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之后的浅薄——世界政治学术呈现危险趋势

　　引言：非全面回顾

　　应当说，二十世纪是人类政治学前所未有的进步时期。尽管一些响当当的著述出版于本世纪头二十年，但 其主体资源在二十世纪无疑。比如说，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二十世纪后半期，非主流学术的勃兴更是为人类思想 增添了大量的瑰宝，代表者如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理论之建构主义。

　　非常个性化与形象化地说，如果我不用为生活考虑即不挣钱也能生活 (假设有家族庞大遗产)，我就自己躲在一边尽精力之可能，一本一本读福山、温特还有波兰尼等人的著作，甚至会出现一言不发而自得其乐的状况。当然，逻辑地 看待，任何一个对经典文献有深刻阅读的人，不可能不做评论性发言。其如孔夫子虽自称述而不作，但还是有近乎喋喋的独立言论《论语》出现。波兰尼虽然是左 翼，而我是右翼，但是，并非因为我与他的立场差异而否定他《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之伟大影响。还是个性化言之，他的这本书，我喜欢的程度超过了 对同为右翼的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和秩序理论——能看到的著述。

　　一、伊斯兰教义里面的反抗精神

　　以上闲白之外，可悲情形 出现了：在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里，人类政治学出现了严重危机;危机的唯一也是具有威胁性的标志是，政治学的理论提炼与现实世界严重背离。可以说，这是歌德 所说的素材与形式悖论之重现。还有，这个悖论可以在我的经济学著述之信息质量把握能力理论中得到解释。不过，并非谦虚，即便我的理论在二十一世纪未来八十 年的某一时刻突然叫响，它与关乎人类命运的政治学相比，也是一毛之于九牛。

　　局限在政治学的话题内，可以看到法国《沙尔利周刊》事件以 来，政治学偏离现实世界的典征越来越明显。比如，幸存者Luz认为极端主义分子早就背离信仰也不了解《古兰经》经文，这个观点几乎为汉语世界不加思考地接 受并传播。事实上，那些极端主义分子恰恰是有对教义的深刻了解，并古典地去践行它，才在个体意识里完成了自我价值肯定,尽管事实为我们的理性所难以接受。

　 　《古兰经》在很多部分上与基督教教义相一致，对于人个体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其反抗性是非常明确的。具体地说，《古兰经》的第四章第九十七节，把容忍恶势 力与个人的苟且视为对真主意志的背叛。反抗得到认可，在此前第七十四节已有先验认可，「以后世生活出卖今世生活的人，教他们为主道而战吧!谁为主道而战， 以致杀身成仁，或杀敌致果，我将赏赐谁重大的报酬。」这里的「后世」即非宗教语言里的「来世」;「出卖」等同于「奉献」;「我」即伊斯兰教里面的最伟大先 知穆罕默德。

　　二、福山与穆勒哈姆出现舛缪

　　伊斯兰教义鼓励激烈反抗，批判容忍与苟且，而最低限的是逃离，比如迁徙住所 以摆脱压迫。这样的最低限选择其实与基督教里面「脱离凶恶(deliver us from evil)」教义道理是一样的。反抗暴政以及压迫是基督教及其源泉犹太教的重大伦理，其教义(经文)可以印证者很多，与《古兰经》第四章第九十七节可对照 的，之一是《旧约·耶利米书》第四十六章第十节前半部分，「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要向仇敌报仇。刀剑必吞吃得饱，饮血饮足」。

　 　做学术研究的人们可以对此类的经文暨教义提出文化批评，但是，经典教义支持着反抗者的精神是无疑的。对于《古兰经》第四章第九十七节的经文诠释，在相当 于基督教家庭教会的一些伊斯兰信仰团体里是相当看重的，也有内部文本支持。其内部文本相当于基督教里面的牧师讲经材料或专门课程。这种实际状况说明了 Luz的浅薄，也说明了传播者的草率。尽管就个体而言，我同情那些不幸者，更尊重那些幸存者，但是，在人类命运与其相关的学术态度上，却不能不严肃对待。

　 　Luz只是艺术家，不太可能精研政治学理论，然而，即便关乎伊斯兰信仰的一些最新政治学描述也是舛缪百出，其代表性说法有两个：民主未能在伊斯兰国家实 现国家现代化，尤其政治现代化，证明民主作为制度体系是失败的;匆忙的民主或者革命，在伊斯兰世界导致了君主政治本质的重复，因而也激发了极端主义。前一 种说法，以我素来尊重的福山为代表;后一种说法，以我未曾读过其著作的希沙姆·穆勒哈姆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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