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温克族的驯鹿

　　鄂温克人的游猎生产方式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在狩猎基础上较早地产生了动物驯养业，把野生驯鹿驯养成家鹿，成为我国惟一饲养驯鹿的民族，古称使鹿部。解放前分索伦、通古斯、雅库特三部，后自称鄂温克，世居大兴安岭及黑龙江上游。“驯鹿”鄂温克语叫“鄂伦”，俗称“四不像”：蹄似牛非牛，头似马非马，身似驴非驴，角似鹿非鹿。性情温驯，能负重载，善于在沼泽、森林和雪地中行走，来自西伯利亚，是一种寒带动物。鄂温克人把这种动物驯养为家畜，用它来供应奶、肉、皮，并从事于运输，有“森林之舟”的美称。以上驯鹿的诸多特征正是它被驯化的客观条件。历史上的鄂温克族向来以野生驯鹿(索格召)、麋鹿、马鹿、狍鹿等为主要猎取对象，是他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吃的是鹿肉，穿的是鹿皮，“撮罗子”冬天的围子也是鹿皮做的，头上戴的是狍头皮的帽子。连他们所信仰的萨满教的萨满神衣神帽都是鹿皮和鹿角做的。在这种追逐野鹿群中，鄂温克人同野生驯鹿结下了“不解之缘”。据传在维提姆河、威吕河、阿尔丹河、精奇里江等地。野生驯鹿有灰褐浓淡两种，其性情温驯，他们生来就有依附于人的特点，有时为了避开蚊蚋的叮咬便走近人们烧起的篝火旁。鄂温克人的祖先，有八个猎人在山中打猎，捉住六个野生驯鹿崽带回家，放在栅栏内，用藓苔喂养而成的家驯鹿。这一传说真实地反映了鄂温克人祖先所创造的动物驯养业。这是原始人类较普遍的一种储备食物的办法。正如在我国西北部突厥人和蒙古人由野牛、野羊、野马驯养成家畜的牛、羊、马一样。驯鹿虽然是最晚的，但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恩格斯指出：“畜群的形成，在适于畜牧的地方导致了游牧生活……动物的驯养最初大概是在这种牧区的边缘上实行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鄂温克人由于一直未脱离森林，从事游猎，他们只产生了动物驯养业，而未完全走上畜牧业的道路，正处在七世纪蒙古族的阶段。当然驯鹿给鄂温克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深刻变化。没有饲养驯鹿之前，在鄂温克社会中，妇女的统治，已达全盛时期，母权制氏族社会后期，由于男子在狩猎中，发明了驯养动物，捉回野生驯鹿小崽，繁殖成为家畜群，由于财富的增多，形成了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物质基础。解放前鄂温克人的社会发展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父系家族公社阶段，还在从事单一游猎经济。解放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成为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过去驯鹿在鄂温克社会成为一种特殊的财产。在游猎生活中，家族公社必须把驯鹿分配给每个家庭使用;即每个男成员结婚时，由公社给女方十只驯鹿作彩礼。而女方家族又以陪嫁的形式带回男家，作为新的小家庭财富。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产生了贫富分化，而鄂温克人的贫富观念主要反映在有无驯肫或驯鹿多少上。驯鹿在交换上起着原始货币的作用，形成了一定的比价：

　　30张灰鼠皮=1头驯鹿

　　1支打灰鼠的枪=1头驯鹿

　　1支连珠枪=2头驯鹿

　　由此可见驯鹿在经济中的价值。同时由长期驯养驯鹿，发展了鄂温克人对驯鹿疾病的防治技术，并产生了鹿的保护神。前者由于驯鹿生长大形茸角，在森林中行走，容易碰伤、生蛆，鄂温克人除在伤部涂抹草木灰止血之外，还用“技黑勒克”和“师布勒”等树木，煮沸，擦洗生蛆部位。这两种药是杀蛆特效等。此外鄂温克人还发明了对大角的专门切除手术，锯茸角时，有一种特殊的止血措施;把蝙蝠打死，晒干、磨粉、溶成水剂从鼻腔灌入，用以治疗驯鹿咳嗽;用针刺治疗脾肿大;用“巴嘿”树条心煮水洗治关节患处等一整套兽医学。与此同时.鄂温克人还创造丁对付鹿疫病的驯鹿保护神——“阿隆”神和消灭狼害(狼吃鹿)的熊神。“阿隆”神据说是落叶松和桦树上生长的一种弯曲、奇怪的细枝条，认为这种木条可以保护驯鹿，一旦发生疫病，把这种弯曲的木条作为神，环挂在驯鹿的脖子上，便可保护整个鹿群。春秋两季狼害给驯鹿造成很大损失，鄂温克人一面打狼，一面创造了熊神，以为熊比狼利害，所以供奉熊神来治狼。他们的信仰都出自功利目的。

　　由于驯鹿对鄂温克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对鹿也产生了崇拜情绪，认为驯鹿是人神之间的媒介，它可以代人向神祈求生命安全和疾病痊愈，因此请萨满治病。遇有小儿生病或遭丧时，都杀驯鹿献祭，搬家时有专门驮“祖先神”牌位的驯鹿，把它看为“神鹿”，不准人骑。连做梦都和鹿联系在一起。如梦见剪发一定要死驯鹿;梦中见人打架，驯鹿一定被狼吃;嘴角上肉跳，一定有骑驯鹿的人来。由此可见驯鹿不仅成为鄂温克人物质文化的特点，在精神文化上也成为鄂温克人不可缺少的因素，它对鄂温克人的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