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的民族文学创作

　　一、唐代彝族文学

　　彝族作家用汉文进行文学创作，当始于唐代南诏时期。南诏时期，南诏王室十分注意吸收汉族先进文化，从南诏王阁罗凤以来，南诏王室贵族专攻儒学，不断派遣王室子弟到四川等地学习，产生了一批著名彝族汉文作家和作品。南诏第六世王异牟寻，幼年时期就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他的政治抒情散文《誓文》《与韦皋书》，文字质朴，行文婉约，极富汉文学的韵味。异牟寻之子、南诏第七世王寻阁劝的诗，语言流畅、感情真挚，富有唐诗风格，他的政治抒情诗《回星节》曾被收入《全唐诗》，开创了彝族文人用汉文进行文学创作的先河，在彝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明清著名彝族文人与作品

　　彝族历史上的文人文学作品，历经沧桑，多已散失，现流传下来的大部分是明清两代文人的作品。明清时期的彝族文人和文学作品，在彝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清时期是标志彝族作家文学崛起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巍山“左氏三父子”：明代蒙化(今巍山) 诗人左正、左文臣、左文彖父子三人在彝族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人们通常称之为“左氏三父子”。

　　左正：又名左祯，字元吉，后改龙图，号三鹤，1503年承袭蒙化(今巍山) 府土知府，明代彝族诗人，是左氏土官中学识较为渊博的土知府，以 “文治”出名。据《蒙化府志》记载，左正“能文翰，工诗书，有魏晋风，好尚高洁，礼士崇文，与成都杨慎相友好，为左氏好文之始，强辞印信归流官掌，足见其人矣”。明正统年间，巍山实行土官、流官合治的制度。明正德年间，左正顺应历史发展，主动把蒙化府大印交给流官掌管，共同治理蒙化，深受明王朝的好评。左正广结四方文人学士，与被朝廷贬官流放到云南的杨慎结为好友，与大理文人李元阳、朱光霁、张璧等交往密切，写出了很多诗文，但大多已经散失。现只有《春日》《对雨抒怀》《题法云庵》《送李别嫁归蜀》等4首诗收存于《蒙化府志·艺文志》中。

　　左文臣：字黄山，左正长子，承袭蒙化土知府。明嘉靖年间，在征调参加明王朝的元江之战中染瘴气而亡。左文臣能文能武，曾写过不少好诗。《蒙化府志·艺文志》《滇南诗略》选录了左文臣的《山居》《怀羽客》《前题》三首诗。

　　左文彖：字光义，号肖鹤，左正之子，部授儒官。《蒙化府志·艺文志》《滇南诗略》选录有左文彖的《忆云林别墅》《过盘江》《思宸儿北上》《晚归太极山房》《龙泉馆警薇盛开独坐忆杜皖山》《肖哨山溪见梅》《九日儿孙供菊缘疾不饮》等诗篇。

　　华宁诗人禄洪：字霄宾，宁州(今华宁) 世袭土官，明末滇中著名彝族诗人。禄洪自幼得到其父禄厚的培养教育，爱诗文，喜绘画，诗画功底扎实深厚。青年时代，禄洪就任土知州，掌握兵权。1630年，禄洪率兵到达京城外护卫，抵御进犯京城的北方土酋3年。这期间，他写下了很多诗篇，后来辑录成诗集，取名叫《北征集》。礼部尚书、大书法家、大艺术家董其昌为之作序，赵藩把《北征集》编入《云南丛书》之中，足见《北征集》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

　　姚安文人高乃裕和高奣映：高乃裕号天储，别号海溪，明代姚州(姚安) 土府同知。他博学工诗，曾著有诗《焚余集》4卷已散失， 《续云南通志》也只存有目。高乃裕长于描绘山乡秀丽的景色和迷人的风土人情。云龙编纂的《姚安县志》收有部分诗篇。他的诗作清新洗练，意境幽深，小巧玲珑。他虽是土司，但非常同情姚安当地人民，他的拟古乐府长诗《哀牢行》真实地表达了与人民群众的真挚情感。

　　高奣映(1647～1707年)：字元廓，又字雪君，问号米居士，云南姚安人，清代著名学者、诗人。高奣映生性聪悟，博览群书，极有学问，14岁时考中秀才，17岁世袭父职任姚安土府同知，34岁告归故里。早在青年时代，高奣映著书立说，在历史研究、文艺评论、文学创作等方面，著述颇多，成就卓越，计有81种，现尚存经实地考察后编撰的《鸡足山志》《雪山游事》，研究云南历史的《滇鉴》，谈教育的文章《训子语》，研究声韵学文章《等声音伍合汇序》，创作诗集《妙香国草》等40多种。《鸡足山志》《妙香国草》是他的代表之作，是清代云南有影响的彝族文人。

