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乌拉街地方志

　　乌拉街满族镇，位于吉林市北的松花江东岸，是满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也是目前吉林省满族人口最为集中的社区之一。

　　满语“乌拉”意为“江河”。乌拉古城在唐代渤海国时期即已成形。20 世纪70年代末，在乌拉街镇杨屯村东南的松花江支流古河道里，发现了“大海猛遗址”。这个遗址包含了三种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最下层为原始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文物，上面较薄的一层有破碎的汉代陶器，而文物最丰富的是以墓葬为主的唐代渤海文化的遗存。这一发现表明乌拉街地区当时为粟末靺鞨人的集居地。

　　据成文于民国初年的《永吉县志》①的记载，包括乌拉街在内的永吉县地区“于周为肃慎，北魏为勿吉，唐为渤海，明清之间为乌拉” (卷二)。而乌拉街在元明时期称“洪尼”，明初称“扈伦”，清初称“布特哈乌拉” (满语，意为“江河渔猎之地”)，也称“大乌喇虞”。辽金时期，乌拉街地区初属辽东道，女真人建立金国后，乌拉街先为咸平路，后为金上京会宁府管辖。元朝，乌拉街地区隶属辽阳中书省开元路管辖，始终是“天高皇帝远”的边疆荒凉之地。

　　乌拉街在明朝是努尔干都司的属地，也是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之一的乌拉部的治所。明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以夷制夷”、分而治之的羁縻政策，在这里设立了乌拉卫。《明实录》中有明永乐四年(1406年) 乌拉部首领进京朝觐的记载。嘉靖年间，乌拉部开始强盛起来，相继吞并了附近的女真诸部，首领布颜筑城称王，号“乌拉国”，以乌拉街为都城。乌拉国鼎盛时期，其他扈伦三部俱为所属，并通过贸易几乎把野人女真置于控制之下(《圣武记》)，其疆域向东直达日本海。

　　乌拉部最后一个部主布占泰的经历，是在乌拉街广为流传的故事。但从民间听说的版本，实际上非常接近《满洲实录》等史籍的记载。二者之间的关系，已无法分辨。故事的大概情节如下：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布占泰继兄满泰位做了乌拉国王，此时女真各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建州的崛起。此前三年(1593 年)，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建州女真并发动了统一其他女真各部的战争。在此后20余年的或武力攻打或结盟联姻的“女真民族统一历程”之中，海西四部的乌拉、叶赫两部是努尔哈赤最强大的对手。事实上，就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的这一年，乌拉部参与其中的 “女真九部联军”，兴3万之众攻打努尔哈赤的老巢赫图阿拉，企图遏制建州的崛起势头。然而，努尔哈赤以少胜多，取得了胜利。乌拉部首领布占泰被活捉，软禁3年后释放。期间努尔哈赤为使其归顺，先后以三女妻之，其弟速尔哈赤也把女儿嫁给布占泰。努尔哈赤和速尔哈赤还分别娶布占泰的侄女与妹妹为妻。但对于努尔哈赤来说，建州和乌拉部的联姻结盟不过是为了分化海西四部而暂时实行的缓兵之计，当海西女真中比较弱小的哈达部与辉发部被灭，蒙古科尔沁等部归顺之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 正月，努尔哈赤终于亲征乌拉部，布占泰率兵迎战，大败，乌拉国亡。努尔哈赤灭乌拉国之日，尽将城内宫殿焚为灰烬。

　　在这个故事中，嫁给努尔哈赤的那个布占泰的侄女(满泰之女) 即乌拉氏。乌拉氏与努尔哈赤生了3个儿子，日后都成为赫赫有名的人物：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但她本人最终的结局在今人看来却相当凄惨——在努尔哈赤驾崩当日，36岁的乌拉氏被迫自杀殉葬。近代通俗小说《清宫秘史》对这个 “乌拉氏”颇着笔墨，亦袭承正史的说法，说她是主动自缢。

　　努尔哈赤征服乌拉部以后，不是采取措施淡化乌拉部作为满洲内部“次群体”的认同，而是推动这一部的成员融入新诞生的“女真共同体”之中。根据《乌拉街镇志》记载，海西部原来的姓氏有扎思胡里(李)、伊尔根觉罗 (伊/赵)、纳喇(赵/郎)、尼马察(张) 等。乌拉部被灭之后，努尔哈赤从长白山随军迁移来8大户，其姓氏包括瓜尔佳觉罗氏(关)、钮钴禄觉罗氏 (郎)、富察觉罗氏(付)、佟佳觉罗氏(佟)、舒穆觉罗氏(徐)，还有安、马、索三姓。

　　乌拉部的兴衰，正是满族形成过程的一个缩影——这个民族的主体是建州女真，当建州部建立起政权之后，一个新的民族依靠政权的力量随之形成。而此前泾渭分明的女真各部，也渐渐融成一体。海西女真乌拉部，自此已在文献中渐少记录。

　　布颜所筑之乌拉城的城垣今天仍能见到，里外三圈城墙以紫禁城的城墙保存得最完好，但所有的建筑都已不存。内罗城除西城墙残缺不全以外，其他部位仍然可见，但外罗城只剩下一些残段。乌拉古城于1962年被列为吉林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据村民回忆，城墙损毁最重的年代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地村民或伐城墙上的大树为烧柴，或劈地种庄稼，或移土他用，或放养家禽，以至城墙迅速变矮，甚至消失不见。近年来政府加大保护力度，村民的保护意识也渐渐增强，然而，古老的城池，终究只剩下了城垣之墟。

