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凤英简介资料介绍 严凤英怎么死的照片曝光 严凤英的子女

　　严凤英生前告诉我，她不一定姓严，原来也不叫严凤英。

　　严凤英的祖父严启纯是个木匠，四处串乡给人打桌椅板凳。后来在安庆住了下来，攒了点钱，赁人的房子开了个小饭店。严启纯没有儿子，抱了人家一个孩子做儿子，这就是严凤英的父亲。所以，严凤英不一定姓严。

　　一九三○年农历三月十四日，严凤英降生了。祖父按祠堂排的辈份，给严凤英起名叫鸿六。

　　凤英的父亲写得一手好蝇头小楷，便给安庆城的几家印刷所写石印， 挣点��口钱。 抗日战争爆发了， 祖父带着一家逃难回到罗家岭，这时日子就更难过了。饥饿的魔爪逼走了她的母亲，束手无策的父亲又卖了嗷嗷待哺的第二个女孩——严凤英的妹妹，自己到城里卖字混穷。所以，严凤英的童年不知道什么母爱和父慈。祖母带着她，先是在灶后添柴，后来就是淘米洗衣。没有文化的祖父想叫孙女认几个字，把她送到私塾里念了几天贤文和闺训，那是为未来的贤妻良母所准备的必修课。严凤英象逃避窒息人的煤气那样逃出了私塾。

　　她展开双臂拥抱龙眠山上的茂林修竹，和菜子湖的芦荻莲荷。她把牛放在山上吃草，她和小姐妹到落了潮的菜子湖滩去剜薇根。在这里，穷孩子们找到了温饱，也找到了欢乐与爱。她们在这里放开了歌喉：

　　太阳顶头正当中，

　　妹妹送饭过山冲;

　　牛娃问我什么菜?

　　麦鱼炖蛋香蓬蓬;

　　香蓬蓬，

　　横切萝卜直切葱。

　　这就是严凤英最早学的“关关睢鸠”了。

　　罗家岭的山歌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沸腾着劳动人民的感情。插秧时的秧歌，打趣时的广歌和对歌，放牛时的牧歌象雨露一样滋润着凤英如饥似渴的心田：

　　乖乖乖乖真乖乖，

　　我打广歌叫你猜。

　　什么开花不结果?

　　什么结果花不开?

　　…………

　　严凤英通过这些山歌认识了大自然，爱上了映山红、野菊、幽兰。她喜欢把脚浸在山泉里，在淙淙的流水声和清脆的画眉声的伴奏下，放开她的歌喉，让歌声碰到对面的山崖又弹回来，从那回声里鉴别自己的音色。这就是她的琴房。她的歌声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砍柴的、插秧的、采茶的、对歌的乡亲，因为这歌声有他们喜爱的情和美。

　　二

　　这歌声也吸引了一位唱黄梅调的师父严云高。严云高也是严家祠堂的，因为唱黄梅调，被祠堂视作丢人现眼，二十多岁时被逼逃离家乡。云高一跑就是八年。直到户宗换了三先生，才准他回罗家岭，条件是不许唱戏。严云高回到家乡，在罗家岭的露水集上搞了个门面，改行做白铁匠。可是听到凤英的歌声后，这个把艺术看得比生命还重的穷艺人，就把禁令忘了。他爱才，发现这女孩是个唱戏的料，就想把自己会的几出花旦戏传给这女孩，让这男扮女妆的黄梅调舞台上出现一个真正的女子演女子的场面。这时凤英也听说有这样一位戏班的师父，正想找他学戏。于是两颗心就这样通了。“入学考试”是简单的，凤英唱了一支自编的带有自传性的歌子：

　　天上打鼓四门开，

　　我在严家来投胎。

　　一岁两岁吃娘奶，

　　三岁四岁离娘怀。

　　五六七岁想娘转，

　　八九十岁放牛来。

　　家里日子不好过，

　　嘴巴一唱乌云开……

　　泪水浸透着歌声，感动了严云高，他收下了凤英他们几个孩子。严凤英当然学的是旦角行，黄梅调班子叫“梳头行”，有正旦、闺门旦、花旦(或小旦)，统叫“三旦”。另有老旦和丑旦(彩旦)由年纪大些的演员演。花旦总是年轻貌美些的代付小生。乐队只有三人(司打击乐，没有弦乐)。在“三打七唱”的班子里，花旦还要带打小锣，班子调换码头时，则分工背刀枪把子。严凤英最早学的戏是《何氏劝姑》、《花亭会》、《打猪草》、《小放牛》、《游春》……。

　　这些戏中的人物和戏中反映的生活，都是农村常见到的。譬如《打猪草》和《小放牛》，那挖野菜、放牛的孩子，那吵架和对歌的情节，和严凤英靠得那么近，所以在舞台上，她好象跳进了自己生活的游泳池里，俯仰自如。

　　不久，严云高和几个热心快肠的人商量，给这几个孩子来个“实习演出”。那时黄梅调班社演出都没有象样的剧场，田头、集口、祠堂、庙会圈也就是舞台。同时，还得疏通祠堂的三先生。三先生讲： “只要你们避一点，人不知鬼不觉，我就睁只眼闭只眼。”这简直是道“大赦令”。太阳一落山，严云高在集南头最偏僻的一个茶馆里，把几张茶桌拼起来，用两个大别山里冬天烤火的泥火钵，盛起香油，烧起灯草，挂在屋梁上，这就有了“舞台”和“灯光”。两间屋里坐满了人，这些土生土长的观众，用自己的美学标准考核了严凤英表演艺术，对她报以热烈的掌声和赞扬。

　　严凤英最早演出的节目就是《何氏劝姑》。妹子娇生惯养不懂事，出嫁前，嫂子劝她要孝敬公婆，勤俭持家。全靠唱，唱词都是乡音俚语，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正二三月老芥菜多把些柴火，

　　四五六月茄子豇豆家是家的广多……

　　七八月混混答答容易得过，

　　十冬腊月不腌白菜(妹妹)多呛些萝卜……

　　严凤英演那天真无邪的妹妹，对这些生活当然再熟悉不过了。接着演《打猪草》，戏里男孩和女孩对花：

　　郎对花，姐对花，

　　一对对到田埂下。

　　丢下一粒子，

　　发了一颗芽，

　　红杆子绿叶，

　　开的是白花，

　　磨的是白粉，

　　做的是黑粑，

　　此花叫做什么花?

