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第一回灵育花果山主要内容赏析读后感

　　这部书单表东胜神洲。海外有一国土，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此山乃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自开清浊而立，鸿蒙判后而成。真个好山!有词赋为证，赋曰：

　　势镇汪洋，威宁瑶海。势镇汪洋，潮涌银山鱼入穴;威宁瑶海，波翻雪浪蜃离渊。水火方隅高积土，东海之处耸崇巅。丹崖怪石，削壁奇峰。丹崖上，彩凤双鸣;削壁前，麒麟独卧。峰头时听锦鸡鸣，石窟每观龙出入。林中有寿鹿仙狐，树上有灵禽玄鹤。瑶草奇花不谢，青松翠柏长春。仙桃常结果，修竹每留云。一条涧壑藤萝密，四面原堤草色新。正是百川会处擎天柱，万劫无移大地根。

　　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有二丈四尺围圆。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丈四尺围圆，按政历二十四气。上有九窍八孔，按九宫八卦。四面更无树木遮阴，左右倒有芝兰相衬。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胞。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五官俱备，四肢皆全。便就学爬学走，拜了四方。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惊动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驾座金阙云宫灵霄宝殿，聚集仙卿，见有金光焰焰，即命千里眼、顺风耳开南天门观看。二将果奉旨出门外，看的真，听的明。须臾回报道：“臣奉旨观听金光之处，乃东胜神洲海东傲来小国之界，有一座花果山，山上有一仙石，石产一卵，见风化一石猴，在那里拜四方，眼运金光，射冲斗府。如今服饵水食，金光将潜息矣。”玉帝垂赐恩慈曰：“下方之物，乃天地精华所生，不足为异。”

　　那猴在山中，却会行走跳跃，食草木，饮涧泉，采山花，觅树果;与狼虫为伴，虎豹为群，獐鹿为友，猕猿为亲;夜宿石崖之下，朝游峰洞之中。真是“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一朝天气炎热，与群猴避暑，都在松阴之下顽耍。你看他一个个：

　　跳树攀枝，采花觅果;抛弹子，邷么儿，跑沙窝，砌宝塔;赶蜻蜓，扑八蜡;参老天，拜菩萨;扯葛藤，编草帓;捉虱子，咬又掐;理毛衣，剔指甲;挨的挨，擦的擦;推的推，压的压;扯的扯，拉的拉，青松林下任他顽，绿水涧边随洗濯。

　　一群猴子耍了一会，却去那山涧中洗澡。见那股涧水奔流，真个似滚瓜涌溅。古云：“禽有禽言，兽有兽语。”众猴都道：“这股水不知是那里的水。我们今日赶闲无事，顺涧边往上溜头寻看源流，耍子去耶!”喊一声，都拖男挈女，唤弟呼兄，一齐跑来，顺涧爬山，直至源流之处，乃是一股瀑布飞泉。但见那：

　　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依。

　　冷气分青嶂，余流润翠微。潺蔽名瀑布，真似挂帘帷。

　　众猴拍手称扬道：“好水，好水!原来此处远通山脚之下，直接大海之波。”又道：“那一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出来不伤身体者，我等即拜他为王。”连呼了三声，忽见丛杂中跳出一个石猴，应声高叫道：“我进去，我进去!”好猴!也是他：

　　今日芳名显，时来大运通。有缘居此地，天遣入仙宫。

　　你看他瞑目蹲身，将身一纵，径跳入瀑布泉中，忽睁睛抬头观看，那里边却无水无波，明明朗朗的一架桥梁。他住了身，定了神，仔细再看，原来是座铁板桥，桥下之水，冲贯于石窍之间，倒挂流出去，遮闭了桥门。却又欠身上桥头，再走再看，却似有人家住处一般，真个好所在。

　　——第一回《灵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赏析】

　　上篇说完了《西游记》的主题，本篇该轮到说小说的主要艺术形象了。果不其然，紧接上述点题的文字，作者就直奔《西游记》的主要艺术形象——孙悟空而去了。

　　为什么我们要说孙悟空是小说《西游记》的主要艺术形象呢?

