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的真相 康乾盛世的见解?

　　有清一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共历时134年，恰好是清朝全史268 年的一半，这段时间是中国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历史的最后辉煌的年代，史称“康乾盛世”。

　　康熙像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在位61年(1661～1722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皇帝之一。他继位之初，国家外有重患，内有沉疴;而到他离位之时，中国社会已从17世纪战乱纷争的动荡中渐渐平息下来，呈现出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

　　康熙继位时只有8岁，是顺治的第三子，1667年在其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帮助下，以机智手段赢得了与顾命大臣鳌拜的斗争，开始真正亲政。康熙执政期间，撤除吴三桂等三藩势力(1673年)，收复台湾设一府三县，隶福建省(1684年)，平定准噶尔汗噶尔丹叛乱(1688～1697年)，并抵抗了当时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经过雅克萨之战，清俄双方缔结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在平等基础上划定中俄东段边界。

　　雍正像

　　针对汉人社会，康熙年间清廷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积极鼓励垦荒，废止激起汉族反抗的八旗圈地运动，实施“更名田”——将前明作为“藩封之产”的贵族所占大量土地通过更名形式无偿地交与原耕佃农承种，使其成为自耕农，整修黄河、淮河、运河的水利工程。特别是康熙在 1712年决定“永不加赋”，取消新增人口的人头税，耕地面积随之迅速扩大，人口激增，为“康乾盛世”奠定了社会与经济基础。

　　中国历代王朝都为边患所困，以北方为剧，故自秦始皇始，不断修筑长城以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就长城之事，康熙曾言：“昔秦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蒙古，使之防备朔方，较之长城更为巩固。”① 他以藏传佛教羁縻蒙藏，利用宗教手段使少数民族归心清朝，以安定边疆，巩固国家，并在热河(河北承德) 修建了避暑山庄，用意在于有一个皇家狩猎之所，定期与蒙古各部旗主贝勒会见，以巩固双方之好。后这里渐渐成为接待外藩朝觐的固定场所。康熙帝开疆辟土，不修长城，撤长城之防，以 “修德安民”代替“土石之功”，将“大一统”格局扩张到长城以外，终使有清一代在治理边疆和处理民族问题上，形成了一整套有别于前、气象高远、因地制宜的策略，成效显著。

　　康熙年间的文化政策一方面是崇尚儒学，尤其是朱熹理学，造成理学的复兴。同时优待汉族知识分子，开博学鸿儒科，创建南书房制度，亲谒孔庙，编《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典籍图书。另一方面则是大兴文字狱。 1711年，戴名世著《南山集》，用南明年号录有南明史事，招致满门抄斩，株连甚广。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是康熙第四子，在位13年(1723～1735年)，是康乾盛世之承上启下的人物。

　　雍正获得皇位的过程相当凶险，康熙诸子为争储位，党争频仍。胤继位后，手足相残，消除异己，并创立秘密立储制度，以避免后世皇位继承权再起争端。雍正即位时45岁，已有丰富阅历和政治经验。刚一即位，即针对康熙末年官员腐败的情形，接受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施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的措施，以限制、减少官员的贪赃舞弊和横征暴敛，并在随后严格清查、追缴各地钱粮亏空的情况，严厉打击贪官污吏，整肃官场风气。

　　乾隆像

　　清雍正二年(1724年)，接受直隶巡抚李维钧提出的“摊丁入亩”的赋役制度，限制士绅特权，改变劳役负担主要由贫民阶层承担的不合理状况。同时，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大大提升了国库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存处境。

　　清雍正四年(1726年)，根据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大规模地推行 “改土归流”政策(“改土归流”中的“土”是“土司”，而“流”则是“流官”。“改土归流”，顾名思义，就是把土司改为流官，由中央派干部治理民族地区)，取消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四川等省的一些土司，将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纳入中央实行直接统治的区域。

