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立谈新剧《赎罪门》：人的弱点都是因为有情，人的最大缺点是无情[第6页]

　　独舌：那时候商品经济或者说物质的诱惑到底有多大?

　　张国立：非常非常大。那时候我们文工团的工资，学员是十八块，正式演员是二十四块。顿顿都在职工食堂吃，还能省下五块钱。我省了好几个月，给我爸买了个帽子、买了双鞋，我跟我妈说，你瞧，我给爸从头买到脚。那时候能有录音机就特令人羡慕。我年轻时候一直想买辆摩托车，叫重庆嘉陵50，橘黄色的，汽油的，噪音极大，打火得用脚踩，大概三百多块。存呐存呐，存到最后，也没买起。

　　独舌：于是买了个自行车?

　　张国立：也没有，那会儿买自行车还得抓票，我也没抓着。摩托车也没买成，自行车也没买成，就买了块手表，我爸去给我买的。所以那时候物质对我们的诱惑是相当大的。如果那会儿我有本钱，我也会去做生意。

　　独舌：现在您的公司除了电视剧，还在参与综艺节目?

　　张国立：对。其实我本不喜欢综艺，这么多年来我们的节目学台湾、学韩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做文化的人，综艺节目居然全靠搬别人的模式，我觉得不可理解。我在做综艺的过程中感受到一点，我不老，我脑子够用。我掌握了它的规律，我还想做研发，无非就是节目模式嘛。二十多年前，我在澳洲看电视，就觉得人家怎么有那么多好点子。让大家都拍案叫绝的好点子，我们也能想到。

　　补白

　　制片人陈励(国立常升)：《赎罪门》从现在回望过去，讲的是九十年代的一个案件，在当下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是一部当下题材的、向前看的、正能量的戏。这部戏从小说到剧本改编难度很大，拍摄时九十年代是一套服化道，当下戏又是一套，做到精益求精;场景也很广泛，光转换场景就有四百多个。启用了很好的演员阵容。在一剧两星的市场环境下，是有一定制作难度和风险的，整个团队承受的压力相当大，但我们做好戏，不将就。

　　制片人朱克虎(华策)：华谊、华策两家上市公司联合拍摄一部电视剧，这还是第一次，同时联合了公安部金盾影视中心一起做。《赎罪门》这个题材很特别，很另类。我们都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很多企业家的发展轨迹都与剧中情形很类似，这部戏反映出中国社会发展之必然。既不可理解，也可理解。既不可原谅，也可原谅。现在电视剧年产量一万五千多集，明显供大于求。很多电视剧是为了迎合观众的胃口，不是从艺术创作上去引领市场，这样下去会危险。现在电视剧不缺数量，缺质量，我们坚持做精品，让人感到新鲜。

　　制片人郭现春(金盾影视)：《赎罪门》是从大的背景展现一个为国家经济保驾护航的新警种，九十年代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诈骗、金融犯罪之类的案件越来越多，公安部成立了经济犯罪侦查局，由经济保卫和刑事侦察两方面的队伍组成。这个警种出现也有年头了，我们公安系统内部很了解，但其他人了解得不多，通常一想到警察就是抓杀人放火刑事案件的警察。前几年经侦警察吕铮的小说《赎罪无门》出来，我们看了觉得很好很真实。拍这部电视剧，公安部宣传局和公安部经侦局都大力支持，从体验生活到提供最新的经济犯罪案例。这个剧里有过去的案子，也有现在的案子，比如假币案，都是跟现实密切相关的，有警示教育意义。我做了这么多年公安题材的影视剧，觉得这个剧是既好看又厚重的，是一部公安题材的品质剧。

　　卢雷(编剧之一)：我们的编剧团队有50后、70后、80后，每个人发挥优势取长补短。我们侧重情感上进行“罪”的深究，罪的深层是痛苦，它会蔓延。文皓无意间犯下了一个错误，导致了另一个家庭的崩溃，也导致她的生活多米诺骨牌般的倒塌。马德庆也是在这种罪当中，因为亲情的关系，也掉入痛苦里头。一定要给人呼吸的空间，当今需要温暖和积极的东西，让人物看到自己罪的同时看到阳光。因为有阳光才痛苦，这是互相的辩证关系。我们现代人都需要面对这种问题，找到一个出口，怎么解决?只有坦白。

　　【文/掌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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