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的原因与目的[第2页]

时间：2017-12-20 15:01:12 来源：网络整理 编辑：

　　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之前，宋庆龄曾积极奔走营救邓演达，未能成功。继此之后，她又与蔡元培、杨杏佛等共同营救国际友人牛兰夫妇，但由于力量薄弱分散，缺乏广大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奏效。1932年10月，宋庆龄因陈独秀等11人被捕案件，从上海赴武汉，向国民党中央提议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处理政治犯事件。这一要求被蒋介石拒绝后，宋庆龄决定成立民权保障同盟团体，为营救和保护一切政治犯进行斗争。11月3日，北平《民国日报》发表专电，刊登了宋庆龄的“新志愿”，即“余现拟参加组织一团体，专以保护及营救所有政治犯，及清共时被牺牲者为职志。予盼中外知识阶级及友朋参加是项运动”。同年12月17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表宣言，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月30日，蔡元培、杨杏佛代表“同盟”，在上海华安大厦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同盟”成立。在招待会上，蔡元培代宣读了宋庆龄的演说词，号召新闻界与民权保障同盟一道为争民权、保障民权而奋斗。演说词称：“新闻界与同盟会员实有比肩共负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之责，应予同盟以诚实之赞助。”“诸君对众多国人之被非法拘禁与秘密军法审判，将长此静默不加抗议乎?抑将一心一德与同盟共肩此责任乎?”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民主进步团体。它的宗旨在于支援为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权而进行的斗争。同盟的目的是：(一)为释放国内政治犯与废除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而奋斗，尤其致力于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的狱囚;(二)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并调查监狱情况，公布国内压迫民权的事实，以唤起社会舆论的注意;(三)协助关于争取公民权利，如结社、集会、言论及出版自由的斗争。同盟总会设在上海，在国内各重要城市设立分会。同盟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委员会，由各分会选举代表三至五人组成，全国委员会每年集会一次，选举全国执行委员，讨论并决定本同盟工作大纲、预算决算及其他重要会务。同盟最高执行机关为全国执行委员会，由全国委员会选举的执行委员九人组成。全国执行委员会为执行会务，得设各种委员会，如宣传委员会、法律顾问委员会等。因同盟成立时全国委员会代表大会尚未召开，故先由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行同盟最高执行机关职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美国进步记者，当时在上海编辑中英文的《中国论坛》报)、邹韬奋、胡愈之等七人组成，宋庆龄、蔡元培为正、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同盟宣布：凡是赞成本同盟主张，并愿意从事实现此主张实际的工作者，不分国籍、性别与政治信仰，都可加入同盟，但“过去曾参加剥夺民权之行为者，执行委员会得拒绝其加入同盟”②。

　　1933年1月17日，同盟上海分会在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选举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陈彬和、胡愈之、鲁迅等九人为执行委员，另设有宣传、调查和法律委员。后来鉴于同盟会章关于中央执委不得兼任分会执委的规定，故宋庆龄等七人辞去上海分会执委职务，另由会员中补选郁达夫、洪深、吴迈、沈钧儒、王造时、钱华、宁明予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上海分会在发表的宣言中指出：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民主，“为一切向前奋斗的目的”。因为，中国人民至今不但无最低限度的民权，相反，杂志与报纸时被查封，集会与结社遭禁止现象屡有发生。“最近五年之中，出版物之被禁止或停止出版权力者，以数百计”。所以，“此种奋斗之意义，在今日之中国，尤为重要”③。继上海分会之后，1月30日，北平分会也告成立，胡适、成舍我、陈博生、徐炳昶、许德珩、任鸿隽、蒋梦麟、李济、马裕藻等九人被选为执行委员，胡适任主席。北平分会的决议案要求国民党立即废除反民主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以及在刑法之外对人民权利种种侵害的其他法律;呼吁营救平津各地被非法拘禁的一切政治犯，查办擅杀《江声日报》经理刘煜生的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

　　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按照自己的宗旨与目的，在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的领导下，为保障民权，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积极营救和保护政治犯，是同盟最主要的工作。当时在国民党各地监狱中，关押着许多政治犯。他们受尽了种种非人的折磨和虐待，其中大多数政治犯都是共产党员和民主爱国进步人士。1932年12月，北平大学教授许德珩、北平师范大学教授马哲民、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侯外庐，因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被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和公安局秘密逮捕。消息传出后，全国一片哗然。17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立即以同盟筹委会的名义向蒋介石、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和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发出营救许德珩等人电。谴责北平警探非法逮捕监禁各校教授与学生，“摧毁法治，蹂躏民权”的行径。要求国民党政府即日“明令全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诸自由，严禁非法拘禁人民，检查新闻”。“即日释放在平被非法拘禁之学校师生许德珩等，以重民权而张公道”④。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北平军政当局不得不先后释放了许德珩等三人。

