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在科技领域的贡献

　　古往今来，回族在天文历法、医药卫生、建筑、航海、军事等科技领域皆有卓越建树。从钦天监的掌管者到北京城的缔造者，从回回药物院到郑和下西洋，从清真寺的建筑到各项兵器技术，他们以其先进文明传人的高起点和融会贯通一切先进文明的聪明才智，对伊斯兰文明的传播和中华文明的丰富作出了杰出贡献。在科技领域，回族的很多贡献甚至是世界性的，从这一点来说，回族无愧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融合者的身份。

　　一、钦天监的掌管者：璀璨的回回天文历法

　　伊斯兰天文学曾影响和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当它以回回先民为载体传入中国后，极大地影响和丰富了中国天文学，甚至在一定时期主导了中国天文学，而伊斯兰天文学与中国古老天文学交汇融合而形成的回回天文学则成为中国天文历法史上的一颗璀璨明星。

　　从唐代开始，伊斯兰天文学就随着番客来华而传入中国，并逐渐影响中国天文学。至宋代，伊斯兰天文学在中国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怀宁马氏族谱》记载，马氏家族是天文世家，其先祖马依泽本是阿拉伯人，精通西域历法，于北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 “应召入中国，修天文”，编撰《应天历》颁行天下。后马依泽及其子马额、马怀等留居中国，并在“司天监” (天文台) 担任要职。马依泽父子把黄道12宫的方位及太阳入宫日期的推算方法引进中国天文学。

　　元代穆斯林在中国天文历法方面的贡献和作为则是大显身手了。首先，元代回回人将大批内容以天文为主的“回回书籍”和天文仪器带到中国。《元史·天文志》载，至元四年(1267年)，伊斯兰天文学家札马鲁丁进献西域天文仪器7件，这些书籍和仪器极大地丰富了元代的天文学。其次，元代穆斯林编修了通行中国的完善的历法。札马鲁丁的《万年历》在中国通用了 14年，而可马剌丁的《回回历》，在《万年历》停止使用后，依然在民间广为流传。最后，元代穆斯林为中国历法史上施行最久的《授时历》的编修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自元代确立回回天文学的稳固地位之后，明代回回天文学的地位再次被提高。第一，明政府为回回天算家设立了专门的天文机构。明政府置回回司天监，后改为回回钦天监，与司天监并列;明政府又在南京的雨花台建成回回观星台，作为回回钦天监的附设机构。第二，明政府录用了大批回回天算人才，洪武二年(1369年)，征元回回司天台官郑阿里等11人至京议历法、占天象;回儒学者王岱舆的祖先于洪武中授为钦天监，子孙世袭其职。第三，明代回回人直接参与了通行全国的历法《大统历》。回回科学家黑的儿、郑阿里等人参与编订《大统历》，后又将《回回历》并入《大统历》使用270余年。除了以上三点之外，回回人对天文历法典籍的翻译和介绍工作，朱元璋称赞为“西域推测天象最精，其五星纬度又中国所无”，令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等人翻译洪武初年得于元都之回回历等“秘藏之书数十百册”，后译成《回回天文经》。《回回天文经》的译成使中国人对伊斯兰历法的认识得以全面，而明代回回天文学的地位较元代也更为突出。

　　清代，在西洋历法的冲击下虽然回回历法自元朝起在中国官方使用的历史被画上了句号，然而时至今日回回历法在民间尤其是回族人中依然有人使用。

　　回回先民自唐宋时期踏上中华大地开始，就将先进的伊斯兰天文历法带入中国，并与中国古老的天文学相结合，创造了璀璨的回回天文历法，不仅在中国科技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世界科技史上也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东西合璧：辉煌的回回医药学

　　与回回天文学一样，阿拉伯伊斯兰医药学也曾享誉世界，当它与承载着这种医学的回回先民一起入中国后，与同样先进的中医药学相结合，孕育出了中国医坛上的一朵奇葩——回回医药学。

　　阿拉伯伊斯兰医学曾辉煌一时，是现代西医学的鼻祖，阿拉伯医师所著医药典籍曾是欧洲大学的医学教材。中世纪伊斯兰最负盛名的临床医学大师拉齐的《医学集成》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医学著作，曾享誉欧洲医学界;麦朱西的《王书》(又叫做《医术全书》) 也是欧洲大学的医学教材之一，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中称“欧洲的医生都用功学习这部书，直到伊本·西那的《医典》取而代之”;伊本·西那的《医典》是医学界重要的参考资料，被译成几十种文字，直至15世纪末期它仍是欧洲各大学的教科书。

