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档：道德困境与个人处境

　　徐皓峰在《刀与星辰》其中一篇影评里说过这样两段话：

　　“电影呈现给观众的不应是道德的是非，而应是道德的困境，如此生活才能进步。高级的叙事艺术是混肴是非的，电影是视听的叙事艺术，所以人类发明电影不是为了看明星，而是审视自身。

　　与小说、话剧相比，电影的现实影响更能反映个人处境——观众能在时间上同步，与电影中的人物感同身受。这是我目前领悟的电影最大魅力，个人处境暗喻着人类整体的处境，所以短暂的电影才能和长篇小说抗衡，实际内容少而暗喻的内容多。”

　 　我认为这两段话除了解答了电影是否可以真正作为人类自科技发展以来新兴的艺术品之疑问，也能为大众影迷指明评判电影高下的基本准则。如徐皓峰所言，电影 的价值应该是艺术性的，而不是娱乐性的，如果只是为人们提供打发时间的方式，我并不认为它的存在会强过一部电视。 电影应该走得更远，而不是回到peep show的最初。电影人有责任引导观众减少猎奇的心态转向向电影中寻求对自身的思考。事实上，文学、绘画、音乐(部分)、雕塑都在历史和眼下起到了这样的 引导作用。

　　科技已经在简化人们生活的同时简化了人们的头脑，如果在解放出来的剩余时间里人们既然继续选择最大程度地放纵自己，那么作为所谓的地球上智慧的群体，将不需要一批三体人施以毁灭。

　 　可能很多人并不赞同这样的看法，认为生活的艰辛折磨身心，闲暇时间就应该抓紧时间好好享乐。这未尝不是一种选择，但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安乐过头 的人们才会对粉丝电影或者综艺节目衍生电影赞不绝口，趋之若鹜。这样的发展势头让我不禁想起了《Wall E》里那群肥胖过头依靠操作机器而“享受人生”的地球人。

　　因此，我认同徐皓峰的这两段话，并对依然坚持在这样做的电影人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哪怕他们的坚持可能是靠商业气味浓重的“烂片”支撑着(而那些食髓知味，放弃电影追求的真正铜臭鬼不在此列)。

　　今天选择看《投名状》和《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完全是一种机缘巧合，但也许这样的机缘巧合正好可以让我写下对电影的一些想法。

　 　前一部是我近年来比较讨厌的一位导演的作品，而后一位是我一直以来欣赏的导演的作品，但我今天这里谈的并不是好恶，而是不同，正如我的标题，一部是道德 之乱局，一部是个人之得失，风格也是同样迥异，一部是武打片，一部是剧情片。两部电影同为当年香港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提名，而当年拿下殊荣的是陈可辛的《投 名状》。今年香港金像奖两位导演又狭路相逢了，《黄金时代》和《亲爱的》，许鞍华和陈可辛，历史再次重演，而我依然怀疑还是陈可辛会笑到最后。

　 　当年陈可辛为什么会赢，而且几乎是横扫的局面，抛开这部标志着他从爱情片导演向综合性导演转型的野心不说，我认为，最有可能就是他的主题。徐皓峰对于 《投名状》的评价是“一部认输的电影”，他认为香港电影尤其难体现认输的概念，总是善恶分明地去表现人物和故事。的确，在我们的记忆中，香港电影和好莱坞 电影一样，喜欢塑造一个个孤胆英雄(不然周星驰的喜剧不会另辟蹊径闯出一片天地)。然而在《投名状》里，英雄和恶人是密不可分的，三位主演都分别展现着人 物身上善良和邪恶的部分，这其实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个东西：人性。

　　为什么这么说，举个大家很好懂的例子：某位女性最好的闺蜜做了小三，她的立场会是什么?她一定觉得闺蜜不是破坏家庭而是情之所至。但假设她自己的家庭出现危机，老公有了小三，她又怎么看待她的闺蜜的小三身份?答案不言而喻。

　 　这就是每个人会面临的道德困境。我们对于世界的判断本来就是相对狭隘，喜欢以偏概全。没有很多人在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可以做到站在问题的实质上去思考是 非对错。又由于人类社会是唯一同时拥有自然属性和道德属性的动物群体，这种困境将会更加强烈，我们一面全心全意地保护自己的本能和欲望，一面又要小心翼翼 地注意自己的本能和欲望不能与道德伦理相悖。但越小心，可能需要面临的抉择越多。

　　徐皓峰在评价《投名状》的影评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赵二虎面对的是全是苏州人的战俘而没有一个是他的同乡的话，他还会那么激动地阻止庞青云的杀俘行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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