　　1933年3月，红军第12师师长陈赓，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余文化，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等人由于叛徒出卖先后在上海被捕，并遭“审判”和严刑拷打。对此，宋庆龄立即召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会议，讨论营救办法，决定邀请法租界的中国律师兼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律师吴凯声出庭辩护。在3月31日上海高等法院的法庭上，罗登贤、廖承志等当场驳斥了南京政府强加的罪名。吴凯声出庭为被告辩护，要求无条件释放陈赓等人。在廖承志被捕后，何香凝曾向南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经过各方人士的斗争和民权保障同盟的大力营救，终于使廖承志被当夜释放。但其余之人又被国民政府以“共产党罪”引渡南京军事监狱。为了号召大家一致起来斗争，保护被捕的革命者，4月1日，宋庆龄发表了《告中国人民》，揭露国民党及政府与帝国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压迫中国人民反帝抗日战士的罪行，严正指出：被捕的数人，“正如所有与他们遭受同样命运的同志们一样，不是罪犯，而是中国人民最高尚的代表人物”。强烈要求释放他们。宋庆龄还指出：“如果我们容许这些革命战士们被逮捕、被监禁，甚至被害，那就要容许了可恶的反动势力摧残中国民族生命的根苗。”⑤

　　4月4日，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亚尔培路331号召开了临时全国执行委员和上海分会执行委员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组织营救政治犯委员会，选举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吴凯声、王造时、沈钧儒、陈彬和等七人为委员。同时决定派宋庆龄、杨杏佛、沈钧儒、吴凯声和伊罗生等五人立即赴南京探监，并为营救罗登贤、余文化、陈赓等政治犯同国民政府进行交涉。4月5日，宋庆龄亲率保障同盟代表团赴南京，面见行政院长汪精卫和司法部长罗文干，以同盟的名义书面提出四项要求：(一)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二)废止滥刑;(三)给予政治犯阅报读书的自由，禁用镣铐及改良狱中待遇;(四)严惩狱吏敲剥犯人及受贿行为。随后，宋庆龄等人又到监狱中探望了被捕人员。代表团返回上海后，于4月12日专门召开了同盟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报告赴南京情况。会议决议再次正式致函汪精卫、罗文干，要求设法将陈赓、罗登贤等人从南京国民党军事机关移交司法机关，“以重民权而推法治精神”⑥。在民权保障同盟的不懈努力下，蒋介石被迫释放了陈赓。

　　此外，民权保障同盟还为营救著名女作家、左联党团书记丁玲，史学家、文委书记潘梓年，以及抗议国民党非法枪杀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编辑刘煜生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保障同盟不仅重视争取释放国内的政治犯，即使是对受到国民党恐怖制度摧残的外国人士也不遗余力地加以营救和保护。1931年6月，担任“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的牛兰及夫人被上海租界巡捕房逮捕并引渡给国民党政府。1932年8月，牛兰夫妇以“扰乱治安，勾结叛徒，煽惑军队，破坏纪律”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在营救牛兰夫妇的过程中，宋庆龄“热心努力”，她与杨杏佛、沈钧儒等人到监狱中探视牛兰夫妇，并数次致电汪精卫、罗文干，要求将牛兰夫妇释放，恢复自由，否则“全世界革命舆论，自由主义舆论皆将指牛兰夫妇之死为国民党所预谋杀害，皆将指此种谋杀仅与德国希特勒式之野蛮残酷差可比拟”⑦。保障同盟的活动，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了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反民主本质，保全了牛兰夫妇的生命。

　　民权保障同盟所进行的民权斗争是不分国际畛域的。它不仅反抗国民党的恐怖，争取中国人民的民权，而且也积极声援各国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自从希特勒在德国建立法西斯政权之后，“残害无辜，压迫学者，残酷殊甚”。为了抗议希特勒的暴行，谴责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迫害，1933年5月13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人亲自到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提出最严重抗议并要求副领事代转达该国驻华公使。抗议书列举了法西斯在德国犯下的种种罪行，指出：“此种惨无人道之行为，不特蹂躏人权，且压迫无辜学者作家，不啻于摧残德国文化。”⑧虽然德国驻华公使拒绝向本国政府转交抗议书，但由于国内的《申报》和《中国论坛》先后载登与报道了抗议书的内容及宋庆龄等人的活动，使得民权保障同盟这一举动世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