　　这和凤英在山头、牛背上唱的“对歌”血缘相近，一脉相承，凤英在“舞台”上，又象回到了山头、牛背上。她把人物当做了自己，把自己当做了人物，把自己的聪敏才智和喜怒哀乐都化到人物身上去了。以造化为师，纯朴自然，这就奠定了今后她的表演艺术风格和创作道路。

　　《打猪草》这个戏一直演到解放初期，经过整理成了她早期的代表作。到上海演出时，人们用“散发着泥土的芳香”来赞誉她。

　　严凤英的最早演出，受到了欢迎。这消息不胫自走，传到了祠堂那些长辈耳朵里，马上招来大祸。“家出四品黄堂，岂能叫伢子唱戏! ”他们说凤英师徒犯了在祖宗牌位上抹黑灰的大罪，要把他们除籍下户，不许姓严; 还要把凤英按到塘里淹死。

　　谁人不说家乡好，可是家乡呆不下去了。为唱黄梅调，严凤英开始踏上泪水拌冷饭的生涯。正好这时练潭有个程积善的班子缺花旦，程积善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他和严云高是师兄弟，听说云高有个徒弟会唱花旦，一路访来求援，打恭作揖要求帮他一把。云高叫土伢到湖地里找到正在挖野菜的凤英。凤英一听说这消息，把菜篮子一丢，连忙跑回家清了几件衣服，瞒着爷爷和奶奶，离开了家，离开了童年常相厮守的庄前的两棵白果树，蹚过那铺满鹅卵石的小溪，朝练潭跑去。

　　三

　　严凤英朝程积善跪下磕了个头，正式搭班唱戏，这时才十五岁。

　　现在是“专业”演员了，观众也不再是罗岭江家茶馆的乡亲，台下黑压压的一片都是生人。同台的也不再是儿时的伙伴，都是比自己年长的有丰富舞台经验的演员。从来不知道胆怯的姑娘第一次尝到了怯场的滋味。她作为专业演员演出的第一个戏也是《何氏劝姑》，场面上打了出场的锣鼓，她在上场门内竟手足失措，不敢出场。打鼓佬把出场锣鼓又敲了一遍，催她出场。她还呆在那里不动。师弟急了，朝她背上猛击一掌，这一掌把她推上了黄梅调事业的舞台。出台一亮相，一开口，观众马上沸腾起来，以热烈的掌声迎接这个唱黄梅调的新人。这株嫩苗就这样在这些山乡里的观众的关怀鼓励下，按照他们的喜爱，迈开台步，走上反映他们生活和愿望的艺术舞台，成长起来。

　　严凤英不是一步登天的天才。她经过了坎坷不平的生活和艺术道路。她毕竟是个小女孩，所以在这班子里拆账，拿的厘头最少。她还不懂事，所以也不懂得去计较这些。能够有饭吃，想不到要吃菜。假若再给几文钱，能够买根杠子糖吃，那就很满足了。绝对想不到买衣服穿。从家里带来的单衣，竟能使她度过春夏秋冬四季。大概只有十五六岁，身上有一团火吧。实在太冷了，在庙角、灶后煨一煨，也能挡过一场大雪。

　　那时会的戏也不太多，花旦行跑丫环的多，她也想不到什么叫主角，什么叫配角。三十六本大戏里，只要有丫环，天经地义就是她的。这些大戏中的丫环，有不少雷同的台词和雷同的戏。只要会唱“一枝梅花靠墙栽，墙高花矮显不出花来……”等四句唱词，就都可以演了。唱完四句，到小姐或夫人椅后一站，任务就完成了。严凤英对这样的配角演来特别认真，她逐渐地感到她扮演过的这几十个丫环是有所差异的： 有的替小姐送情书，有的为受屈的夫人递冤状……，虽然都有舍己为人的品格，但人物关系不同，任务及其轻重缓急不同，表演就该有所不同。所以，不久她演的丫环居然出现喧宾夺主的效果，很多观众竟然专们花钱来看严凤英演的丫环，听她那四句唱。班头看出了这苗头，特意给她出大海报： “特聘驰名唱做花旦严鸿六主演丫环”。

　　即使这样，班子仍很穷，这就要靠“打彩”挣一点外快。“打彩”，就是戏唱到一半，在有悬念的地方突然停下来，插上几个演员，唱着“彩腔”，舞着手绢，扭着舞步，向观众讨彩(即讨彩钱，类似化妆行乞)。唱的是：

　　打彩的哥哥快快来，

　　莫等奴家冷了台。

　　敲破锣儿要钱买，

　　唱破了喉咙两撒开!

　　…………

　　唱完观众就把铜角子往台上扔。这些活主要由花旦来担，严凤英当然讨的机会更多。嫂子大娘看这孩子可怜，也有干脆包起糯米欢团、杠子糖扔给她的。也有恶作剧的，用铜钱砸得演员头破血流。这就需要演员头脑机灵，眼快手快，用扇子挡，用手绢挥，并且要随着节奏扭出各种舞姿，见风起牌，编出各样唱词。这种场合，培养了严凤英和观众的情感，也培养了她灵活机智的本事。

　　接着检场的拾起扔来的钱、糖、香烟，分给全班的老少。这叫讨“花彩” 。

　　凤英唱戏没有自己的私房行头，有时朝班里叔叔伯伯磕个头，借件行头唱一出; 有时，就讨彩。管账的朝观众叫一声：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孩子没行头，望各位叔叔大娘凑一条裙子，凑一双花鞋。凤英把彩调一唱，钱就扔上来了。

　　凤英没有自己的头面和花，就来个“插花彩”，观众中的嫂子姑娘马上从自己的头上取下花来，扔给这小女孩。

　　凤英最伤心的是讨“苦彩”。在《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她饰那花魁女，被害流落在路上，向人乞讨。一次，在广场演出，北风凛冽，她却要按剧情规定脱掉半边袖子，露出一支胳膊，跑在台前唱那凄楚的调子。泪水换来一些好心人的施舍。在这真真假假之中，凤英和观众水乳交融，她象海绵一样，吮吸着人民的深情厚谊，同时也加深着她对社会的理解，因而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凤英在这段时间里，演过几个少女和少妇的形象。她们共同的特点是，热烈地、大胆地爱，而很少封建礼教、金钱、地位等其它动机和顾虑。这些人物象水晶那样剔透纯净，不象大家闺秀那样含蓄忸怩。因此，影响到表演的形式上，也毫无宫廷艺术那样拘谨雕琢的痕迹，而象山花那样粗野天然。象这时期她最常演的《采桑送茶》，养蚕姑娘陈月英和她母亲一道，在桑园救活了遇难的男孩张保童。这对善良的母女收养了这男孩，认为义子和义兄。月英在送香茶时，向保童主动表自了自己的爱情，根本不知道封建礼教是怎么一回事。严凤英本能地表达了农村姑娘这种质朴的感情。

　　这时的化装，也很简单，除了多戴两朵花，多戴一副耳环外，就和生活里的农村姑娘差别不大了。

　　一次剧团演出《小辞店》，戏报已经贴出去，出演花旦的主角突然病了。怎么办?当时班子里提倡的戏德是救戏如救火。于是大家想到了凤英这个女孩子，要她临时顶替。可是，这是全凭唱工和细腻感情的戏，两个演员对唱，要唱一个多钟头。严凤英没有正式学过，又怎么办?大家为她忙起来了，这个帮她包头，那个给她教戏。前台已经开锣，后台还在背唱词，就这样，她把三百几十句唱词一下记到肚中。