　　这是因为：　在小说所描述的这一个前往西天取经的集体团队中，领军人物不是孙悟空，而是玄奘，也就是作者泛称的唐僧。这位唐僧不仅是这支取经团队的领军人物，而且还是四位徒弟(这里包括小龙马)的师傅，具有崇高无上的话语权，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取经使命的成功和方向，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当朝皇帝唐太宗亲自选择的取经人，带着“御命”，具有其他人无法取代的独特地位，照理说，认定他为主要艺术人物是很适当的。但是，读完《西游记》的人，大多没有这样的阅读观感，他们认为小说的最主要的艺术形象不是唐僧，而是孙悟空。为何人们会产生这样的审美“落差”呢?看来还得从小说本身去找原因。其原因当然很多。例如，小说中的孙悟空虽说只是取经队伍中的一员，但他是唐僧的大弟子，逢水架桥，遇山开路，英勇善战，功勋卓著，是其他任何艺术形象所无法比拟的。它是作者刻画得最为鲜明生动的主要艺术形象之一。唐僧的领军地位虽然也极重要，但他在小说中的艺术形象并不十分出彩。尤其是与小说作者倾情和倾力描写的孙悟空相比，唐僧无疑得退居次席。更重要的是为了凸显孙悟空作为小说作者心目中的主要艺术形象，作者在《西游记》的第一部分，也即前七回中，浓墨重彩地集中刻画了孙悟空的一系列异于常人的惊世骇俗的行为和言语，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和鲜明的审美印象。这种艺术审美上的“先入为主”，也为读者认知孙悟空，并且把他作为小说《西游记》的主要艺术形象，起着一定的作用。

　　也许对这一问题说得太多了，还是言归正传，从孙悟空这一主要的艺术形象说起吧。

　　只要一提起孙悟空，今天的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是不知道他的。他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象征。从《西游记》中走出来的孙悟空，早已是中国人智慧、勇敢和热忱精神的化身了。

　　与一般的古代小说中的艺术形象不同，出现在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猴，一只石猴。他“五官俱备，四肢皆全。便就学爬学走，拜了四方。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这只石猴“在山中，却会行走跳跃，食草木，饮涧泉，采山花，觅树果;与狼虫为伴，虎豹为群，獐鹿为友，猕猿为亲;夜宿石崖之下，朝游峰洞之中。真是‘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一朝天气炎热，与群猴避暑，都在松阴之下顽耍”，十分聪明伶俐，又异于常人，可以“惊动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驾座金阙云宫灵霄宝殿，聚集仙卿，见有金光焰焰，即命千里眼、顺风耳开南天门观看”，实乃一只具有非凡人性的灵猴。

　　从小说中的具体描写来看，这只灵猴来自于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此山乃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自开清浊而立，鸿蒙判后而成。真个好山!”是一座名山，它在海中。小说作者在叙述花果山时，从宇宙、天地讲起，然后是人类和世界，以及一切万事万物，最后点明这只灵猴的出生地花果山。那么，这座花果山究竟在哪里呢?

　　这无疑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在我们广阔的国土上，名叫花果山的地方，或者美丽如花果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更何况早在宋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那个化身白衣秀士的“猴行者”就自称“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因此，现在要落实神州何处花果山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更重要的是，这部百回本的小说《西游记》从其文体的性质上来说，不仅是一部小说，还是一部神话小说，是中国神话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应过多地去坐实小说中所提到的一切，诸如人名(玄奘除外)、地名等等。

