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叫魂案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大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官邸均受波及。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切又有着什么意义?

　　这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Alden Kuhn) 的代表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①一书的开篇。这本历经十年方告付梓的名著讲述了清朝中叶一段有趣的历史故事。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浙江省德清县。

　　德清县东面城墙的水门和城桥坍塌了，为了重修城门，德清阮知县雇佣了一名来自余杭的名叫吴东明的石匠。1月22日这天，吴石匠与他的班子开始在河里打桩，为重建水门做准备。等到木桩打入河底，石匠们正准备开始重建水门的时候，乡民沈士良找到吴石匠，说他的两个侄子为人苛刻暴戾，不仅折磨他本人，骗取他的钱财，还虐待他的母亲，他对侄子恨之入骨，想要惩罚他们。惩罚的办法很简单，只需石匠们将写有侄儿们姓名的纸片贴在木桩顶部，然后打到地基里就可以了。这样做的结果，可以窃取侄儿们的精气，导致他们不是生病，便是死去。石匠觉得此事蹊跷，于是告了官。阮知县审了一审，打了沈士良两个侄子25个板子之后就把人给放了。但有关吴石匠参与叫魂的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

　　早春的一个傍晚，一名叫计兆美的德清人被叔叔冤枉，挨了打从家里逃出来，准备去省府杭州以乞讨为生。4月3日晚，他来到了离西湖不远的净慈寺门前，因是德清口音，立即被人指为叫魂者，一顿暴打之后遂被扭送至保正家中。经受不住酷刑折磨，计兆美屈打成招，编造了所有他能编出的有关叫魂的假话，其中必然牵扯到了德清石匠吴东明。不过，他并没有从一干人中将吴东明辨认出，所有谎话也就不攻自破了。

　　惹上麻烦的除了石匠吴东明，还有他的副手郭廷秀。一位名叫穆方周的采药人曾诱使他将一个纸包植入桥桩后打入河里，以期将他当做术士交由官府邀功请赏。郭石匠大怒，将其扭送至官府。等待这个采药人的，当然是没有赏钱只有重杖了。

　　叫魂事件把大家搞得人心惶惶，浙江巡抚决定举办一次质询，让原被告当面对质，以期将此事做个了结。巡抚熊学鹏命令地方长官设立了一个由钱塘与德清两县知县组成的法庭。计兆美再次没能从一干人中将吴石匠辨认出，当局也没有从吴石匠家中搜出任何与妖术有关的器物，阮知县亦没有在造桥石匠中调查出任何将人名植入桥桩后打入河里的证据。妖术传言又不攻自破了。

　　但对于妖术的恐惧正在民众的意识中蔓延。

　　1768年4月8日傍晚，在浙江省萧山县的一个乡村小茶馆里，四名身世各异的和尚相聚到了一起，他们分别是巨成、正一、净心和超凡。在茶馆里，四人决定第二天还是在那里碰头后再出发，巨成与年迈的净心要到各村去化缘，两个年轻的和尚正一和超凡则把各人的行李带到萧山西门外的老关帝庙去。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像四位和尚想象得那样简单。先是巨成和净心路遇了一个小男孩，就顺口问了一下孩子的姓名，便被孩子的父母怀疑是叫魂的术士扭送官府;后是正一和超凡也因被怀疑是“剪人发辫”的游方僧人而被拘捕。

　　事件仍在不断扩大。

　　5月3日，江苏苏州，多名乞丐因被怀疑“为叫魂而剪人发辫”被抓捕。

　　5月5日，浙江湖州，乡人怀疑净庄和尚为剪人发辫的游僧，将其抓捕。

　　6月7日，山东，读书人韩沛显供认曾接连剪人发辫。

　　6月21日，湖北汉阳，街头观剧的人抓住一个可疑的“妖人”，将其殴打致死，并将尸体焚烧。

　　7月24日，山东，乞丐蔡庭章供认参与剪辫。

　　8月21日、27日，山东，旗丁周某的侍女两次“被乞婆剪去衣角一块”。

　　10月初，湖南，觉性和尚供称茂远和尚教他用头发施展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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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768年初开始，这种叫做“叫魂”的妖术恐惧突然在中国爆发。这一恐惧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当妖术大恐慌冲击到大清帝国的时候，这个中国的末代王朝尚未露出衰败的迹象，而仍然处于为人称道的‘盛世’的顶端”。孔飞力如是说。

　　在传统中国，妖术迷信对底层大众来说并不陌生，甚至妖魔鬼怪、阎罗无常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是这种迷信能够积聚起巨大的能量进而引起整个社会的歇斯底里却并不多见，因此叫魂案发生的背景实际上更为复杂。