　　诗人鲁大宗(1847～1922年)，字森亭。云南禄劝人，清代举人，长期隐居山乡过田园生活，以田园诗人著称于彝乡。著有诗集《听涛轩诗钞》(木刻本) 1卷，辑录五、七言诗104首，县直刺朱毓崧为之点评，县令尹海秋作序，辑入《听涛轩诗钞》。同时还著有木刻本《听涛轩杂录》1卷和《听涛轩试贴》2卷。

　　李云程，云南石屏人，是清代中期著名的彝族文艺评论家。1754年赴京中进士，后回泸西任教授一职，结合教学实践，于1764年写成《古文笔法》一书，此书又称为《古文笔法百篇》《古文快笔》，这是一部系统的文艺鉴赏理论著作，在全国影响较大，曾多次印刷，几乎在全国通行200年。

　　此外，清代云南彝族文人还有高厚德、陇之屏、张士敬、左世瑞、左嘉谟、那文凤等。虽然，他们留下的诗作不多，但在彝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高厚德的《玉龙吹霰》，描写了雪珠的壮丽景色，美不胜收。陇之屏的《西山筇竹》，借筇竹以自寓清高。左世瑞的“花枝念酒府，柳叶系春心” “岂作渔樵不记年，洞中端由一壶天”等诗句，别有情趣。那文凤，人称“那解元”，现仅存刻于西山龙门慈云洞前石香炉上的七言赞美诗《赠吴道人诗二首》：“混沌恰似观南海，不负当年梦几回”“世界壶中装得去，山河镜里照将来”，脍炙人口的诗句高度评价了吴道人开凿龙门的伟绩和他精湛的技艺，永载千秋。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彝族文学创作

　　纵观当代彝族文学创作的历程，关于原始宗教题材和人物的描写，经历了一个不同的变化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近 30年，彝族文学是歌颂为主调的颂歌型文学。这一时期，“左”的思潮及 “阶级斗争”左右着文学创作。

　　20世纪50年代开始，当代彝族文学界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彝族新文学的发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李乔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破晓的山野》，李纳的短篇小说《不愿做奴隶的人》，龙志毅的《相亲》，熊正国的《高炉边的彝家》，苏晓星以及普飞的短篇小说，吴琪拉达的诗歌等都得到文学界的好评。这一时期的彝族作家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他们在党的教育关怀下，参加了革命，投身于火热的政治斗争，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由于这一代彝族作家们在接受外来文化教育同时，只单纯地接受唯物论思想的教育，因而尽管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本民族生活，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但“在创作思想上、审美趣味上浓厚地带上中国当代政治变迁的历史风尘，甚至在这些作品的人物性格上因过多地涂上政治色彩而失去了本民族的人文色彩” (尹彪彬《从文化的归属到文化超越》， 《民族文学研究，1987年第6期》)。宗教在他们看来是一个禁区，或不敢涉入，或有意无意地忽略、回避。

　　原始宗教是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习俗及民俗应当在彝族文学创作中得到公正的反映，任何歪曲、回避、否定这一文化现象都是不可取的，既要看原始宗教的消极的一面，又要看到并承认原始宗教的积极的另一面。彝族文学在反映原始宗教这一题材时的基本倾向是对原始宗教的完全否定，大多数作家以原始宗教作为反面对象进行无情批判，政治上予以否定。除极少的作家有意无意地回避或忽略原始宗教现象外，大多数作家都把原始宗教作为封建迷信或反动的意识形态加以揭露和批判，甚至在彝族口传文学整理中也没有幸免。有的作家尽管把思想开明的宗教上层人士(如毕摩、土司等) 从原始宗教中脱离出来予以肯定，但事实上也只能是对原始宗教的一种反叛和否定，彝族老一辈作家李乔在其《欢笑的金沙江》等作品里对凉山彝族的原始宗教有所涉及，但他对彝族所崇信的原始宗教以及宗教人士毕摩、苏尼也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他们是“封建迷信”思想和活动的主持者，应坚决制止。李乔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作家，在无神论思想的指导下，理应对宗教进行否定。但由于李乔本身不是凉山彝族，也不懂彝语，应该说他对凉山这块神秘的土地并不十分了解，很难知道凉山彝族的历史文化以及宗教信仰在本民族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作用，并不否定李乔有深厚的本民族感情，但有感情并不等于对待本民族文化现象都正确。他认为存在于彝族生活中的原始宗教以及有关的宗教习俗都是陈腐落后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阻碍着当地彝族的进步和社会发展，应当抛弃，这个“度”未必把握得完全准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20余年，彝族作家们在对待原始宗教这问题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继续否定原始宗教文化，这主要表现在老一辈作家普梅夫以及部分中年作家的作品中;一种是表现在新时期崛起的中青年作家(芮增瑞老师在其著《彝族当代文学》中称之为“承上启下”的一代彝族作家) 的作品中，他们在寻找本民族文学创作的“根”的同时，将笔端渗入了本民族的宗教文化领域，他们既正视了原始宗教的消极因素，也看到原始宗教在本民族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予以审美观照，如吉狄马加的《初恋的歌》《一个彝人的梦想》，苏晓星的《奴隶主的女儿》，戈隆阿弘的《不落夫家》《神秘玩场》，安文新的《神树，树神》，普驰达岭的《木炭·彝人》、俄尼·牧莎斯加的《虎的图腾》，基默热阔的《芦笙神》等等。