　　清雍正七年(1729年)，具有反清思想的湖南秀才曾静，遣徒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岳钟琪具折上奏，雍正派人拘讯曾静，并亲自审问。后来雍正将自己与曾静的问答之词，编为《大义觉迷录》一书，并将曾静免罪释放，派人带着他到江浙等地到处宣讲体会，批判华夷之辨的思想，为清朝的统治辩护，为此亦大兴“文字狱”。后乾隆在即位之初就捕杀曾静，并将《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是雍正第四子，在位60年(1736～1795年)，为不逾康熙前例，在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 宣布将皇位禅让给皇十五子永琰，改元嘉庆，自己称太上皇帝。此后仍然掌握实权，直到清嘉庆四年(1799年) 逝世。

　　乾隆即位后，矫正了“祖宽、父严”之弊，综合康熙、雍正的做法，实行“宽严相济”之策，整顿吏治，厘定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安抚在雍正朝受到打击之皇族宗室，比较公正地平衡以鄂尔泰与张廷玉为代表的满汉两派朝臣的斗争，大大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稳定了王朝局势。

　　在经济上，乾隆一承康熙、雍正朝重农政策，励垦殖、兴水利、恤灾民，五次普免天下钱粮，同时采取了一些恤商政策，甚至允许百姓贩盐。在乾隆治下，国家财政收入与人口数量都得到很大提升。

　　乾隆晚年自诩为“十全老人”，称一生有“十全武功”，即十次重大军事行动——包括平定准噶尔之役、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大小金川之役、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缅甸之役、安南之役及抗击廓尔喀之役。“十全老人”的说法，虽有弘历自我夸耀的嫌疑，但其成就确属不凡，特别是在新疆数次用兵，平息阿睦尔撒纳、大小和卓的叛乱，以致秉承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权力的准噶尔部就此消亡，新疆地区重新统一。清廷设伊犁将军驻军屯垦，新疆从此完全归入清朝版图。而清军两次进藏，驱逐受英国人支持的廓尔喀(尼泊尔历史上的统治王朝) 的入侵，制订《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确定政教合一体制，规定清朝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地位平等，并制定“金瓶掣签”制度来认定达赖、班禅的转世灵童，有效加强了清政府对西藏的统治。

　　乾隆帝受汉文化影响颇深，与康熙帝六次南巡一样，为探访民情，加强中央政权与江南士绅的联系，也曾六下江南，在民间留下无数传说。但与其祖父轻车简从的做法不同的是，乾隆帝一路奢华，尽显游乐之兴，途中还召试士子，测以诗赋策论。乾隆帝汉文造诣很高，善诗画，在其治下，各种官修书籍达100余种，完成了《明史》《四库全书》及《大清一统志》《大清会典》等，特别是《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文献丛书之集大成者。然而， “文字狱”仍然是乾隆朝最大的弊政，杀人毁书甚多。乾隆帝最遭诟病之处，是后期宠信贪官和珅，以致吏治败坏。

　　在康、雍、乾三朝，大清帝国成为了疆域空前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其实际有效控制区域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康乾盛世时期，清朝的统治疆域北至恰克图(今俄蒙边界)，南至南沙、西沙群岛;西北达巴尔喀什湖与葱岭，东南至台湾和钓鱼岛;东北至外兴安岭、乌第河，极东至库页岛。“疆域之辽阔，管辖之有效，都达到了极限，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代盛世。”①此时中国社会人口激增，国库丰盈，对外战争屡战屡胜。康乾盛世，成为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帝国格局发展的辉煌顶点。

　　然而，尽管如此，从世界史的眼光来看，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东方封建专制制度在覆灭前的“回光返照”。恰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所言：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一个缺乏自由与平等的农业帝国，虽可能有一时的安居乐业，却不可能有长久的天下太平。

　　从18世纪中期开始，工业革命在欧洲渐渐兴起。而此时作为东方最强大国家的大清帝国，在洋洋自得之中浑然不觉，致命的危险已经和英商的鸦片一起悄悄到达了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