车站时，他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这个当年他曾奋战过的地方，为什么现在却无他的立身之地了呢?一月二十七日，田汉在苏州司徒庙见到了著名的清、奇、古、怪四棵古柏，见古柏历尽风霜摧残，仍发新枝，因而赋诗一首，借物抒情，以表达自己对党的忠诚和对张春桥一伙的莫大愤怒：

　　裂断腰身剩薄皮，新枝依旧翠云垂。

　　司徒庙里精忠柏，暴雨飘风总不移。

　　一九六五年，三弟田洪到京探望母亲，当时在农村“四清”的

　　田汉，回到北京来和田洪郑重地谈了一次话。他说： “江青请我到中南海，关于编戏的问题谈了一次话。那天我们说话声音很大，可能毛主席在隔壁会听到一些。江青要我放弃历史剧的创作，跟她一起专搞‘现代样板戏’。你知道，我是一个爱说话的人，这些话，我当时都无法回答。她最后要我表个态，我不知怎么说好，又想快点离开那里，所以我说： ‘我回去再同周扬等几个同志商量一下，再来答复’。” 由于田汉没有听从江青的旨意，他们就从《谢瑶环》一剧开刀，罗织罪名。于第二年，即“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田汉就连续不断地在文联大楼前被批斗，后即被投入狱中。田汉曾沉痛地说过： “我一家都是共产党员，我们都热爱毛主席和周总理，我为什么要反党、反毛主席?”此时，田汉已患有较重的糖尿病，加上饮食不周，不能医治，又遭到林、江反革命集团的那些鹰犬们惨无人道的摧残和折磨，终于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屈死狱中，终年七十岁。临去世前，他想着母亲，用深沉、微弱的声音呼唤着母亲 ……。

　　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公开为文化部大错案平反消息，宣布根本不存在一条什么“文艺黑线”和“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同志为代表的所谓黑线代表人物”的问题。四月二十五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文化部为田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文艺界一千余人参加悼念。追悼会由廖承志主持，茅盾致悼词。田汉的骨灰盒中，放着的是一页精装烫金封面的《关汉卿》剧本、两方名章，又放进了一个干部帽和一支钢笔。

　　中外古代戏剧史上，曾经出现过象关汉卿、汤显祖、莎士比亚、莫里哀、果戈里这样的巨人，而中国现代革命戏剧史，以有田汉这样一位铮铮汉子和戏剧巨匠而骄傲、自豪。田汉的名字永载革命的戏剧史册之中。

　　附： 田汉部分笔名、别名

　　原名： 田寿昌、寿昌

　　(用于日本留学时期及南国社系统刊物等处)

　　笔名、别名：汉、漱人、陈瑜

　　(用于二十年代《少年中国》以及南国社刊物等处)

　　绍伯、首甲

　　(用于三十年代中期，如《大晚报》、《社会月刊》等)

　　张坤、春夫、朋高、伯鸿、铁瑞章、罗芳洲、汉仙、敞人、叔常

　　(用于三十年代文艺刊物)

　　陈哲生

　　(用于1935年被捕时政治化名)

　　田汉

　　(除上述时期外，自1935年后，一般均用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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