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项堃资料简介项堃生平都经历过什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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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935年，项堃从济南师范学校毕业后，到山东省章丘县一所中学任艺术、体育教员。其间，他也回过老家，在德州县立师范讲习所教过一段书。参加工作挣钱后，项堃除了维持最低的生活外，其余全部积蓄下来，准备继续求学。这期间，他开始涉猎戏剧，读过曹禺的《雷雨》，田汉的《湖上悲剧》，熊佛西的《一片爱国心》，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哑妻》以及莎士比亚、易卜生的不少剧作，并观看了一些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戏剧和电影。

　　1936年，项堃离山东南下，考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巧得很，他的班主任就是当时已负盛名的戏剧家曹禺先生。用项堃自己的话来说，在戏剧方面，曹禺是他的启蒙老师。也正是在曹禺的影响和教育下，项堃才在那时立下了雄心，要在表演艺术方面学习名家，赶超强手，并在后来的岁月里，为实现这个目标，兢兢业业，探求不止。曹禺发现这个年轻人事业上雄心勃勃，学习上刻苦努力，处事待人又谦虚谨慎，对他十分赞赏。在这里，项堃受到了戏剧表演方面的正规教育。学习期间，项堃主演过曹禺编导的《镀金》和《争强》两部戏，显露了艺术才华。演出受到了当时南京广大观众的好评，揭开了他话剧表演生涯的第一页。

　　1937年春，21岁的项堃，还未正式从戏剧专科学校毕业。但这时，他过去积蓄的钱已经花光，又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和依靠。为生计所迫，经曹禺先生介绍，他到了上海，进中国旅行剧团当了一名职业演员。在那里，项堃又有幸得到了田汉、阳翰笙的指导，曾先后在《雷雨》中扮演周萍、在《日出》中扮演方达生、在《原野》中扮演焦大星、在《群莺乱飞》中扮演男主角……，演出中，他的演技得到了提高。

　　“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项堃随中国旅行剧团来到武汉，先后演出过田汉的《回春之曲》、欧阳予倩的《青纱帐里》、于伶的《夜光杯》和《腐朽》等剧; 还导演过《放下你的鞭子》。这些剧曾激起无数观众的仇与恨，而项堃自己，也在这些演出中得到了思想、艺术上的锻炼。

　　1938年秋，项堃离开中国旅行剧团，加入了武汉合唱团，任戏剧股负责人及导演。不久即应进步华侨陈嘉庚先生邀请，随团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对广大海外华侨进行抗日爱国演出。武汉合唱团的义演活动前后历时三年，从马来半岛这端走到那一端，足迹踏遍各大、中城市，在爱国华侨中留下了极深的影响。

　　这一时期，项堃导演、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东北之家》等戏，并同华侨青年业余演出队联合演出了一些大型剧目，如阳翰笙的《前夜》，曹禺的《雷雨》、《原野》，田汉的《回春之曲》等。除了做导演、演员外，他还经常赶写剧本，如独幕剧《人性》、《骨肉情》，无情揭露了日寇烧杀抢掠的罪行，热情歌颂海外侨胞热爱祖国的崇高情操，被列为剧团的重点剧目。

　　武汉合唱团除演戏外，还搞图片展览，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每到一地，他们一边演出，一边展出日寇蹂躏的中国大地的图片，其中有南京大屠杀、武汉大轰炸、长沙大火等惨绝人寰的场面。当海外爱国华侨从这些图片上看到祖国同胞中老人被烧死、儿童被杀害、男人遭活埋、女人受奸淫的情景时，无不激起满腔义愤。武汉合唱团演唱的抗日救亡歌曲，有《八百壮士》、《流亡三部曲》、《游击队之歌》、《保卫家乡》等，这些精采而又富于激情的演出，受到了广大爱国华侨的热烈欢迎。他们走到哪里，哪里便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潮。一场演出结束，观众们常常涌向台前，把手中的钱币扔到台上，其中也有支票，支票上钱的数目都很大。他们将慕集到的大量资金买成药品，运回国内交给艰苦抗日的八路军。

　　当然，武汉合唱团的义演活动也受到英国殖民当局的种种阻拦以及日本领事馆的敌视、破坏，但广大华侨为他们的抗日热情所鼓舞，全力支持他们，并采取多种形式保护他们，使他们免受日特、汉奸的暗算。

　　三

　　1940年，武汉合唱团在马来半岛英国殖民当局的驱逐下被迫回国，项堃来到山城重庆。

　　当时正处在皖南事变的前夕，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官场那一片纸醉金迷的情景，使项堃感到十分失望，他恨不得立刻离开这个地方，到延安去或者再度去海外。正当项堃处于彷徨、犹豫的时刻，当时任国共合作政治部三厅秘书长的阳翰笙同志找到项堃，同他促膝谈心，带给了他中国共产党的关怀。阳翰笙劝项堃留在重庆，并邀他去参加一部故事影片的拍摄。项堃很受感动，当即欣然表示同意。这部影片就是由阳翰笙编剧、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青年中国》。这是项堃参加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从此他开始了电影艺术生涯。