　　安迪光研究员提出，回回医药学是中国传统医学与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东西合璧的产物，脱胎于两种高度发达的医药学体系，因此，回回医药学在诞生之初，就以不可抗拒的优势在中国医坛上占据了重要地位，甚至一度主导了中国的医药领域。

　　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与中医学的碰撞始于唐朝。唐宋时期伴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阿拉伯香药大量输入中国，除了贵族阶层的奢华享受外，香料更多的是以药物的身份步入寻常百姓的生活。大量阿拉伯香药的输入为阿拉伯医药的渐入并与中医药的融合创造了条件，进而为回回医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及《新修本草》等对阿拉伯伊斯兰医药的记载和运用前所未有，标志着中阿医药的相互渗透和融合。隋唐五代时期，阿拉伯香药输入种类已达30余种。五代时，李珣修《海药本草》五卷，详细记载了当时流传于中国的以阿拉伯香药为主的海药。

　　元代是回回医药学的黄金时代。以外科、骨伤以及解毒见长的回回医药成为扩张时期的蒙元帝国必不可少的医药学，因此，回回医药在蒙元帝国大行其道，“回回药物院”、广惠司、惠民局等回回医药机构相继成立。元帝国还广招“回回医师”，使得回回医药盛极一时。《回回药方》《饮膳正要》《瑞竹堂经验方》等三部重要的回回医药典籍也问世于元代，流传至今，对后世影响深远。

　　广惠司是元代回回医药主要机构，也是元代回回医家的大本营。《元史》列传第二十一记载，中统四年(1263年)，元世祖忽必烈命回回医生爱薛 “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在忽必烈的支持下，爱薛成立了京师医药院。从此，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伊斯兰医学机关。广惠司的职责是“掌修制御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

　　回回药物院也是元代重要的回回医药机构。从此，“回回医药”“回回药物”则成了伊斯兰医药在中国的别称，伊斯兰医药在元朝政府里有了崇高的地位，其作用不在传统中医之下。

　　惠民局也是元代各地推行回回医药的重要机构。这样，各地皆有医疗机关，伊斯兰医药学也因之随回回医官到达全国各地，从而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元代是伊斯兰医学在中国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与推广的黄金时代，很多回回医生散布在民间行医，他们用伊斯兰医术和回回药物治病，有奇效，被称为“西域奇术”，深受各地人民的欢迎。

　　进入明代，伴随着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回回医药也步上了中国化之路。明清时期的汉文译著家以及回回医师们极力寻求阿拉伯伊斯兰医药学与中医药学的结合点，并逐渐构建出回回医药学的理论体系。可以说明清时期是回回医药与中医药高度结合的时期。明清时期汉文译著四大家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复初的译著中都曾涉及回回医学的理论问题，最典型的一段阐述见于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性理》开篇就阐述了真一造化宇宙万物以及太极、阴阳、四元、三子、七行等回医学相关理论。

　　明清时期的回回医家比比皆是，如被称为“回回医”的马千里;特别擅长“金篦刮膜”医术的眼科医家俺都剌。清代太医院曾有两位杰出的回回御医，一位名赵士英，一位名刘裕铎，二人同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太医院供职。

　　经过了明清时期回回医药与中医药的高度结合阶段，至晚清、民国回回医药迎来了自元以来的另一个鼎盛期，回医大家辈出、回回医馆林立、回回药物盛行，回回医药或者说回回医师再一次主导了中国医学界。晚清、民国回回医药学界最为典型的代表当属京津丁氏家族。丁氏家族是回医世家，祖籍杭州，晚清时迁居北京，开“德善医馆”，遂将医术传播于京津地区。丁氏家族秉承“以医济人”“以言济世”的原则，世代行医，热心公益，且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其家族人才辈出，至今仍有行医者。丁竹园、丁宝臣兄弟当属丁氏家族在医学领域佼佼者，丁氏兄弟不仅在京、津两地行医，且各有医学著作问世，还成立医馆，最为重要的是丁氏兄弟主持和创办了中国医学研究会，引领当时中国的医学界。除了丁氏家族在中国医学界的显赫影响外，回回药物也大行其道，在明代就已经创立的河北定州的回药马应龙药业和白敬宇药业在民国时期盛极一时，这两大回药在各地皆有分店，值得一提的是白敬宇药业还曾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奖，将回回医药推向了世界。

　　回回医药是两种高度发达的医学体系——伊斯兰医学和中医学完美结合的产物。回回医药学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并形成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当前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回族医药的研究和发展都迈上了新的台阶，古老的回族医学正在以欣欣向荣之势焕发着青春，为各族人民的医疗健康事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