　　这是个极受劳动人民欢迎的折子戏。原是《菜刀记》中的一场。正本戏夹杂些封建糟粕。这一场集中写遭受丈夫非人待遇的卖饭女柳凤英，在年轻的客商蔡鸣凤身上找到了爱情。她把幸福的幻想和命运都寄托在他身上。然而这个重利轻别离的商人却抛弃了她。丈夫和客商的双重摧残使她看穿了那吃人的世道，她砸碎了招牌，关起了店门，最后终于跳河而死。人们同情柳凤英，为她不平。

　　演员换了，得出个戏报声明呀。师兄张云凤出了个主意，唱这么重头的戏，该起个象样的艺名了。你演的是柳凤英，干脆就叫严凤英吧。于是，严鸿六从此开始，改叫严凤英。

　　这一场，由于全班人马的关怀，也由于严凤英平时偷偷用功学戏，她把人物的豪爽，温柔，悲伤和绝望等等细腻的感情，通过妩媚动人的演唱，成功地表达了出来，获得观众极大的赞赏。从此，这个戏成了她的看家戏。不论和谁打对台，不论卖座情况多么不好，只要找一个演蔡鸣凤的搭挡，挂上《小辞店》的水牌，马上就会“客满”，并且连演不衰。

　　这个戏一直演到五七年反右派前夕。后来受到“左”的思想干扰，被打为“毒草”，因而没有得到进一步加工整理，推陈出新。

　　由于“舞台”在广场上，三面都是观众，又没有布景，也没有麦克风，严凤英就努力练就让三面观众都听得清看得见的本事。所以，人们说严凤英背上也有戏。每场演出下来，她总要跑到站在观众后面卖瓜子香烟的小贩那里，问他们可听得见，看得见。这个习惯她保留了一辈子。没有布景，她以情取胜，把感情刻划得细腻入微。她上了台，就是和观众促膝谈心，把人物的命运向亲人坦率剖析，绝无教育人的面孔，毫无遮掩做作的姿态。她需要向观众寻求温暖与爱，首先她把自己的爱献给大家——这无疑和她的不幸身世有关。这就使得她的表演艺术不是那么冷静理智，而是象一团火，炙热着人的心，人们被她吸引，不知不觉地接受她演唱的一切。

　　这时的黄梅调班社，受国民党保安队、地主豪绅的摧残压迫，只能在农村流串。整个剧种只剩下一百多人了。他们农闲凑起来唱戏，农忙干庄稼活，聚聚散散很不稳定。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一把蚕豆过一天。人死了，芦席一卷挖个坑就埋掉。那时候莫须有的罪名、游街坐牢的刑罚等灾难随时都可能落在艺人头上。严凤英不得不从一个班子，逃到另一个班子，从一个码头，逃到另一个码头。

　　这两年，她搭过张光友的班子，搭过王老九的班子。在贵池农村、大渡口、殷汇、大通等皖南山沟水镇演出。

　　在王老九班子里遇到了另一位黄梅调的老艺人丁老六，又名丁玉兰。是男角唱青衣的有影响的演员。他曾在三十年代初期把黄梅调班子带到上海九亩地的游乐场，和评剧演员老白玉霜在同一游乐场演出。受她的影响，丁老六在黄梅调乐队里也加了一把二胡，从此黄梅调的伴奏有了弦乐。同时，还吸收了京剧的化装、服装和身段。白玉霜那生活气息极浓的现实主义的表演方法也给了他们很大的影响。丁老六是把黄梅调送进城市，使黄梅调的舞台艺术向前大大推进一步的有卓越贡献的代表人物之一

　　严凤英向丁老六学了不少东西，使自己的表演大大前进一步。

　　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间，她辗转在安庆、芜湖、南京间，她如饥似渴地从京剧、电影、流行歌曲和学生运动的歌曲中吮吸乳汁，丰富自己的艺术素养。她甚至学演京剧，有时把《梅龙镇》、《玉堂春》等戏改成黄梅调来演出，企图把这两个品种嫁接起来。

　　这种嫁接工作不是在洁净的实验室中，而是在颠沛流离的卖艺日子里进行的。因为黄梅调这时还被人歧视，不能公开挂牌演出。所以只能冒充“徽班”，和京戏同台演出，对外叫“京徽合演”。后来竟发展到京剧演员和黄梅调演员同演一出戏，有时京剧和黄梅调唱腔竟揉合在一出戏里。于是这支生长在山沟里的山花从内容到形式，逐渐城市化了起来。

　　不过，严凤英那时在安庆演出的场所也是很凄惨的。一个唯一的柏油马路口，用破布围成戏棚。严凤英的歌喉从那布缝里渗出来，发出诱人的魅力。严凤英还常常要赶场，这里唱完一出戏，不卸装，赶到另一场子接着唱。那时国民党兵丁可以任意闯进戏棚里抓人和打架，剧场常常被砸得狼藉不堪。

　　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人民，扼杀民族的一切生机，包括文学艺术。结果他们自己却完蛋了。

　　四

　　一九四九年，安庆迎来了明媚的春天，迎来了翻身解放。严凤英这年正好十九岁。

　　从此，濒临灭亡的黄梅调也获得了新生。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黄梅调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基本上处于民间小戏的阶段; 一些职业的和半职业的班社先后解散，不少艺人流落他乡……。解放后，安庆地区很快恢复和新建了一批黄梅调剧团，散居在农村的老艺人纷纷归队。党还派了剧目工作者和音乐工作者来为黄梅调整理剧本和音乐，并帮助剧团建立了正规的导演制度。黄梅调艺术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迅速发展起来。

　　接着，三野部队的音乐家张锐、俞频等同志，到安庆采风，发掘民间文艺。他们发现了黄梅调，也发现了严凤英。上海歌剧院的管荫琛等同志也来研究民间文艺，研究黄梅调音乐和严凤英的演唱。严凤英和黄梅调受到重视了，真正翻了身。

　　严凤英爱讲： “旧社会把我当根草，新社会把我当个宝。”头上的乌云散了，身上的枷锁砸开了，好日子真是唱着过。她把全身的精力献给了党的文艺事业。配合“婚姻法”的宣传，她演出了经过整理的传统戏《砂子岗》和老舍先生的《柳树井》。这两个戏都是写童养媳受虐待，要求解放的故事。严凤英小时在家就做过童养媳，童年的朋友中，也有童养媳，她们的辛酸苦辣全能了解。所以她竟能站在台上不动，全凭唱，把观众感动得声泪俱下。

　　一九五二年，她参加了安徽省的暑期艺人训练班，在忆苦思甜会上，她对旧社会进行了血泪控诉，表现了一个翻身者的爱憎和觉悟。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新中国，她带头进行义演，捐献飞机大炮。

　　一九五三年，省里筹备成立黄梅戏剧团，她放弃民营剧团的高薪，第一个报名参加。黄梅调也从此改叫黄梅戏。

　　一九五四年，她主演《天仙配》，参加华东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被评为演员一等奖。一九五五年《天仙配》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

　　《天仙配》的摄制，标志着黄梅戏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也标志着严凤英艺术风格的初步形成。