　　在经历了百余年的苦心经营和休养生息之后，大清王朝在乾隆皇帝的时代达到了鼎盛的巅峰。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百姓安居乐业。但在作者看来，这些只不过是表象而已，所以最多也只能算是个“镀金时代”了。实际上，清朝社会的种种危机正是从这时开始渐渐显露出来的。

　　在经济上，从明末开始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促使清代的商品交换变得更有效率，同时也促使手工业迅速发展。但缓慢而持续的通货膨胀，却正在无声地影响百姓的日常生活。长江下游地区是叫魂危机最初发生的地方，这里的情况最为典型。

　　持续的社会稳定带来了人口的急剧增长，整个18世纪，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从1700年的一亿五千万左右增加到了1794年的三亿一千三百万左右。人口的增加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生存竞争的加剧。粮食产量低，是伴随农作物生产商品化和市场专门化而来的结果。由于人口增加和粮食短缺，需要从外地大量输入粮食到长江下游地区。手工业和专门市场的发展使劳动力脱离了土地的束缚，使人口流动成为可能，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剩余劳动力。透过表面的繁荣去探究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资源、财富和人口之间复杂的关系，就可以发现社会深层正潜藏着危机，而这些危机一定会在社会意识层面上反映出来。对于处于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或是生存技能低下的百姓来说，激烈的竞争随时可能打破原有生活的平静，将其迅速裹挟进乞讨者的队伍中去，这些人也就成了民间妖术恐惧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也是官府清剿的主要对象。

　　“从一个18世纪的中国普通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18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已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人们对于赤贫者的责任感正不断削弱并变得更为模糊……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周围种种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社会混乱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生活在长江下游地区这种富裕地区的人们来说，生活最基本的要求还是能够通过自身的辛勤劳动得到解决，但是仍然不免对生活充满了不安定感与危机感。一旦有关妖术的谣言在他们周围散布，分不清是真是假的谣言，与世代相传深入思想的鬼神观念一旦结合，他们脆弱的神经不免就要受到严峻考验。不属于任何家庭社会网络的乞丐和游僧是那个时代注定的弱势群体，官府和民间社会没有任何力量对他们施以保护。当焦虑、恐惧、不满、沮丧的民众遇到威胁自身利益甚至是潜在利益的事情出现时，乞丐和游僧就是他们的发泄对象。许多无辜的乞丐、游僧就惨死在暴民的攻击之下，成为叫魂恐惧症的牺牲品。如此这般的闹剧伴随着叫魂案的始终。

　　官府对于这样重大的案件似乎不能不作为，但是，各级官府的作为似乎又有些别的考虑。各级官府对叫魂案的不同反应，也可以从地方官员与乾隆皇帝的关系中看出些隐藏的道理。

　　先从官府说起。

　　在叫魂案发生的前期，尽管各级官员们职位不尽相同，品德操守各异，但他们在妖术初起时采取的策略却大致相同：息事宁人，安抚民心，最大限度消除民间混乱，重拳打击无事生非的地方恶棍。没有任何一个官员将这种妖术与叛乱谋反联系在一起，或将其视为一件突发紧急事件奏报朝廷。但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就是叫魂中的剪发辫牵扯到了清朝“剃发易服” 的律令——那象征着汉人对满洲统治的臣服。

　　根据清朝的律例，地方官员负责维持自己辖区的治安，并要将所有超出杖责处罚的刑案报告给省级的巡抚，涉及死刑的案件则需由皇帝亲自审核。多种妖术在《大清律》中是要被处以死刑的，如此看来叫魂案也应该移送省庭，并最终移送北京。不论是自己处理还是移送北京，这都是官员们分内的事情，似乎没什么可以怀疑的。但是，情况好像又不是那么简单。如果官员们选择将案犯移交，一旦朝廷和皇帝直接干涉案犯的清剿，势必打破地方官员履行职责的正常秩序，将自己完全暴露于皇权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没有人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对叫魂案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快息事宁人，将事情解决于自己的辖区范围内，不要闹到朝廷上去。而按照清朝官僚制度，罪行只要不被朝廷确认，地方官员是不用为失察而负任何责任的，大家都会相安无事。

　　因为这个逻辑，在叫魂案发生的最初几个月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官员主动向朝廷报告此事，各地官员都相当默契地选择了对皇上封锁消息。

