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文学创作

　　回族文学是回族人民千百年来所创作的文学样式，随着回族的形成而发生，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回族作家文学和回族民间文学两种类型，都是以汉语为创作工具，在创作形式上虽有所不同，但都作为回族文化的载体，承担着回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使命。只是回族作家文学发生的特殊性，在长期的历史中走过了由“非回族化”创作向“回族化”创作的回归，这与回族民间文学创作相伴始终的 “回族化”创作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特色。

　　一、作家文学创作

　　回族作家文学萌芽于唐宋之际，正是早期的回族先民定居中国，走上中国本土化道路的开始，其中不乏追崇中国文化，具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者。在唐诗宋词盛行的中国汉文化语境中，也有回族先民以汉语为工具从事文学创作，成为中国回族文学史上最早的回族作家。如后唐的李珣兄妹，宋时期的蒲寿宬等，都有大量的诗作留名身后。到了蒙元时期，随着大量的中亚回回人的内迁，回族文学创作队伍空前壮大，形成了元朝回族作家群，如诗人萨都剌、乃贤、沙班、泰不华、伯笃鲁丁等，还有诗人兼画家高克恭、散曲家马九皋等。元代回族作家文学的主要形式是诗歌和散曲，诸如萨都剌《雁门集》、纳新《金台集》、马九皋《房山集》等大量的诗集，玉元鼎、兰楚芳、阿里耀卿、阿里西瑛、沐仲易、丁野夫等回族散曲家也创作了大量的散曲作品等，在元朝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明朝回族作家不断涌现，如金大车、金大舆、丁鹤年、马文升、李费、马继龙、李贽、海瑞、马继龙、闪继迪等，其中金大车、金大舆是明代取得较高成就的回族诗人，金大车著有《子有集》，金大舆著有《子坤集》。清朝也有大量的回族作家，如丁澎、孙鹏、沙琛、蒋湘南、马世俊、马汝为、马之龙、赛屿等，如丁澎著有《扶荔堂诗集》《扶荔堂词》，蒋湘南著有《春晖阁诗选》《七经楼文钞》《庐山记游》等，其文学创作主要集中于诗歌创作。民国以来，回族作家更是不断涌现，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回族意识的增强，20世纪50年代一些回族作家开始尝试着从事回族作家回族化创作，在这一时期的回族作家创作中，回族作家哈宽贵小说《金子》《夏贵》第一次正面描写回族生活，塑造回族人物形象，开辟了回族作家回族化的创作风格。由于“文革” 到来，回族作家的创作缺乏生长的土壤而夭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批回族作家在强烈民族意识激荡下，立足乡土，创作出一批反映民族生活和展示民族风情的诗歌、小说、散文等，把回族文学从昔日的荒径岔道扭转到正常轨道。从此，回族作家文学创作中，自觉地观照和审视回族文化的资源，建造回族文学大厦，使回族文学体现出回族人独有的审美情趣。这种文化自觉在回族文学创作中经历了从“文化浅描”到“文化深描”两个阶段。前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马知遥的小说《古尔邦节》作为新时期回族作家突破禁区自觉进行民族题材创作的发轫之作，随后有白练的《朋友》，伊布拉英的《碑》《为了爱情》，马连义的《回民代表》，杨少青的《苦恼》，金万中的《小河弯弯》，郑国明的《来五养牛》，丁一波的散文《盖碗茶》，马治中的《方迷新传》，查舜的《月照梨花湾》等一系列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回族作家都以强烈的民族自觉挖掘民族生活、展现民族风情，在回归民族题材、探索民族艺术的表现手法走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使得回族作家创作开始茁壮成长。同时这时的回族作家回族化创作尚处在浅层描写的阶段，主要体现在对回族现实生活中一些民俗世相的写作，因此，这类作品给读者的是回族人的一种较为显现的生活原型，体现在对人物模式化的描写和乡土风情的展示，对回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和民族心理的挖掘明显不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霍达、张承志、石舒清等一批回族作家的出现，回族文学创作展现了新的局面，同时也将回族作家回族化创作推向了一个“文化深描”阶段。回族作家们的创作在这一阶段开始自觉地深入，把创作的笔触开始从外在深入内里，挖掘回族文化塑造下回族人内在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心理素质，人物形象的塑造也由类型化转移到了典型性、多元性、丰富性。同时回族作家回族化创作中对回族文化的深层挖掘，表现在对回族宗教文化的自觉挖掘，更重要的是要对宗教背景下回族人物心灵状态和精神境遇的关注，建构起文学创作的深度。甘肃回族作家杨光荣的散文集《环游卡尔白》《朝觐的日子》，作家以真挚的文笔、激越的情感写出了穆斯林朝觐的神圣宗教功课，展现了穆斯林纯洁心灵、民族精神和虔诚的信仰;云南回族诗人马瑞麟有着浓烈的回族情结，写出了大量的民族诗篇，如《沙甸情思》《杜文秀四题》《盖茶盅》等;山东作家王延辉的小说集《天下回回》，作品中倾注了一腔民族情感，写出了回族自尊、刚毅、勤劳的民族性格;马知遥的《亚瑟爷和他的家族》写出了在血雨腥风和邪恶淫威下，回族人自尊、刚毅的民族性格;查舜立足于宁夏黄河岸边的回族乡村，从早期的《月照梨花湾》到《穆斯林的儿女》《青春绝版》，以乡土的厚实、民族文化的积淀、宗教般的虔诚实现了其文学创作的超越;郝文波的《朝觐者》，一个家族几代人兑现心灵的誓约历经磨难最终实现朝觐的愿望，展现回族人持守信仰、追求精神信仰的神秘的民族心理。