　　传统的《天仙配》有封建色彩，且有些粗野，舞蹈不多，造型也较简陋。华东会演时，由导演李力平、乔志良进行了加工设计。剧本也由陆洪非进行了整理改编。

　　到拍成电影，体现在产凤英身上的，有编剧桑弧、导演石挥以及新老音乐舞蹈工作者的心血。严凤英在《天仙配》中取得的艺术成就是和这些同志的劳动与智慧分不开的。从这里开始，严凤英的表演受电影的影响很大。

　　严凤英说她没见过神，她的七仙女是按照人的模样演的。七仙女热爱人间，热爱董永，而且爱得那么大胆。这一切严凤英都熟悉。玉帝强加在七仙女身上的痛苦，也容易从旧社会的经历中借鉴。所以她演七仙女，是把自己和角色融合到一起去了。以后演舞台戏，演完“分别”，她总是哭得如醉如痴。散了戏，卸了装，回到房里还要哭上一个多钟头，不能从戏里出来。往往急得我把同志们找来，安慰她，把她从戏里拉出来。

　　一般情况是演员进戏有些困难，而严凤英的特点是出戏困难。著名电影导演石挥说，严凤英的戏好拍，只要一启发，眼泪马上就出来了，决不需点眼药水。一次拍摄一段边唱边哭的长唱腔“董郎前面匆匆走，七女后面泪双流……”时，石挥和摄影师商量，准备停几次机子; 结果却一口气拍完，一次成功。

　　在这个时期，严凤英确是不拘陈法众为师，学昆曲，拜白云生老先生为师; 学越剧、评弹、评剧，和评剧著名演员新凤霞结成艺术事业的姐妹。她吸收他们唱腔韵味，舞蹈身段，和表演经验，也移植演出他们的剧目，她虽然向兄弟剧种学习，但学的结果，是丰富她的黄梅戏的表演风格，而不是使原来的风格变质。

　　严凤英最大的创作乐趣就是每演一个人物，都要细致刻划她独特的鲜明的性格，成为黑格尔老人讲的“这一个”。她演的是人物，而不是演行当。

　　她虽然练身段，练嗓子，但她注意把程式生活化起来，赋以生命; 而不是使生活迁就程式化，使生命之树枯萎。

　　旧社会她没享受过亲人的温暖，心灵里被刀子划着深深的伤痕; 新社会她拚命从同志从家庭寻求温暖。她爱同志，爱丈夫，爱孩子，爱得甚至不那么理智，但却是一片赤诚。她的心长在口上，直来直去。这就是她的性格。这一切也都影响着她的表演风格。

　　一九五三年——那时我还是一个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和她同台演出黄梅戏。我演的现代戏《父子民兵》，她演的是《游春》。我认为这是她演出过的最美的一个戏了。少女赵翠花爱上了青年吴三宝。爱的是那么火热，竟卧床不起。王干妈劝她请医、求神、辟邪、问卦……一概被她回绝。她心中只有爱情，蔑视一切偶像：

　　那菩萨，

　　儿也不请他。

　　菩萨请到家，

　　又要把香发。(焚)

　　儿的王干妈呀，

　　菩萨有口，(妈呀，)

　　说不出人间话!

　　当时在我的印象中，严凤英简直把这个女孩演得象玉兰花那样圣洁，象水晶石那样透明无瑕。在东方少女的艺术形象中，是罕见的几个最美的形象之一了。可惜这已成绝响!

　　一九五五年她参加了共青团。

　　一九五六年参加安徽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主演《王金凤》(即《凤凰之歌》，鲁彦周编剧)，获演员一等奖。

　　敬爱的周总理对黄梅戏，对严凤英，关怀备至。一九五九年，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严凤英参加全国政协会，任委员。

　　一九五九年，严凤英主演《女驸马》，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这个戏吸收了大量的京剧身段; 但是，严凤英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从生活出发刻划人物性格上。她把生活当作活字典。例如刘大人奉旨召冯素珍进宫为驸马，冯素珍惊跑，由于有苦说不出，有个无可奈何的表情。严凤英希望这个表情既能表现人物此时的心情，又要有喜剧色彩，还要使观众得到美的享受。她在家里设计了好多种方案，都感到不理想。那天大孩子回家，在学校吃了老师批评，回来有苦说不出。她一问，大孩子一惊，瞪着两眼望她发嗲，那表情很有童稚可爱的味道。她猛然叫好，反复学这个表情，后来在台上，在银幕上，就这样演了，使人物增加了可爱的色彩。

　　毛主席多次观看黄梅戏的演出，多次接见严凤英。毛主席一九五八年四月曾对黄梅戏生气勃勃的演出风格和《打金枝》、《春香闹学》等戏给予亲切鼓励。

　　一九五九年，严凤英还参加了鲁彦周创作的“艺术纪录片”《三八河边》的拍摄。主演为张瑞芳。

　　一九六○年十月，严凤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还参加了全国文教卫群英大会。同年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戏剧家协会理事。全国妇联授予她“三八红旗手”称号。

　　一九六一年主演古装喜剧《香罗帕》。接着，又移植了歌剧《刘三姐》。严凤英提出保留广西歌剧的旋律，大胆把它搬进黄梅戏中来。结果，这些曲子未加改动，由她一唱，全部唱成了黄梅戏。《刘三姐》这个戏一直演到六四年底，并在广交会上受到国内外观众的欢迎。

　　一九六三年在周总理和陈毅同志关怀下，她主演电影《牛郎织女》，并为新拍的《天仙配》担任艺术顾问。

　　为了塑造好织女这一形象，使这个仙女与《天仙配》的七女有所不同，她对角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她说，用现在的话来说，七女是玉帝的“老汉丫头”了，最小最娇惯; 织女，顾名思义，该是劳动“仙民”了。她从这里开始，把两个“仙”人区别开来。

　　这一年的春天，她去看望周总理，周总理向她推荐了几个现代戏，其中有朝鲜的《红色宣传员》。回来后，她在《红》剧中扮演了朝鲜的现代妇女李善子。

　　在以后的两年中，她还主演了《丰收之后》 (话剧)、《江姐》、《白毛女》、《党的女儿》等现代戏，塑造了赵五婶、江姐、喜儿、李玉梅以及其他劳动妇女形象。她的表演又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境界。

　　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五三年安徽省黄梅剧团成立起，到一九六六年夏剧团被打瘫痪止，这十三年中，严凤英演出的传统戏、现代戏和移植剧目共有五十多个。

　　一九六六年，她从农村参加四清工作回来，正准备为党、为人民演更多的戏，创造更多的舞台形象时，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成了“罪人”，被打下了十八层地狱! 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被戴上“反对江青”的莫须有的罪名，打成“严重的现行反革命”，结束了她年轻的三十八岁的生命!

　　我还有什么可写的呢?我还有什么可写的呢!