　　《青年中国》在重庆赖家桥、土主场等地拍摄，器材缺乏，工作条件极端困难。时时都要准备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还受停水停电的干扰，因而拍摄工作前后一直进行了三年之久。

　　也正是在拍摄《青年中国》这部影片时，项堃结识了阮斐。共同的理想、事业和追求，使他们相互爱慕，彼此倾心。1941年元旦，他们结合了。打那时起，几十年里，风风雨雨，坎坷曲折，夫妻俩在政治上相互信任，生活上互相关心，事业上彼此支持，心心相印，恩爱如初。这已在群众和同行中传为佳话。

　　阮斐是一名老演员。她除在重庆和项堃一起拍《青年中国》外，后来还曾在北京、上海参加拍摄过《白山黑水血溅红》、《郎才女貌》、《再生年华》、《人在屋檐下》、《丽人行》等影片，均担任主要角色。粉碎“四人帮”后，又先后参加了《生活的颤音》、《玉色蝴蝶》、《山城雪》、《佩剑将军》等影片的拍摄，艺术风采，不减当年。阮斐于1991年因病去世。

　　皖南事变发生后，白色恐怖笼罩了重庆。周恩来、郭沫若、阳翰笙等同志从国民党机构中撤出。在郭沫若领导下，阳翰笙主持成立了进步团体中华戏剧艺术社，演出进步戏剧，同国民党分裂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严峻的斗争形势面前，项堃和阮斐一道放弃了自己的工资 (项堃当时拿中国电影制片厂男演员最高一级工资)，离开中国电影制片厂，参加了中华戏剧艺术社的创建工作。

　　在中华戏剧艺术社期间，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艰苦。大家没有工资，吃的是 “大锅饭”。演出卖票多，则吃点荤; 卖座少，则糙米素菜。住的先是郊区农民的土屋，后进城演出，住房也不宽敞，两间简易的大统屋，男的一间，女的一间，就是夫妻也要分开。重庆气候潮湿，加上吃、住条件极差，项堃当时身体十分瘦弱，阮斐也得了肺病，经常吐血，没钱医治，只好依靠观众中的大夫送医、送药。为了给阮斐补养身体，项堃经常在天亮之前冒着雨，踏着烂泥，深一脚浅一脚地到深街辟巷的肉铺的肉案下捡猪骨头，回来后剁碎熬汤，给阮斐补养。

　　尽管条件艰苦，但全社同志精神饱满，情绪很高，大家同舟共济干工作，演出了一个接着一个新剧目，受到了人民群众越来越热烈的欢迎，观众队伍越来越大。在党的领导下，在周恩来副主席的指挥下，他们在蒋家王朝的心脏重庆，以话剧为武器，同反动派进行斗争。1945年，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中华戏剧艺术社演出了话剧《天国春秋》，对当时的政治斗争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在此期间，项堃同白杨、张瑞芳、舒绣文、吴茵、耿震、路曦、魏鹤龄、陶金、蓝马等人一起，先后演出了数十出古今中外的名剧和进步戏剧。他扮演过《天国春秋》中的北王韦昌辉、《茶花女》中的阿芒、《复活》中的聂赫留道夫、《清宫外史》中的光绪皇帝、《岳飞》中的岳飞、《桃花扇》中的苏昆生、《草莽英雄》中的罗大爷、《祖国》中的加尔洛、《重庆屋檐下》中的老徐、《风雪夜归人》中的魏莲生、《雷锋塔》中的许仙、《家》中的觉新等角色。在中国话剧舞台上，项堃是最早饰演魏莲生、觉新这两个人物的。此外，还主演过老舍的《面子问题》、夏衍的《愁城记》、陈白尘的《大地回春》以及《钦差大臣》、《忠王李秀成》、《遥望》等，塑造了各种各样的舞台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当时国统区陪都红极一时的名 “小生”。《大公报》等报刊曾赠予项堃 “话剧皇帝”的称号，把他演出最多的1943年称为“项堃年”。1945 年8月下旬，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曾在曾家岩五十号接见重庆文艺界进步人士，被接见的六人中，就有项堃夫妇。毛主席会见是以宴请的形式进行的，宴会请柬是周恩来副主席签名送发的，项堃直到今天仍然保存着。几十年风风雨雨，南北辗转，他一直把请柬带在身边，那是全家最珍贵的纪念物。

　　重庆的岁月，是项堃政治上趋于成熟、艺术上不断向高峰迈进的年月，在他一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塑造的那些舞台人物，古装的、当代的、进步的、中间的、落后的，一个个形态逼真，有血有肉。项堃说：我的艺术特征是：刻苦钻研，创作面广。这是他的自我总结。