　　从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 至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后金(清) 设 “嘎善达” (满语“村长”之意) 管理乌拉地方。清朝入关之前，皇太极曾亲临此地围猎视察，并划为狩猎区。清朝定都北京后不久，顺治帝就封禁乌拉街方圆五百里，尊为“本朝发祥之圣地”。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政府在乌拉地方设立“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专门负责向皇家供奉东珠、蜂蜜、鲟鳇鱼、松子以及人参、貂皮等东北特产。所设总管一职，和苏州、金陵(南京) 及杭州三地的织造(最高为五品) 一样，由皇帝直接任命，隶内务府，初为六品翼领，后提升为三品衔，卓显清廷对其的重视。乌拉街在整个有清一代不仅是皇家专用贡品的采集基地，也是清廷为保存“国语骑射”满洲文化本色的一个皇家围场。只是乌拉总管，专职贡品，并不兼署军事民政，只有权管理“打牲户”。但为解决本地数千人口的生计，自康熙年间即设“官屯”垦荒耕地(《吉林通志》《盛京通志》)。清朝的乌拉街，尽管规模人口远不能与关内市镇同日而语，却是东北地区人丁兴盛、市面繁华的集镇。清朝13个皇帝，有5个都曾在这里留下过足迹，特别是康熙、乾隆二帝巡幸于此的故事，不仅见载于史籍，更口头流传于民间，直至今日。

　　第一任打牲乌拉总管为迈图，祖上为珲春富察氏。建州女真吞并乌拉部后派他来做“嘎善达”，管理乌拉地方，后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设立之后， 即成为首任总管。迈图死后其子希特库继任，为第二任总管，而后迈图另一子满达尔汉继之(第三任)。在康熙年间主持迁乌拉旧城的第四任打牲总管穆克登系迈图之孙，希特库第三子。穆克登所建乌拉新城，严格区分旗人与民人的居所，“八旗各按采贡类分设，旗仆占据城里，不准容留浮民，商贾占据西门外，以免旗民混杂。”①可见当时当地并不只是旗人社会。

　　清朝的乌拉街，由于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存在，地方上形成了以官宦显族为中心的一个乡绅社会，满汉旗人官员及其宗族占据主导地位，与其他地区相比，不仅在经济上向为富庶，在文化上也相当兴盛，特别是满汉兼容，官民一体，以儒家佛家的信仰和道德为地方生活的伦理准则。以宗教生活为例，乌拉街曾有“八庙”“四祠”等宗教场所①，其中四处为官庙，包括娘娘庙、观音阁、关帝庙和城隍庙，这些由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定期给予财政支持的“官庙”，皆为汉庙，香火修缮等事宜例由官府打理。

　　圆通楼老照片

　　晚清声名最显著的总管及乡绅是赵云生，其在任总管期间，热心公益。光绪十六年(1890年)，赵云生向吉林将军力请罢免吉林府在乌拉街设立 “粮捐落地税”，维护地方利益;光绪十九年(1893年)，赵云生重修古城原有的“三霄殿”，并增修“圆通楼”②，供奉文殊、普贤、观音以及地藏王菩萨，使之成为乌拉街香火圣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日俄战争期间，俄军借口入侵乌城，赵云生据理力争，坚守城池，保障了地方安全。

　　乌拉街的地理位置距“柳条边”不远，另因临近吉林城，自来是流民易达之地。据《乌拉街镇志》的记载，“明清以来，从内地迁往乌拉街地区的汉族人大量增加，其数量之多，竟超过土著民族几倍。其中有被明清王朝发配遣戍的流人，有因天灾人祸逃荒而来的难民，有在战争中俘虏的明军士兵，有归附投降的明军和其家属，有在清太宗发动的五次‘入口之战’中从河北、山东、山西等地掠来的平民百姓，有在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年代，为疏散人口开发东北，而成批迁徙的汉人。”从中原迁徙而来的汉人，绝大多数是赤贫的农民，他们分散到乌拉街地区，毁林开荒，男耕女织，繁衍生息。如今在乌拉街全镇各地的村名中，有些是以满语命名的村庄，如公拉玛、查里巴，富尔河通等，有些就是根据那时定居下来的移民姓氏命名的——杨姓开荒占草的村落就叫杨屯，姓韩的建屋处就称韩屯。

　　当然以清廷本意，本不愿像打牲地方这样的皇家私苑有外人涉足，但总管衙门对汉人的态度，却不是强硬排斥，只是禁止他们“偷渔偷猎”的活动。在赵云生编撰的《打牲乌拉志典全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 准奏：乌拉捕珠各河口，相距乌拉甚远，难免不无乘隙偷捕之虞。是以将且近宁古塔各河口，就近著交该处衙门，出派官兵，不时严查。”

　　清朝，乌拉地方实为一个满人与旗人官员主导的政治社会，地方事务深受王朝中央的影响与控制，唯官宦显贵，是一个典型的帝国体制下的传统乡民社会。但自清初开始，乌拉街并不是彻头彻尾、人口单一的“满洲社会”。其居民中不仅包括汉军旗人，也有回汉民人的踪影。而这两种人——汉军旗人和民人，当时被统称为“汉人”。只是所有旗人都归总管衙门管理，相对民人来说，生活更有保障。民人屯田，需交田赋，而旗人的私田并无赋额。这里的满汉乡民杂居共处、互动频繁、相互浸染。

　　清末民初的东北，社会剧烈动荡。曾经在乌拉街最为显赫的打牲乌拉总管，一夜之间随着清帝逊位而从巅峰跌落。而这一刻，也是由满族和旗人主导的乌拉街地方社会的终结。清季之后，乌拉街的政治地位迅速下降，从 “显赫之地”迅速变成了默默无闻的普通关东小镇，远离了政治与社会文化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