　　记得拍摄电影《牛郎织女》时我没去，她把两个孩子交给我照顾。人生最苦是离别，她却开了个玩笑说： “我们也体验体验牛郎织女的生活吧。”不想当年的戏言，到“四人帮”专政时都不幸而成为现实，只是“四人帮”这道天河更残酷，我们连一年一度的七夕相会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夫何言哉! 夫何言哉!郭因、刘传曾同志七二年冒着杀头的风险，偷偷写了首诗，我把它抄几句在这里：

　　黄毛初学戏，一句一鞭痕。

　　枵腹强欢笑，噙泪但吞声。

　　解放十几年，样板忽翻新。

　　发稀揪更短，体弱斗愈轻。

　　不闻稚子哭，岂顾盖棺论。

　　大幕永垂落，中原绝广陵。

　　幸存旧拷贝，海外有余音。

　　何当重上映，血泪控××。

　　“四人帮”倒台后，那××揭晓是“江青”二字。

　　林彪、“四人帮”和国民党反动派一样，残酷镇压人民，扼杀民族的一切生机，包括文学艺术。只是“四人帮”比国民党更残酷，所以他们完蛋得更彻底! 而人民歌手的歌声和灵魂是永存的!

　　野史：揭秘严凤英怎么死的

　　文革初期，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被以“三名三高”、“黑线人物”、“封资修代表”的罪名迫害后，愤而吞安眠药自杀，时年38岁。死后被军代表以寻找“特务发报机”为由，割开喉管，挖出内脏，现场令人惨不忍睹。严凤英为何会有此惨剧，2008年严凤英逝世40周年之际，严凤英第三任丈夫王冠亚撰文《周恩来与严凤英》披露严凤英文革中惨遭开膛破肚始末。以下文字为文章部分内容摘录。图为严凤英出演《天仙配》前正在上妆。1952年严凤英以黄梅戏传统小戏闻名沪上，获得广泛赞誉。

　　对严凤英的死，不少人有异议：旧社会她受了那些罪，她都挺过来了，为什么到了新社会反而自杀死了?特别是看了我写的那部《严凤英》电视剧后，大家更聚焦在我身上，讲我的软弱促成了她的死!讲我没有即时抢救她!讲我拖延了救命的时间!讲我到了那个时候还要向领导请示报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严凤英已死去四十年了，这样的话我也听了四十年，今年我也进入八十岁了，应该把真相坦白如实地向热爱凤英的朋友作个交代。图为严凤英临终前不久与丈夫王冠亚合影。

　　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而六七十岁朋友想必还记得，在40年前的四月，全国的文艺造反派在天津开了一个会，后被批成“文艺黑会”，紧接着安徽合肥的造反派在合肥当时的最大的江淮大剧院也开了一个向“文艺黑线猖狂进攻”进行反击的誓师大会，紧接着，文艺界、我们剧团的造反派就对所谓的文艺黑线进行猛烈的“反击”，于是就有文艺造反司令部的战斗员上门来造反抄家批斗!图为严凤英16岁留影，1946年摄于安庆市钱牌楼照相馆。在文革中这幅照片成为她“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铁证，作为“罪证”收入档案，得以保存下来。

　　那是1968年4月5日《红安徽》报上登了一篇《向文艺界的阶级敌人发起猛攻》的长篇社论。社论中点名批判了安徽“文艺黑线”人物，严凤英被重点点了两次名，诬陷她在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伙同安徽省代表团“围攻江青同志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是一起“严重的现行反革命事件”!图为1958年1月5日，周恩来(中)与严凤英(右)等《打金枝》演员及工作人员在江淮大戏院合影。

　　日，就有省艺校的造反派(那时安徽文艺界造反司令部就设在省艺校，并在省政府大楼强设了司令部，正副司令都在那里坐镇指挥，操文艺界生杀大权!这一战役，就先后整死省文化局副局长江枫、著名画家金石家童雪鸿、资深京昆剧作家、鉴定家孟继文、黄梅戏著名老艺术家丁永泉……那是一种现代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人做梦也想不到的社会!)指挥一些小青年，伙同本单位的造反派，到省黄梅戏剧团提审严凤英，威逼利诱，勒令她交待围攻“革命样板戏”的罪行。图为董必武与严凤英合影。

　　严凤英当然矢口否认!命令她“检举同伙”，她更不会出卖同志!不交代就不让她回家吃饭!她就不吃饭!绝食抗议!她是个宁折不弯的人，何况她又演了《江姐》《党的女儿》……这些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她把艺术当作学习榜样，太认真，太傻了!……她在台上的喜怒哀乐都不掺假，都不欺骗观众。她认为“做人就应做这样的人”!她对同志，对党都是一片真心。这可说是她的一大优点，也是一大缺点!图为严凤英全家福。右一为严凤英与前夫王兆乾所生之子王小亚，左二是严凤英与第三任丈夫王冠亚(左一)所生之子王小英。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文革”中一切政策法律都砸烂了，公检法也砸乱了，谁都可以对我们发号司令，造反派取代了党的领导。施行“群众专政”，我们这些“鬼”都归“群众专政”大队“专”!一般，一家有一个“鬼”，爱人孩子还可以出去当造反派或红卫兵，还可以里外通风报信。而我们这一家，夫妻两个都打成了“鬼”，两个孩子又小，还有一个老娘，完全与世隔绝，消息阻隔，信息闭塞，只有死路一条!造反派和专政大队到我家宣布：我们一切要听从他们的命令，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就打断“狗腿”!我们剧团也驻进了军宣队，而且换了几茬，一茬比一茬“左”!图为严凤英与幼子王小英合影

　　这一茬是一个俱乐部的主任，名叫刘万泉，最大的本事就是搞阶级斗争。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红宝书)非常积极，但就是官职一直上不去，就放到我们剧团来“支左”。其实造反派就够左的了，他来了后就更“左”，首先，他给我们这些“鬼”们训话，颁布他们极“左”的命令，例如，我们这些鬼们不经军宣队和专政大队批准，不许擅自出门!否则“小心你的狗头!”图为严凤英练功照。原载《黄梅戏艺术》杂志1982年第

　　01期

　　4月6号文艺造反司令部的打手们来了，揪斗严凤英和我，主题就是逼我们承认“1964年在北京全国京戏现代戏汇演大会上，围攻江青同志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是一起严重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一刹时，团内有人就赶紧拎起了浆糊筒，夹上大报纸，上街贴呼应的大字报，什么“严凤英攻击伟大旗手江青同志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是一起严重的现行反革命事件，罪该万死!”还有什么“打倒!”“油炸!”……等等恐怖标语，(这也是某些人戴罪立功的好时机)一刹时铺天盖地，全合肥的大广告牌几乎都贴满了!图为严凤英与同屋病友王文娟合影。

　　团内外的造反派在二楼的服装室，提审严凤英，严凤英拒理抗辩，疲劳轰炸，她绝不乱说，绝不乱供。造反派说，你不交待，别人揭发就罪加一等!严凤英绝不低头!造反派把她带到二楼的楼梯口去看!只见一张大字报从天花板拖到地面，洋洋洒洒写满了谎言，大标题就是揭发证明严凤英1964年在北京“围攻伟大旗手江青同志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是一起严重的现行反革命事件”!造反派得意了!严凤英气晕了!但绝不低头!绝不乱供!一直僵持到下午下班!图为《香罗帕》剧照，左起：陈文明、严凤英。

　　艺校来的造反派和团里的造反派研究分工，他们写了一个交代提纲，要她逐条揭发省委、宣传部、文化局、剧团领导、带队的人……是如何布置你们去北京参加这个“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你是如何向他们回报的，他们又如何布置你向下传达的?临走还说：“今天星期六，明天星期天，我们要休息，不来了，你抓紧写。后天星期一，我们八点钟上班就来，到时你若是交不出来，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说罢，呼啸而去!