　　在崛起的回族作家群中，最能代表这一创作趋势的有张承志、霍达和后起之秀石舒清等。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张承志自走进西海固以后，母族特有的文化引燃了作家心中潜伏已久的“心火”，一种前所未有的灵感和冲动激发了作家自觉地以“传神而灵性”的文字进行写作。他的《残月》《黄泥小屋》《西省暗杀考》《心灵史》等作品以西海固回族苦难的历史和残酷的现实为素材，展现了西部回族人持守信仰、以生命捍卫信仰的独特、迥异的心灵世界。张承志的文化自觉实现了对回族文化的自觉挖掘，尤其是回族文化中蕴藏的深厚、丰富的神秘主义资源。女作家霍达在民族意识的激荡下，自觉观照母族，凭着母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创作出了反映都市穆斯林生活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宏观地回顾了回族穆斯林中国本土化的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足迹，揭示了两种文化碰撞和融合而形成的独特回族心理结构，以及在世俗和宗教二元领域中人生追求的困惑，充满悲剧的美感，是一部少有的体现了文艺悲剧精神的杰作。宁夏作家石舒清从早期的《苦土》到《暗处的力量》，再到杰作《清水里的刀子》，创作始终扎根在家乡西海固贫瘠的乡土上，以民族作家的使命，在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的激荡下，始终如一地捍卫着替乡土弱者写作的立场。其作品对西海固特有的民风和民情及西海固回族在穷恶的自然环境和宗教氛围中形成的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特有的精神追求进行了深刻的挖掘。

　　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有马知遥的“纳氏系列小说”;马明康的《十二寡妇》; 木斧的《十个女人的命运》;杨少青的长诗《回族英雄马和福》《阿依舍》;冯福宽的诗集《穆斯林之歌》、散文集《回坊风情录》;何克俭的《新月恋》;马乐群的《新月·朝霞》;杨峰的《故乡的新月》;李进祥的清水河系列小说;等等，形成了回族文学佳作不断的创作势头和齐整的创作阵势。文化的自觉使得这批作家凭借着民族文化充足的底蕴，构建着回族文学的辉煌殿堂，使得回族文学丰富多彩，异彩纷呈，显示出回族作家们“文化自觉”下迎来的创作繁荣时期。

　　二、民间文学创作

　　回族民间文学创作是建立在回族人口头创作的基础上，凝结着回族民间大众的创作智慧。回族的民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叙事诗、谚语、说唱等。回族民间文学作为民间回族大众的口头文学创作形式，与回族作家文学创作迥异的是，回族民间文学从一开始就是回族化创作，尽管在创作过程中，回族民间文学创作受到他族民间文学的影响，并主动借鉴并吸收他族民间文学的创作母题和创作风格，但始终是以回族文化为资源有目的地进行自我创作，体现出回族人的精神追求和审美理想。应该说，回族民间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回族作家文学创作的非回族化现实，是回族文化得以展示和传承的文学表达形式。(参阅第三章第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