　　至于这只灵猴，有人也对他的出生地兴趣浓厚，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人认为这只猴子不是我们中国的“土产品”，而是从外国进口的“舶来品”，例如，胡适就是这种观点的首创者。他在《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一书中的《〈西游记〉考证》一文中就说，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那只神猴哈奴曼就是中国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的原型。这种说法真是令人感到十分惊讶。倘若我们承认《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的话，要想使这种观点成立，那就首先要证明吴承恩和《罗摩衍那》之间的关系。这也就是说，至少他是读过《罗摩衍那》这部史诗作品，否则，他怎么会知道此书中的那只神猴呢!这岂非是怪事一桩?早期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是用梵文写作的，在吴承恩生活的那个年代，它还没有中文译本，不可能传到中国来。难道淮安的小吏吴承恩懂得艰深的梵文，这一点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找到有说服力的证据。聪明如胡适这样的大学者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倒是犯糊涂了。他光顾着“大胆的假设”，而在有意无意间却忘记了“小心的求证”，乃至于产生了这件在学术上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所谓的学术“悬案”和“疑案”。

　　犯有同样逻辑错误的还有那种所谓的“佛典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来自东瀛的一些学者，如太田辰夫等人在发表的论文中指出，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源于印度佛典中的一些猕猴、猿猴或是某些具有猴类动物特征的神将等。同理，关于吴承恩与印度佛典之间的关系，目前还不太清楚。至少在今存的《吴承恩诗文集》中还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以证明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或是一位熟谙佛教典籍的佛教学者。倘是如此，吴承恩怎么会熟知那些来自异国的佛典之中的猕猴、猿猴或是某些具有猴类动物特征的神将呢?并且他把这些猕猴、猿猴或是某些具有猴类动物特征的神将作为孙悟空艺术形象的借鉴，听起来似乎有点天方夜谭式的可笑。

　　写到这里，顺便说一下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作者，目前一般人都认为是吴承恩。如果追溯起来，这种说法显然还和鲁迅先生有关。他在那本经典性的小说史学开山之作《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根据《淮安府志》等相关历史文献，认定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是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吴承恩。然而，根据目前已知的吴承恩的文献资料，人们实在很难把这一个出生于中国苏北地区的传统儒生兼小小官吏的他和汪洋恣肆的伟大小说名著的作者挂起钩来，两者之间的联系实在太少。而国内有人却在另外的历史记载中发现了“吴承恩《西游记》”的文字记载，而且这部和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同名著作却被归于“史地类”的书目分类中，因而认为这位来自于苏北淮安地区的吴承恩所写的书是另一本同样被叫作《西游记》的游记地理类著作。我们有可能是把这两本同名的书给搞混了。同时，海内外还有不少人对小说《西游记》的著作权归于吴承恩提出了许多异议。对垒的双方尽管各有拥护者，并且各自提出了很多证据，而一时又都囿于历史文献的缺乏而尚少有力的证据。因而大多难以服人。我们在此权且从俗，暂把小说《西游记》的著作权授予吴承恩，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而已，并非说明笔者是“拥吴派”成员，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现在再来说《西游记》中的这只灵猴的出生地吧。也有人大概出于中国人传统的中庸或融通的文化传统，认为孙悟空的原型，既有本土的特质，但也离不开外国的产地，他是两者的结合，俗称“混血儿”。这是典型的和稀泥，在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交锋中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而从根本上来说，则于事无补，并不可取。

　　要回答《西游记》中的这只灵猴的出生地源于何方，我们还得从作品本身的描写来看。在《西游记》中，“那猴在山中，却会行走跳跃，食草木，饮涧泉，采山花，觅树果;与狼虫为伴，虎豹为群，獐鹿为友，猕猿为亲;夜宿石崖之下，朝游峰洞之中。‘真是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是一只十分可爱、好动、勇敢而不乏顽皮的猴子，“你看他瞑目蹲身，将身一纵，径跳入瀑布泉中，忽睁睛抬头观看，那里边却无水无波，明明朗朗的一架桥梁。他住了身，定了神，仔细再看，原来是座铁板桥，桥下之水，冲贯于石窍之间，倒挂流出去，遮闭了桥门。却又欠身上桥头，再走再看，却似有人家住处一般”，十分令人喜爱。这样的灵猴为何不可能产生于我们自己的国土呢?