　　严凤英回家后，就苦思冥想和我回忆当年在北京看现代戏汇演的点点滴滴。那一次是省文厅派她和王少舫、鲍志远、等同志去的，由柏龙驹同志负责带队、联系，他们不是“代表团”，也不是观摩团，那时演出已经完了，是江青不服气，硬叫大会延期，再看看她抓的《智取威虎山》，因为有不少人讲她抓的这个《威虎山》不及人艺的话剧和北京市京剧团马长礼的好。她不许散会，硬叫留下来比一比!图为严凤英(右)与戚雅仙，1954年摄于上海。

　　这些内幕，下面来的人哪知究里，特别是我们安徽省的观摩团都是些著名的演、编、导，所以就放开思想大胆说起来。但，严凤英等后去的几个人，连看戏的票都无法保证，讨论会更无缘参加，怎能去“围攻”?再说，那时《智》剧还未成熟，剧本演员都没有固定下来，只能算是毛坯子，怎么就不能提意见?何况那时下面来的人也不知道江青是何许人也，提了江青抓的戏就犯了天规?但，那时严凤英最不能理解的是多年在一起同甘共苦的战友，为什么在关键时刻造污陷出卖人?

　　星期天她苦恼地写了一天，一直写到晚饭后，叫她吃饭她也不吃，因为第二天造反派就要来拿“认罪书”了!形势紧迫!她一口气也不敢停，一直扒在桌上写，我帮她想，帮她顺。根本是莫须有的事，要写也相当困难，大家头也想疼了，实在想不出什么时候反过江青的“样板戏”?!那时也有个笨办法，把同去的王少舫、鲍志远、柏龙驹一一排队，想请他们帮忙证明。那时想到了带队的柏龙驹，他在我们心目中水平高，住得也近，严凤英就去找他，求他帮助证明一下。

　　严凤英去了，他当时的处境也不妙，因为他是带队的，也有人在揭发提审他这个问题，他也在做交代。为了防止日后有人讲他搞“攻守同盟”有话他也不好明讲，他叫严凤英按事实说话，“现在有人也在搞我这个问题，我按我想到的说，你按你想到的说，可能我们想的是一样的，也可能不一样，实事求是。”严凤英就回来了，把这情况对我一讲，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也够难为他了，在“运动”中也只能如此。我安慰她，这实际上是暗示你交代的就是事实，不要怕，明天造反派来了，就这样和他们讲!实事求是!

　　折腾了两天，严凤英也真疲劳了，她卵巢囊肿，做过切除手术，腹部常年疼痛，全靠安眠药控制。这天她又服了安眠药睡觉。大概一个小时后，我听她在床上呻吟，我即刻坐起为她按摩(习惯如此)，结果她并不止痛，哭了起来，我大惊，一边安慰，一边询问，她不直接讲，而是叫我看看桌子上她写的“信”!那是给全团革命同志的遗书!信上说：“是共产党毛主席救了我!我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的!我也演过一些封资修的毒草坏戏，我是有错误的，革命群众斗我，我是拥护的，但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黄梅戏剧团阶级斗争复杂，小将们，谨防政治扒手!我严凤英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图为《蓝桥会》剧照。

　　我大惊，立刻叫醒大儿子王小亚，小儿子王小英，他们那时还是小小的学生，我叫小亚赶紧到楼下找文化局的医生来抢救!那时全合肥都被造反派造乱了，有点经验的医生处境都和我们一样，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了!”医院也乱了，上班也不正常，只有我们文化局大院仅有的医务室，有三个青年的女医生，翟医生、巫医生、孙医生。她们和严凤英关系都不错，是好朋友，虽说在运动中，她们表面“划清界线”，暗地里对严凤英还是非常好的，故而叫大儿子先去找她们，她们很快就来了，我记得很清，孙医生手捧针盒，发着抖，赶到我家来。

　　紧接我就赶紧到剧团找军代表刘万泉，求他赶紧打电话找医院开救护车来抢救!刘万泉起了床，但不敢开门，拿个手电筒从门缝里照着我，我赶紧向他汇报，他仍不敢开门，叫我把严凤英的绝命书从门缝里塞进去。他打着电筒看了一下，讲你有什么要求?我讲：请你们打个电话给97医院派个救护车来抢救!那时合肥市所有医院被造反派闹乱了，专家级的医生白天在门口站在板凳上挂牌示众，都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能治病了!部队还有三个医院(97、104、105)还在运作。

　　97医院和刘万泉是一个系统的，只要刘万泉一个电话就可派救护车来!那时电讯条件没有现在发达，一个单位只有一部固定电话!自从刘万泉进驻后，他就把这部电话控制起来，移到他的卧室，由他一人专用!谁也无法接近!所以，万般无奈，只有去找他。求他赶紧给部队医院打电话求他们急救。但是，他还要按部就班地上二楼去穿衣戴帽，吩咐我先回家，他随后就到。我只有先走，家里只有两个孩子，要抢救没有大人也不行。我快步回家，求先来的翟、巫、孙三位医生抢救。她们正打开急救包和针盒，给严凤英量血压、体温，这时刘万泉带着一伙造反派和专政大队的小伙子小姑娘来了，有几位阶级觉悟非常高，进门就批判严凤英是向无产阶级示威，要挟，进攻!图为电影《牛郎织女》剧照

　　刘万泉还现场批斗，厉声地讲：你会演戏，现在不要再演了!要她交待那张大字报揭发的罪行!严凤英委曲地哭着申辨，讲自己是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的，她还哭着申辩自己是拥护演现代戏的，讲那张揭发她反对江青的现代戏是造谣诬陷!……她边哭边讲。造反派和刘万泉讲她是装，是演戏……她哭着讲，越讲越没有气力了!巫医生生气地讲：王冠亚!不要求他们了!他们不会救严凤英的!不要指望他们打电话要救护车了!快去搞一个板车拉!图为严凤英《天仙配》剧照。

　　我只有跑下楼，到木工房，找周师父借剧团的板车。他是木工，道地的工人出身，毛主席讲“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他是剧团“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板车归他管。我敲门把他敲醒了，问我找他干什么?我讲了情由，并求他把公家的板车借给我。他气汹汹地讲：“没有!”我只好跑到省徽剧团借。徽剧团的木工师父听说是救严凤英，马上起床穿衣，到保管室开锁把板车拖出来借给我去拉严凤英!我跑着从徽剧团把板车拉到我家，跑上三楼，严凤英已药物中毒，浑身疲软了，我赶紧抱起她，走到楼梯口，我也疲软无力了!这时徽剧团的宋养俭同志赶上来抱起严凤英就下三楼——他是唱武生的，年轻力壮，把严凤英抱下三楼，抱上板车。图为严凤英《天仙配》剧照。

