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的原因与目的[第3页]

时间：2017-12-20 15:01:12 来源：网络整理 编辑：

　　民权保障同盟还非常重视对国民党各地监狱的黑暗情形进行调查，以此来揭露国民党对政治犯的迫害，唤起社会舆论的注意。同盟成立后不久，杨杏佛受宋庆龄的委托，到北平各监狱慰问政治犯，并调查监狱状况。当时的北平监狱对待政治犯是极为野蛮、残忍的，“是世界上最黑暗的一角，是一种活人的坟墓”。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政治犯写给同盟的信中就可见其一斑，信中说：

　　“这里面活葬着百余名进步的纯洁的具有血性的活泼有为的青年，在被执行了慢性的死刑!他们大半都是为了参加中国民族独立运动而被捕被监禁迫害的。”“被捕后所受虐待，比猪狗还不如。”监狱对待犯人，或“铁链上压火烧香薰”，或“使犯人仰面，辣椒水或煤油灌鼻孔”，或“以针尖刺指甲，以猪毛刺尿道”，或“以细绳反扎两臂，高悬空中”。“每人带上一副笨重的铁镣，重有十余斤或七八斤。宪兵、看守任意打骂。一间阴暗湿臭的小屋，拘禁有四五十人或六七十人，大小便均在其中，空气污浊，睡无隙地”。“在此阴沉的地狱里，有因监房之黑暗而双目失明者，有得关节炎而瘫痹者，有患肠胃病者，有因受刑过重而肢体已经残废者”⑨。

　　杨杏佛等在各监狱调查过程中，向在押政治犯宣传了保障同盟的宗旨，希望国民党政府在寇深祸急的形势下，探明全国人才，对尚未判决者能“依法公平处理”，已判刑者“能本宽大为怀之政，举行政治犯大赦”⑩。2月1日与5日，英文《大陆报》和中英文合刊的《燕京报》先后发表了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政治犯揭露监狱黑暗生活的两封信，把国民党迫害政治犯的行径大白于天下。

　　民权保障同盟为实现自己的宗旨与目的，也十分注重“反对盟内和盟外人士改变本同盟的章程和工作性质，或使它成为国民党统治体系的附属品的一切企图”。胡适身为同盟成员，北平分会的主席，却进行反对同盟的活动。他对事实上存在的国民党各地监狱滥用酷刑情况置若罔闻，对1933年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政治犯写给民权保障同盟的揭露国民党虐待政治犯的信认为是“捏造”，并指责宋庆龄“不加考虑，遽信为真”，酿成“大错”。1933年2月19日，胡适在他主编的《独立评论》第38号上发表了《民权的保障》文章，反对民权保障运动，为国民党及其政府进行辩护。文章称：“我们观察今日参加这个民权保障运动的人的言论，不能不感觉他们似乎犯了一个大毛病，就是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做政治的问题，而不肯看做法律的问题。这是错的。”该文还说同盟主张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2月21日，英国人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又刊登了胡适的谈话：“民权保障同盟不应当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一个政府为了保卫它自己，应该允许它有权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很显然，胡适的所作所为已经背离了他加入同盟时所同意的同盟基本原则。对此，多数同盟成员表示坚决反对。2月22日，民权保障同盟致电胡适，指出他在《字林西报》上发表的谈话完全违背了同盟成立三项目的的第一条，即“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一切酷刑及蹂躏民权之拘禁杀戮之废除而奋斗”。电文要求胡适立即澄清这一事实。23日，杨杏佛致胡适信，代表同盟执委会谴责胡适“对外公开反对会章，批评会务”，“为反对者张目”的行为。28日，宋庆龄、蔡元培再次致电胡适，提出了最后警告：“释放政治犯，会章万难改变。会员在报章上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鉴于胡适拒绝改正自己的错误，3月3日，民权保障同盟执委会召开会议，重申了同盟的根本原则，决定开除胡适的盟籍。3月28日，同盟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九楼举行全体会员大会，再次谴责胡适违反会章的行为，追认了执委会关于开除胡适的决议，捍卫了组织的尊严与原则。

　　保障同盟作为一个争民权而与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的组织，遭到了国民党的嫉恨。在同盟筹备期间，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就以书面形式警告蔡元培、杨杏佛，污蔑他们营救政治犯是“为反动张目”(11)。同盟成立后，南京市党部又召开执委会，决议蔡元培、宋庆龄组织同盟，“实破坏本党威信，逾越中委职权”(12)。要求国民党中央明令解散，并给蔡元培、宋庆龄等人以“警告”处分。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也宣布同盟北平分会为“非法组织”(13)，要求军警机关勿予备案。一些国民党特务也接连不断地向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人投寄恐吓信及子弹，进行种种威胁。然而这一切行为对于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爱国民主人士来说，只能是徒劳的。于是，蒋介石决定以卑鄙的暗杀手段来达到破坏同盟的目的。但慑于宋庆龄的崇高威望和特殊地位，不敢随意下手，因此，他们把暗杀的矛头对准了杨杏佛。

　　暗杀行动是由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亲自指挥的，具体执行者是赵理君(代名赵立俊)领导的复兴社华东区行动组。1933年四五月间，华东行动组的特务就开始进行布置，并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一幢三层楼房内设置了组部。行动之前，特务们还进行了“不成功即成仁”的宣誓仪式。

　　通过侦察，特务们了解到杨杏佛当时独居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楼下的一间房内。他骑术娴熟，每逢星期六晚，他总会把在大同大学中学部学习的长子杨小佛接来，翌日带子骑马到上海西郊兆丰公园游玩。特务们认为，中央研究院一带是一处下手的理想场所，如乘杨杏佛出游之机在中央研究院附近将他暗杀，既可对同住在法租界的宋庆龄进行恐吓，又可把责任推给法租界当局。

