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演员周璇怎么死的周璇在香港的遭遇了什么周璇简介资料介绍[第3页]

时间：2016-12-29 19:57:23 来源：网络整理 编辑：

　　一九四○年底，周璇与严华感情不合，不久两人便离了婚。

　　一九四一年秋，贺绿汀从香港前往苏北解放区，曾领导过上海文艺界工作的于伶特意关照他途经上海时要去看望一下周璇，如果她愿意，可把她带到新四军去。当贺绿汀见到周璇时，她虽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但几经踌躇，终于未能成行。

　　周璇又一次失去了投身革命队伍的机会，这是和她当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分不开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腐蚀的不仅仅是观众的斗志，也在吞噬着演员的心灵。当年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卖唱歌女，如今被资本家出钱捧为“金嗓子”;昔日那个穿一身淡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着平底搭襻黑皮鞋、剪着短发的纯朴天真的“小丫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电影明星的气派。那些资本家的太太小姐、发国难财致富的老板少爷整日包围着她、吹捧她、赞美她、追求她，同时也在腐蚀着她。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侵略军进入上海租界。他们利用中断电影胶片来源的手段，收买威逼各电影制片公司。新华影业公司老板张善琨首先公开投降，当了汉奸。一九四二年四月，敌伪指使他出面合并其它厂商，成立了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拍摄了不少以三角恋爱、家庭纠纷为题材的影片，为日寇的文化侵略服务。在此期间，周璇由于生活所迫及汉奸恶霸的威逼，参加了《鸾凤和鸣》、《渔家女》等影片的拍摄，唱了不少如《疯狂世界》之类的歌曲。应该说，周璇参加这些影片的拍摄是违背自己心愿的，内心是极为矛盾的。当日寇在上海猖獗横行的时候，她自己有一次险遭日军蹂躏。她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后悔当初未能追随革命。但是，参加革命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为大众谋解放，就得要准备牺牲个人的利益，以至生命。而优越的环境，舒适的生活把她的手脚拴住了，使她迈不开这一步。她叹息、苦闷、犹豫、彷徨，她痛苦万分!

　　抗战胜利后，原先撤离上海的文艺界人士，纷纷从内地回到上海。他们发现周璇变了、服饰变了，气质也变了，和八年前判若两人。尽管她还是以那天真的笑容，优美的嗓音和大家言谈交往，但她那脸上的脂粉毕竟不能抹去黝黑的气色，而华丽的服装也掩饰不了心灵深处的忧伤。当老朋友赵丹问她这些年拍了些什么影片时，她无限感叹地说： “不要提了，没有一部是我喜欢的戏——我这一生中只有一部《马路天使》。”

　　一九四六年初，周璇随一绸布店小开朱某去香港，在那里拍了五部影片。一九四七年，她一度回到上海主演了由田汉编剧、应云卫、吴天导演、周诗穆摄影、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批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动摇性的影片《忆江南》。接着又在柯灵编剧、佐临导演的《夜店》中演了一个天真单纯的石小妹。这两部影片，在当时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受到观众的好评。周璇的艺术才华又一次得到了展现，尤其是前者，她一人兼饰两角，演得各有特色，性格气质完全不同，十分符合角色的身分，观众从她身上又依稀看到了“小红”的影子。

　　可是，在沦陷区的八年中，周璇受张善琨、朱某的影响太深了，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摆脱不了他们的羁绊。不久，她又在张善琨的怂恿下第二次去香港，并在张善琨为顾问的香港永华影业公司拍摄了《清宫秘史》，饰珍妃一角。

　　周璇的生活道路是曲折的。这一段时间，她走了一个“之”字。她不满意自己的处境和那种受人摆布的生活。可是，张善琨等人象枷锁一样牢牢地控制着她，并在她身上泼下了大量的屈辱和不幸。终于，在她有了身孕以后，朱某又骗取了她的大量积蓄，将她抛弃了。周璇受了重大刺激，神经逐渐失常。党组织知道后，非常焦急，设法通过香港的朋友，劝她回来。

　　周璇终于重新选择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一九五○年秋天，她拖着疲惫而又憔悴的身体，回到了解放后的上海。她象游子回到了母亲的身边，迫不及待地奔到当时负责上海电影工作的于伶身边，哭诉了自己这些年里遭人欺侮的坎坷与不幸，要求组织重新收容她，并表示要尽余生之力再为革命电影工作……

　　于伶代表组织为她的归来感到高兴，为她这些年里的境遇而叹息，并鼓励她振作起来，迎接新的生活……

　　周璇回来了，很多老朋友都去看她。他们没有嫌弃她，而是向她伸出了一双双热情的手。有的与她同声控诉旧社会给女演员带来的苦痛;有的软语相劝，抚慰她那心灵深处的创伤; 党和同志们的关怀在她心头重新点燃了人生希望的火焰……

　　如枯木逢春，人们都在欣幸周璇获得了新生。

　　周璇归后不久，便参加了电影《和平鸽》的拍摄。周璇对于这个反映医务工作者生活的剧本，很感兴趣。她过去的那些老搭当陶金、高占非、顾而已、顾也鲁等人也都一起参加，这使她非常高兴。为了演好这个戏，她和同志们一起到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去体验生活，跟着护士一起给病人量体温、打针、吃药，安定的工作和生活，使她能将所有精力全部放到艺术创作中去，她感到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幸福。美好的生活使她陶醉了，她的面前展现了一片如花似锦的光辉前程……

　　可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在影片拍摄即将完成的时候，戏中有一个情节：为给一个工人输血，要检查血型。谁知这一普通的事，竟勾起周璇对往日的辛酸回忆，刺痛了她心灵深处的创伤。她竟因此旧病复发，失去控制，不能自己。

　　从香港回来后，她一直埋怨自己觉悟得太迟了，悔恨早年为什么不投身革命。在发病前几天，周璇曾仔细地回顾了自己走过的道路，准备向党、向组织写一份报告，诉说旧社会给予自己的种种屈辱和痛苦，并且决心用工作来弥补既往的过失……但是，这份报告终于未能写成，甚至连那梦魂牵绕的重新为革命拍电影的夙愿，也成了永远的遗憾，以至《和平鸽》电影结不了尾。最后不得不找了个形体和她相似的演员用背影拍摄来代替，才勉强完成。

　　周璇发病后，党组织非常关心她，指定由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妇委会主任委员吴茵具体负责照顾她。后又专程送她赴北京医治，不久，又转到上海郊区疗养。同志们和广大观众闻讯后，也非常焦急，不断写信来电询问她的病情。

　　一九五七年春天，在医务工作者的悉心治疗下，周璇的病情曾有一度好转，但后来由于脑炎并发，经医师大力抢救无效，九月二十二日，这颗曾经为人们喜爱、珍视的影坛明星，终于带着对旧社会的无比憎恨，对新社会的无限热爱以及对人生的莫大遗恨殒落了。

　　她死后，留下两个孩子，由当时任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托儿所所长的黄宗英接在身边，亲自抚养，从托儿所到幼儿园，再到小学、中学，直至长大成人。赵丹、黄宗英把他们和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两个孩子也把他俩当作再生父母。如今他们都已参加了工作，在社会主义阳光下幸福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