　　小亚小英又抱过棉被给严凤英铺盖，我们父子三人，还有另一位年轻的军代表，还有一位小伙子，把严凤英飞跑地拉到桐城路口的安徽医学院门诊部，那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医院除了急诊都不看病了!我们说明情况，求他们急救，他们要挂急诊号!那时我们剧团和这家医院是合同关系，要有合同的介绍信!忙乱中哪有介绍信?他们不收。万般无奈，只有回剧团找军代表刘万泉开介绍信!是那位年轻的军代表带着我的大儿子王小亚，飞跑回剧团，把刘万泉又从床上叫起来，打开办公室的桌子，找到介绍信，开好信，盖好公章，他们二人又飞跑回到医院，挂上号，值班医生才肯医!他拿起听筒听了一下，又翻了翻眼皮，讲瞳孔已散，门诊部解决不了，只有送住院部看看。图为严凤英绝笔。

　　从门诊部到住院部至少有三公里，我们又找急救车送。这时的医院早被文化大革命闹乱了，找不到司机，又是敲钟又是派人四下找，至少又耽误十几分钟才把司机找到!好不容易车来了，但是车内没有抢救病人的手术床，只有我拼上吃奶的力抱着她，靠着车厢壁，拼命让她不滚下来。车外的灯从窗外缓缓流过，我盼望车子能快点，我希望凤英能突然睁开双眼看看这座她喜爱的，住了十四年的城市!可是，她就是不睁眼!好不容易到了住院部，到了内科大楼，病房又在三楼，又是那位年轻的解放军和我团的一个小伙子，轮流将严凤英抱上三楼。图为严凤英艺术照。

　　我和孩子抱着被子洗漱用具跟着上楼。找到值班护士长，她讲，没有病床了，叫先睡在地上!那是初春的天气，合肥晚上的温度还是很冷的。地上很简单地铺了一层水泥。严凤英就睡在这冰冷的水泥地上。我求护士长给她找张床，她悄悄告诉我，“等他们走了再想办法。”因为那时的政策是“自杀就是叛党的行为”!谁也不敢出面表示同情和抢救!等团里来的人走了以后，我又求护士长给严凤英找张床睡。这次护士长暗藏同情之心，找了一个靠最外的房间最外的床，和我把严凤英从水泥地上抱上这张床。

　　我求他们找位有经验的医生给严凤英抢救，护士长悄悄讲，她会给我们想办法的，(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自杀就是“叛党的行为”，谁也不敢主动抢救!)再说，那时有经验的医生都被打倒了，现在这里只有一位老医生，在扫厕所，我多么想请他来救严凤英啊!我找到他，他虽在扫厕所，但是眼睛还不断偷觑严凤英，看来很同情严凤英。我立刻赶上前去求他，他无奈地指了指臂上挂的“历史反革命”之类的黑臂章，悄悄对我讲，让他们先治，治不好，我一定治!现在不许我“乱说乱动!”我又求护士长，护士长也是这样说。

　　现在，这里有两位青年医生值班，二十岁左右，大概是实习医生。其它的同学都出去“造反”去了，他们大概还没资格去造反，就留在医院值班。他们两位工作态度很好，轮流给严凤英推拿做人工呼吸，一身大汗!我求他们找一位内行一点的医生，还特别指了在扫厕所的那位老医生。他们不反对，也不表示同意。他们两位轮流推拿，毫无起色，我更急如火燎，求他们赶快找一位老专家来抢救!这时，一位青年医生就下楼去了!我代替他和另一位医生轮流给严凤英按摩!他下楼干什么去了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才知道。图为严凤英《刘三姐》造型。

　　“文革”结束后，我到上海长征医院治“食道癌”，回来后又进行胆囊切除，又住进安徽医学院外科病房，认识了一位放射科的专家徐元宏教授，后来成了好朋友。他说，严凤英来的那天，一切情况他都清楚。那是两位实习的同学。那天他家乡来了两位乡亲，正在接待，突然来了这个青年医生，他问徐元宏有没有治安眠药中毒的书?

　　徐老师因为不是一个科室的，没有引起注意，就讲，书都在书架上，你只管找。结果他就在书架上找。找了好久，边找边看。徐老师看他不说话，就问：找这个书干什么?他讲来了一个病号，是服安眠药中毒的，现在抢救困难!徐老师问是什么人?他讲好像是个演员，叫严凤英。徐老师也急了，但不是一个科室的，又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只好叫他赶紧回去按书上所说的抢救!图为严凤英全家合影。

　　那小青年医生又急匆匆跑了回来，跑到病房，严凤英已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护士长、我、和那两位青年医生手忙脚乱地抢救，最终不治，严凤英告别了她为之供献毕生的人间!我已筋疲力尽，两个小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坐在妈妈脚头的地上，吓呆了!我的两腿也已软了，但是，严凤英就我一个亲人，后事还要我一人去办。护士长叫我在值班室给剧团打电话，打时，我注意到当时快凌晨六点了。我打电话给那个军代表刘万泉，他淡淡地说：“啊——你还有什么要求啊?”我听了气不打一处来，忿忿讲了一句：“什么要求都没有!你们可以放手了!”图为严凤英与两个儿子合影。

　　紧接着我从电话里听到当当当的紧急集合钟声，像失了火那样紧张……事后我回到团里才知道那是刘万泉紧急集合，叫大家表态!刘万泉先把“鬼”们集合起来，统一认识，统一口径：严凤英这样死是自绝于人民!是叛党!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口径统一好后，再敲钟叫“革命群众“集合，宣布严凤英之死，再叫全团统一口径：严凤英反对江青，反对样板戏，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图为1956年10月，严凤英与王冠亚于北京合影。

　　安徽省“红”梅戏剧团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百分之百地带着“无产阶级的阶级仇恨”都这样表态!只有一位时白林在表态时禁不住眼泪落了下来!那位军代表刘万泉立刻训斥他“丧失立场”!造反派立刻把抄家来的和严凤英过去赠送的照片贴上大字报，将她解放前十六岁初进安庆拍的照片示众，证明严凤英在十六岁就是“资产阶级”了!严凤英被整死，是安徽省红梅戏剧团文代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我的妹妹看孩子母亲死了，无人戴孝，就给两个孩子的鞋上缝了两块白布，被造反派看见了，立刻训斥为丧失阶级立场!命令把白布立刻撕下来!图为1958年，严凤英与徽剧小演员徐竟成、张晓云合影。

　　严凤英死了，她的孩子没有一人能公开为她表示哀悼!这是“立场问题”!严凤英刚断气不久，剧团的革委会就派人找我谈话，说严凤英昨晚收到一个披着黑头巾的老太婆送来一张纸条，命令她死的，因为她们是特务集团一伙的!另有一个汇报，讲严凤英是九大特务之一(“九大特务”是：王光美、郭德洁、白杨、严凤英……等，完全是莫须有的造谣!)并说严凤英的钮扣一颗是照相机，一颗是发报机!当时整个国家科学水平都非常低，所以这些谣言不仅能骗得过一般群众，就连领导也深信不疑，立刻派人来调查!