　　众所周知，动物图腾在中国早期的文化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龙文化、蛇文化、虎文化等等，都是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之一。猴文化或者说是猿猴文化，又何尝不与我们中华文化血缘相通呢?翻开历史典籍就可发现，早在先秦时代的《山海经》一书中，就有关于“猿猴”的记载，它“赤目长尾”，“白首赤足”，“伏行人走”，其形象十分鲜明。后来的《列仙传》和《抱朴子》等书中对此专门作了注解，认为它们可活“数百岁，方变为白”、“千岁先为老人”。至《吕氏春秋》一书，则直接说“有神曰白猿”，把白猿视作神仙一类，相当膜拜。到了东汉时代，在赵晔编撰的《吴越春秋》中则出现了白猿化为老人与越女斗剑的故事，其至今仍为人们所熟悉。前秦王嘉的《拾遗记》中也有“猿化为一老翁”的故事。在这则故事中，猿已变得较为聪明，能回忆旧事，也可预测未来。在唐代，这类猿猴的形象大量出现在笔记小说中。如戴孚的《广异记》中就记录了著名的“巴西侯”，其乃由巨猿变化而来，已成猿精，可称王侯，能召宴、陪客，已具备人的各种特质。唐代时，佛教已有很大发展，这时出现的猿猴形象中也有了佛教徒的化身。如张读的《宣室志》中有篇《杨叟》，作者就记述了一个由猿猴成精而变成人再转化为僧人的故事。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中有则故事很奇特：　一猕猴精为了避害，会缩身术，曾变小其身后进入一个女人头颈中所生成的肉瘤内藏身五年。在薛用弱的《集异记》中还有茅山道士把猴神囚禁在地下石柜内的传说。李公佐的著名小说《古岳渎经》中，则生动地记述着淮河水神无支祁“状若猿猴”、“白首长须，雪牙金爪”，“双目忽开，光采若电”的形象。玄奘所撰著的《大唐西域记》更是直接记载了“有猕猴持蜜奉佛，佛令水和，普遍大众。猕猴喜悦，坠坑而死，乘此福力，得生人中，成阿罗汉”之事。《宋高僧传》中也有记载说：　唐代有个姓车的人，是京兆云阳人，他因信仰佛教而到西天出家，取名“悟空”，一路求佛、取经、译经，后来功德圆满，成功返家，途遇恶龙劫阻，受尽艰难险阻等等，诸如此类的猿猴多次出现，为小说《西游记》的成功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至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及《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等与《西游记》的形成直接相关的各类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猿猴形象则更多，也更具体丰满，本书“附录”中对此作了许多说明，这里就不多说了。

　　小说《西游记》中出现的这只石猴，也可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找到它的来源。这就是《淮南子·修务训》和《楚辞·天问》。前者是说夏禹是由石天而生的，而后者的洪兴祖补注则说：“石破北方而生启。”这就是说，夏朝的禹和他的儿子启都是由仙石迸而出生的。这当然是神话。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类事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发生。尽管那块石头浸满了仙气，要它生出猴子和人来，无疑是白日的一种梦呓而已。但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这类石迸产猴或人的事却成为了现实，而且由石迸裂而产生的人，如禹、启父子都是伟大的非凡的人。可以想见，由石迸裂而产生的猴，也一定不是一只普通的猴子，而是一只灵猴、神猴，在他的身上，必定也会发生许许多多的不平凡的传奇故事。小说《西游记》中的这只灵猴就是如此。

　　面对着如此众多的土生土长的猿猴形象，目睹这般丰富生动的中华猿猴文化，我们中的有些人为何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把关注的目光聚焦于什么“舶来品”和“佛典”呢?

　　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中的这只灵猴，既非“舶来品”，也不是“混血儿”，而是不折不扣的“土特产”。它的“国籍”属于中国，其出生地，乃在深厚的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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