　　抗日战争胜利后，项堃又先后在北京、上海参加了一些影片的拍摄，如《白山黑水血溅红》、《苏凤记》、《郎才女貌》等，并主演了《三人行》。

　　在重庆以及后来在北京、上海，由于没有工资收入，项堃在生活上长期陷于困窘的境地。但当国民党派人给项堃送来黄金，邀请他去演《寻梦记》之类的反共反人民的电影、戏剧时，他却断然拒绝。他掂了掂放在他面前的金条说：“眼下我确实生活困难，这钱的数目也不少，可我项堃宁可饿死，也不去做那种违背良心、给中华民族抹黑的事情。”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香港的熟人托人送来两张头等舱船票，邀项堃夫妇到那里去拍电影，他们也回绝了，坚定而又热情地迎接了大上海的解放。

　　全国解放后，项堃来到刚刚组建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他热情投身于各项政治运动，曾担任过上海市文艺宣传队的区队长。由于他工作努力，成绩显著，从1949年到1956年的 7年中，年年被评为上海电影制片厂和上海市的先进工作者。

　　这一时期，在艺术上，项堃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主演了话剧《红旗歌》。他参加演出的夏衍编剧的《考验》，在华东话剧汇演中获一等奖。他还在上海文艺界纪念鲁迅的活动中，饰演了《阿Q正传》中的阿Q、《西望长安》中的马处长，并导演了话剧《开会忙》。解放后的短短几年中，项堃参加拍摄的影片有《大地重光》、《上饶集中营》、《湖上的斗争》、《翠岗红旗》、《南征北战》、《三年》、《情长谊深》等。

　　1957年，项堃42岁。这一年，在一次座谈会上，项堃作为天马电影制片厂演员部门行政负责人对如何培养使用青年演员问题提了一些建设性的主张和意见，却因此被戴上了 “右派分子”的帽子，从此经历了一段崎岖而曲折的道路。

　　项堃被遣送到济南，参加山东电影制片厂的建厂基建劳动，当过壮工、搬运工、清洁工……，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繁重的惩罚性劳动，再加上经济困难造成的营养不足，把项堃那一副结实的身体渐渐搞垮了。后来，他才被分配去做剧务及科教、新闻片的旁白解说工作。1960年，他的“右派”帽子被摘掉，并调到山东艺术专科学校(现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系去教表演课。1962年，他被借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参加故事片《停战以后》的拍摄。这时，他是一边服药，一边拍戏。1963年，项堃正式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 1965年，他又参加了故事影片《烈火中永生》的拍摄。

　　在《南征北战》、《停战以后》和《烈火中永生》这三部影片中，项堃既将自己所扮演的三个反面人物的那种阴险狡猾、凶狠毒辣的共性表现了出来，同时也刻画了他们的鲜明个性：《南征北战》中国民党张军长骄矜跋扈、死不回头;《停战以后》中国民党谈判代表李国卿道貌岸然、巧于诡辩;《烈火中永生》中的军统特务头子徐鹏飞则穷凶极恶、垂死挣扎，真是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在塑造张军长这个人物时，项堃把张军长的本质形象概括为蒋家王朝的警犬，也是一头自视甚高、自认为可以“嘴到擒来”的猎犬。《停战以后》中的李国卿，依附的是他的上级，怕的是他的美国王子，所以处处看上面的脸色行事，老是围着别人转，就不象张军长那样要别人围着他转。《烈火中永生》里的徐鹏飞，他所面对的客观现实是什么呢?他的上级纷纷逃到台湾、香港去了，他只有孤注一掷，力图能完成破坏大西南的任务，好逃到台湾升官发财，在他身上，既有末日来临的颓丧，同时也有象一个赌徒一样要翻本的疯狂。认识了这些人的本质，把握了他们的特征，创作时就有了方向，就有了依据。

　　同时，项堃还善于借助很多体验，去了解戏中的人物，去理解戏中的人物，把握人物的内心世界。当他把握了戏中人物的共性、个性，甚至连人物的独特神态举止都摸到了以后，便可以自如地去表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了。有时在一场戏中，项堃可以同时找出几十个动作，然后经过反复推敲、反复比较，最后选择最理想的动作去表现。例如《南征北战》中张军长被俘躺在担架上被掀开毯子这一瞬间，就有四种感情动作：一掀毯子，首先，他的心理状态是会不会被杀?赶快观察、判断，发现不会杀他，于是，就表现出不服气：你们这一套战术是不合军事规矩的土打法，是不见经传的。接着，他得设法保住自己的面子。继之，当他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又妄想一旦放他回去，在蒋介石面前还要保住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最后，他的傲慢劲儿又上来了，虽为阶下囚，仍装模作样地设法保持自己的大将风度，不让旁人看穿自己是一个怕死鬼。这四种感情交织在一起，要单独表演，问题不大，一旦结合起来表演，弄不好这种内心活动的脉络就会断线。为此，项堃进行了数十遍、数百遍的练习，最后经过反复实践，把一个一个的“动作环子”扣连起来成为一个“链条”，表演时只要提起第一个 “环子”，整个 “链条”就带起来了。这个时候，项堃进入了角色的内心世界，在表演中，外界的任何干扰都不能影响他进入规定情境。

　　正是由于项堃注意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观点去处理创作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因而就能使自己所创造的角色一次又一次地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