　　今天我如实写了出来，因为至今还有人认为严凤英之死是我“胆子太小”，“为人太软弱了”!他们的胆子倒“大”!我倒不是为江青开脱罪责，一般讲，严凤英之死是江青的文化专制主义所害。但是，江青委实没到合肥来!更没有介入安徽省红梅戏剧团的文化大革命，直接责任是谁呢?那些斗过严凤英，诬陷过严凤英，尤其是整过严凤英的人，没有一个敢承担责任，那个刘万泉还被评为“活学活用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保护起来了!党为他承担了责任，他却丝毫责任也不承担。后来，我们一位杨同志去问他，为什么把严凤英往死里整?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要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开火，在安徽在剧团不整严凤英，整老鬼呀!他“理直气壮”推得一干二净，一点责任也不承担!

　　严凤英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就赶来了，任务只有一条：严凤英之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自杀而死的，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我那时白天帮助严凤英写“交代”，晚上又忙抢救，折腾得筋疲力尽，再听他们要切开严凤英的肚子，人马上就晕了，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来，歇斯底里地呼喊，不同意!一个劲地要求医院继续抢救!不同意剖腹探查!我甚至发狂似地从二楼跑下来，一直跑到医院门外，终于被他们追到，讲，一定要我签字，同意开刀!我坚决不同意!最后提出要求，按正常抢救的方法开，主要是救!他们要我签字，我写道：要求他们按照抢救的方法开，因为那时报纸上宣传某地病人心脏停止跳动一个多小时还被抢救活过来!他们接过那张纸条，即刻跑回去找医生。医生也不同意开，他们只会按医疗的方法开，而这是公安部门刑侦的技术，他们没学过，不会开。而领导讲，现在不是治疗的问题!

　　他们开刀时，红梅剧团派了四个人在严凤英身边监视，“屁派”一个男造反派头头，“积派”一个女造反派头头各站两边，上方站的是“革命干部”，下方站的是那个军代表刘万泉。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他们听到检举的所谓“发报机”、“照相机”…… 等“特务工具”——当然一无所获!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当劈到耻骨时，膀胱的尿喷了出来，那个军代表悻悻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可见得他的“阶级仇恨”是多么深!(现在当然是不能想象，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一切都很正常了!)图为严凤英全家合影。

　　医院的规矩，这样的死人，他们不能代为保管，要我立刻找板车把尸体拉走，我又立刻骑自行车回家，找红军大院的周大姐借板车，她得知严凤英死了，毫不忌讳地热情地把板车借给我，而且深情地安慰了几句。我急到医院，严凤英的两位老搭档胡根杰、查瑞和也闻风赶到，帮我将严凤英抬上板车，带着两个孩子，拉着板车上火葬场，临别时叫我回家把严凤英平时爱穿的衣服找两件来给她换，并要我买双新布鞋，好给她“上路”穿。我骑上自行车飞奔地赶回家——现在家中变空洞了!工急找了几件凤英平常爱穿的衣服，又骑车上街买布鞋——那时，只有淮河路上有布鞋卖，但又没开门，最后找到现今四牌楼处一个小店正在下门板，有布鞋卖，赶忙去买。凤英的脚和我差不多大小，立刻买了，往火葬场赶。半路上赶上胡根杰他们。还有几个县剧团来的同志跑来看看严凤英最后一眼，旁边的老百姓也围上来看，叹息地说：这么漂亮，这么年轻，太可惜了!图为严凤英与长子王小亚合影。

　　到火葬场后，是革命干部买的骨灰盒，是最差的那一种，因为是自杀的，不能买好的。也不给整容!但是有一位跛了脚的老师父拿了一个小盆，一个女青年借我一条毛巾和一把木梳，叫我给凤英洗洗脸，梳梳头。没有热水，只能就着自来水龙头，用冷水为她抹脸，梳头!抱到停尸房后，很奇怪，大概是冷水剌激的，也许是经过长时的批斗，从紧张，一下突然放松了，脸色慢慢恢复了当年的红润，像睡着了，是那么美，那么安祥!太美了!我禁不住紧紧抱住她!吻她!不能放!不能松!怕她一走就不回来了!孩子们哭呀……是胡根杰和查瑞和把我们拨开的!查瑞和和胡根杰为她换鞋，一看，布鞋是布鞋，但是是皮底的，表很遗憾，因为皮底走路滑，怕过奈何桥时滑跌下去了!真是再哭也无可奈何了……图为严凤英全家

　　合影

　　我们全家尝尽苦果——这就不多说了，孩子不能上学，不能参军，不能工作，妹妹妹婿都因有这样的哥哥嫂嫂，工作安排都受影响，父亲的平反，也受到牵连!第二年，妹妹病死，过了两个月，父亲身亡，两年死了三个人!就这样，对我家的斗争还不放过，半夜三更还会来抄家!抄财宝，抄手表，抄严凤英的照片，还有一样是抄严凤英的骨灰!我们楼下一楼的王达琳大姐夫妻，既不沾亲又不带故，只凭一点作人的良心，看严凤英死得太惨，就叫我先作好准备，把严凤英的骨灰藏起来!或者想办法伪装、调包，例如用鸡骨头猪骨头调包——实在穷途末路没有办法了!图为严凤英15岁留影。

　　后来，藏到妹婿的弟弟箱子里。果然不久，团里的造反派半夜来突然袭击，抄家，拿东西，把像框子都卸下来，看看后面可藏了什么宝贝和机密——他们边抄边笑谈刚才在潘璟琍那里抄家抄到金项链、金手表……等等，好不高兴!所以满怀希望，到严凤英这里能钓一条更大的鱼——谁知严凤英的东西早捐献早送给穷朋友了，他们大失所望!立刻转道到我妹妹家。妹妹一人在家，造反派来了就抄!妹婿是安徽日报的，上班去了，不在家。他们不由分说，还是要抄!妹妹和他们辩论，他们哪听你的!他们要抄一口木箱，妹妹说，这是我爱人弟弟的，他是安纺厂的工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你们要动他的箱子，他回来向安纺造反派汇报，你们能解决吗?一番话把他们镇住了!图为严凤英聆听自己

　　唱片

　　还有一个小女同志跟着我身边，要抄一个木盒子，我悄悄告诉她，这是严凤英的骨灰!她又怀疑又害怕，我趁大家还在一边抄翻，啪地一下把骨灰盒打开，她吓了一跳，叫快关起来!我关好骨灰盒，她装着搜查完毕，讲，好了!好了!转身就把大家引出去了!这也是一出戏，不然，严凤英的骨灰不知下场如何了!图为严凤英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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