　　但皇上早晚是要知道的，因为他有眼线!这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常规行政官僚体制的情报传送机制。通过各省的眼线，皇上终于知道了发生于江南的叫魂案。一旦面临君主的震怒和即将遭受的惩罚，各省官僚间原先的那种默契立刻不攻自破。山东巡抚富尼汉抢先一步，在本省发动了对叫魂妖术的围捕，各省也随着跟进。很快，山东就抓获了许多“妖党”，从“妖党”的“口供”中得知掀起这场叫魂恐惧的“妖首”就潜伏在江南。乾隆急命各省向山东看齐，并令江南各省缉拿“妖首”。在皇帝的巨大压力下，整个官僚体制终于被动员起来，一场对叫魂妖术的清剿迅速在全国展开。这场清剿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制造了无数冤案，戕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命之后，才因破绽百出而被迫叫停。

　　现在再来看一看那位位于专制系统顶端的乾隆皇帝。

　　皇帝代表了大清帝国的整个制度。弘历认为，在剪辫妖术背后，隐藏的是严重威胁大清帝国江山稳定的政治阴谋，妖术的最终目的是要谋权作乱、反清复明。所以，当他得知妖术在地方上作乱的时候，立即采取了果断措施——全国清剿妖术。在清剿妖术的过程中，乾隆内心深处对汉族官员们历来积聚的不满也愈加严重。他认为，正是汉族官员们的怠惰、迟疑、对无能属下的姑息，以及贪污腐败、个人的忘恩负义使得妖术在江南乃至大半个中国横行。对帝国来说，这种官场的腐败积习侵蚀着大清帝国的活力，腐化着满洲统治精英的道德士气，其毒害并不亚于妖术。要清剿妖术，必须首先对这样一部官僚机器加以整肃。

　　乾隆不惜倾注大量心力，通过与各省督抚间的秘密通信渠道，亲自指挥清剿。各省的通报纷纷送至北京或者承德，清剿在全国进行得如火如荼。随着清剿的深入进行，有关叫魂案的破绽越来越多，但这并没有动摇乾隆的决心和信心。他命令直接将嫌犯送往北京或是承德，由军机大臣组成法庭亲自审讯。同时不断对各省巡抚施加压力加速追剿嫌犯。当然对地方官员的不满和埋怨也与日俱增，他埋怨地方官员敷衍姑息，使案犯逍遥法外;又埋怨他们滥捕充数，滥刑求供，使得案情益加扑朔迷离，茫无头绪。但是他这时并没有对任何一个官员下手惩罚。显然，他在等待时机。

　　军机大臣们的审讯使整个案件变得滑稽可笑，因为大家发现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冤案。不过这倒是更接近案件本来的面目了。在接受了军机大臣的建议之后，乾隆决定停止清剿。不过乾隆仍然不甘心认错，在下令叫停的谕旨中，他仍然坚持妖术阴谋的存在，只是由于各级官僚的玩忽职守，才导致 “妖首”至今逍遥法外。所以绝大多数官员皆因玩忽职守而受到降职、革职和流放的处罚，包括六名现任和前任江浙督抚。

　　孔飞力通过分析叫魂案的始末，提出了“政治罪”和“官僚君主制”的概念。他认为在中国传统的王朝制度中，专断权力和常规权力并不一定格格不入，而很可能有和平相处之道。因此他把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定义为“官僚君主制”。那么，君主的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是如何和平相处，特别重要的是，君主是如何实现其对官僚的控制的呢?作者提出了“政治罪”这样一个概念。孔飞力强调是政治罪为帝国政治的运作提供了燃料。按照他的定义，“政治罪”指的是威胁帝国安全的各种形式的谋反，它们是超出常规的非常事件，无法由官僚制度的行政常规来处理。这种非常的形势给了君主极大的自由来动员、驱策和整肃他的官僚，并强化他对官僚机器的控制(因为在常规情况下，一切行政事务都可以、而且应该照章办事，专制君主也不得不遵守由这些行政则例所定下的游戏规则，这种常规的管理给君主的活动留下的空间有限)。在叫魂危机中，乾隆正是利用了妖术恐惧这样的非常事件，迫使整个官僚机器把清剿当做压倒一切的政治，并以清剿的表现来赏罚官僚，从而强化他对官僚的控制。

　　也就是说，叫魂案件的危机对乾隆来说，是为他对官僚制度的极深猜忌提供了一个出气孔。而弘历的猜忌被作者推断来源于其内心最深层的焦虑，即满洲官僚的“汉化”。在清朝的政治体制下，仅仅因为皇帝的这种不便告人的焦虑，竟使整个官僚机构和民间社会不得不为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情疲于奔波，甚至丢失性命，“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