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有检查官的年代

　　有读者买了我的《我疼》，邮寄来，要我签名。寄回时是通过邮局，邮局工作人员说要检查。“还要检查?”我问，“之前都不要。”答曰：“现在查得严了。”对方把书翻成扇子一样，又问：“这书是正规出版社出的吗?”我反问：“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正规出版社吗?”对方说：“我不知道，有书号吧?”

　　见我写地址，又警惕：“寄北京?寄北京邮件更要严查。”于是又查一遍。为什么寄北京要严查?难道只有北京是中国?或者只有北京不是中国?

　　我这人挨管意识淡薄，平生最厌恶的就是被管。不服管，于是写的东西屡屡不得通过。我的《冒犯书》就是在同一城市被查的，至今是冤案。书籍检查官是我最深恶痛绝的群体，简直不共戴天。

　　蓦然想起没有检查官的年代。

　　当年大学毕业，学校在毕业分配上营私舞弊，我不服，闹，结果被处分，发配到一所农村中学。这里处在城乡结合部，“三不管”地带，据说历来盛产土匪，自然也盛产游击队。我那学校里还有几个47年共产党“城工部”自我残杀而幸存的，一直没有被平反，常跟我们谈当年神出鬼没的英雄事迹。那里供电不正常，每到晚上，黑暗中七聊八扯倒也好消磨时光。当然也少不了黑暗中的勾搭，学校历史上有许多男女苟且的传说。就在我住的宿舍对面房间，那扇门明显是经过修补的，老教师告诉我，“文革”期间那里曾发生一起捉奸案。当时楼周围满是校领导的眼线，待那男女一入蚊帐，立马轰地冲上去，擂门。据说那女的真是女杰，回道：

　　“催什么?人家也要穿裤子!”

　　也许有人会说，“文革”期间这种事管得严。其实不是，是这女的得罪了当时的领导。若非如此，在那种地方，男女苟且之事未必有人管，领导自己也在搞。也许我应该把题目改改，改成“鲜有检察官的地方”。重要的是此地，而不是那年代。

　　那个年代，就是上世纪80年代，报纸上经常会引用革命导师恩格斯的话：“那是一个多么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恩导师讲的是欧洲“文艺复兴”，80年代的中国人也用来指自己的时代。现在想起这话，许多人会扼腕：哪里产生了巨人?现在看来，产生的都是“山大鼠”!有人说，如果没有几年后的一场闹，中国就会改革渐进了。简直痴人说梦!中国知识分子怎么如此千挨万揍仍然幼稚?难道就是“虽九死犹未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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