　　6月18日是星期天，清晨6点多钟，赵理君带领过得诚、施芸之、李阿大、王克金来到暗杀现场。赵理君自己坐在汽车上，汽车停在亚尔培路、西爱咸斯路转角处。其余四名特务身穿灰色劳动服分散潜伏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近8点钟，杨杏佛领着14岁的杨小佛登上一辆篷盖车，准备到大西路换乘马郊游。汽车刚驶出中央研究院大门，即遭到特务射杀。司机胸部连中两弹，打开车门逃命。听到枪声，杨杏佛立即用身体扑倒在小佛身上，自己却连中三弹：一弹由左肋射进，由右肋穿出;一弹击中左腰，停止在腹中;另一弹射中心尖，成为致命的一弹。由于有父亲的掩护，杨小佛仅右腿部受轻伤，幸免一死。此时，中央研究院对面的利汉汽车公司职员贝柯克(俄国人)闻声从二楼奔下，跑向汽车附近。他不顾自身安危，驾驶汽车将生命垂危的杨杏佛等送到广慈医院抢救。

　　杨杏佛中枪后，凶手们立即奔向赵理君乘坐的汽车。在慌忙中凶手过得诚跑错了方向，等折转过来时，汽车已离开很远。他一边跑，一边喊等一等。赵理君看到过得诚离他的汽车还有一段距离，且附近已响起法租界巡捕的警笛声，于是为杀人灭口，从汽车上向过得诚开了一枪即快速逃跑。但这一枪仅击中过得诚的右臂，很快被追上来的巡捕捕获，被送到广慈医院。

　　杨杏佛入院后，不久因伤势过重于上午9时20分身亡。过得诚经急救后，当日下午即可说话。他虽然矢口否认自己是杀害杨杏佛的凶手之一，但从他身旁捡获的手枪暴露了他的身份。戴笠对过得诚的被捕惶恐不安，惟恐露出马脚。于是他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担任华籍探长的军统特务范广珍用毒药毒死了过得诚。

　　杨杏佛遇害的噩耗传来，宋庆龄悲痛万分。她不顾危险，当即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暴行。她说：“这批人和他们所雇佣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杀害杨铨的刽子手们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应得的惩罚。”(14)

　　6月19日上午9时半，上海特二法院检察官到广慈医院检

　　验了杨杏佛的遗体。10时45分，杨的遗体移至胶州路万国殡仪馆。蔡元培在殡仪馆对《申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杨为一文人，遭此非常变故，人民生命可谓毫无保障。”

　　6月20日下午2时，大雨倾盆。杨杏佛入殓仪式在万国殡仪馆灵堂举行。杨的遗体安放在灵堂西首，四周摆满了人们敬献的花圈。宋庆龄、沈钧儒、鲁迅、史沫特莱、伊罗生、洪深等民权保障同盟成员参加了入殓式。前往吊唁的还有各界人士百余名。入殓式后，鲁迅怀着难以抑制的悲愤心情，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民权保障同盟成员郁达夫在杭州也写下了一首七绝《闻杨杏佛被害感书》：“风雨江城夏似春，闭门天许作闲人。恩牛怨李成何事，生死无由问伯仁!”远在北平的许德珩听到杨杏佛遇害的噩耗后，也奋笔疾书，写下古诗一首，题为《哭杨杏佛先生》：“天暗暗兮我心悲伤!血洒江南兮众情激荡!此仇必报兮时间不长。百倍以偿兮何时?宋蔡心情兮可想!泪落京华兮此日。雪耻到来兮地覆天翻!”

　　7月2日上午，在万国殡仪馆为杨杏佛开吊。亲往吊唁的有何香凝、蔡元培、沈钧儒等二百余人。正午举行家奠。下午3时，灵柩发行。蔡元培等乘送殡车数十辆随行。3时30分，杨杏佛灵柩抵达霍必兰路永安公墓。4时整，灵柩落入墓穴。全体来人环绕墓地三鞠躬，向杨杏佛作最后告别。

　　杨杏佛的死，再一次证明了国民党政权专制、独裁和反民主的真实面目。此后迫于白色恐怖的恶劣形势，民权保障同盟无形解散。

　　从成立到解散，民权保障同盟存在不足一年时间。但它在近代中国民主运动史上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就其性质而言，它不是一个政党，但从大量事实来看，它所触及的问题都是带有政治性的。同盟成员在舆论上不断发表宣言、声明，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消息，宣传抗日、民主，揭露国民党反民主的法西斯暴行;在实践活动中，积极保护和营救了一些中国共产党员和反蒋爱国民主人士，这些都为唤醒人民的民主意识以及促进民主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自然，保障同盟在争取民权的斗争中也带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表现为大多数同盟成员都是中上层知识分子，未能广泛深入地依靠广大人民的力量来开展民权活动，使得同盟在活动中处于一种势单力孤的状态。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工人、农民所遭受的压迫剥削最深最重，如果民权运动与他们缺乏密切的联系，那么民权运动在实践中势必受到影响;其次，在争取民权的方式上，同盟重视和强调“和平的”、“合法的”斗争，即它的目的不在于领导人民对国民党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这也决定了同盟的任务和作为是有限的。在当时国民党一党专制、个人独裁，暴政肆虐横行而人民毫无民主权利的社会中，只靠为政治犯们“组织法律的保障”，给他们“法律上的援助”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法律本身就是国民党政权压迫人民的工具。杨杏佛之死从一个侧面证明：在国民党实行法西斯统治，毫无民主可言的国家里，只有以革命的武装摧毁反革命的武装与国家机器，真正的民权之花才能开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