　　四、新时期彝族诗歌创作的活态实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时期，当代彝族文学在中外文化相互作用下崛起，并取得很大成就。应该说，新时间的彝族作家接受教育程度较高，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广博的外来文化与优厚的本民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丰富的艺术营养，使彝族文学创作充满了勃勃生机。

　　30年来彝族文学反映的生活，已不是与外界隔绝的孤立的生活，而是在与中外文化发生交感和对流的开放性格局中的生活。作家们冲破了过去的禁区，抛弃了束缚自己的条条框框，重新审视脚下这块土地，回顾自己民族的昨天，努力进行寻“根”实践。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说：“如果没有大凉山和我的民族，就不会有我这个诗人。”他的文学创作之“根”就是在那古老而纯朴的凉山。另一彝族诗人李成生也这样说：“一个人若不被他的故乡接纳，他就太可悲了，因为从此他失去了赖以生长的根。”“因为有一首歌，一首历史的歌，一首没有谁敢动一个音符的歌，像祖先的图腾一样压在我们的心上，使我产生了一种急迫的责任感，一种企图改写它但始终对之望而生畏的战栗!”他们来自本民族，又回到本民族，立足于本民族。基于本民族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而生发的真实感受，基于胸中流淌着的民族血液而赋予的真诚意识，是当代彝族文学民族性的基本的和首要的标志。彝族作家们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他们把文化价值取向深入地指向了本民族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美德，极力维护本民族文化中属于美好的东西，以严峻的审视态度来描写本民族的风土人情，其笔端大胆地触及传统文化中的原始信仰，既展现了良俗中的美德，揭示它在民族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又挖掘陋俗中的惰性，揭示它扭曲人性、阻碍生产、不适应人类生存和时代发展的落后性，从而深刻地展示出彝族社会各个文化层次的特殊风貌。

　　双柏彝族作者李友华的《一个猎人之死》便典型地体现出了彝族作家 (者) 们对原始宗教复杂而又正常的心境。《一个猎人的死》这样叙说：传奇式的彝家猎人草赤若随文物考察队进哀牢山寻找神秘的古石碑，在找到石碑时，猎人贪心而被队员误认为黑熊开枪打死，临咽气前他醒悟了，“我不该动这东西，天神降罪了”。村民为猎人举行了一场传统的葬礼，“老贝玛光着脚板，披毡拿刀，跳来跳去，口诵经咒为死者超度”，“最后一声排枪响过之后，火枪齐放，哭声震天，一场传统的丧葬开始了，一条白色的长龙在火枪和哭声中，蜿蜒向后山里缓慢行去”。这里，原始宗教在作者笔下已失去了它的惰性，而是对原始宗教与生俱来的自然而然的心态和对原始宗教生活的肯定与欣赏。贵州彝族作家安文新在小说《神树，树神》中对彝族原始宗教也有浓烈的表现：在“大跃进”的疯狂年代，县里的谢书记要砍“满山茂密的森林”炼钢铁，不顾杨伯穆(毕摩) “神树是众树之神，要砍先砍神树”的警告，执意去砍神树，最后落得个终身残疾，受到了树神的惩罚。彝族都有用原始宗教心理和宗教观念保护生态的传统。作家笔下的神树，只要谁动了它，破坏彝家的规矩，都要遭到“报应”。吉狄马加对彝族原始宗教更是表现了强烈的感情。诗人描绘了大凉山和森林中彝人古老而美丽的灵魂。他看到了自己民族灵魂的美，透视了彝人灵魂最宝贵的素质：“人性的眼睛闪着黄金的光。”“要是在活着的日子，就能请毕摩为自己送魂”到毕摩告诉“我” 的白色世界，因为“我”的祖先在那里幸福地流浪。这说明诗人与所有彝族人一样崇拜自然、崇拜灵魂。

　　彝族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是我国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一，大多居住在大西南云贵高原西部及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大凉山、乌蒙山、哀牢山等山脉一带和金沙江、元江、南盘江、雅砻江等江河沿岸。勤劳朴实、善良坚强的彝族人民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发明创造了独树一帜的语言文字，谱写了族群记忆的辉煌篇章。近现代以来，彝族文学创作也取得很大的成绩。

　　诗歌是彝族人思想情感交流的重要载体和表现方式，在彝族文学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彝族民间诗歌高度发达密切相关。过去使用抄本或刻本记录的彝族民间传奇都用诗歌体裁写成，包括创世史诗《勒俄特依》《查姆》《梅葛》《阿细的先基》等，英雄史诗《支嘎阿鲁王》《支格阿龙》《铜鼓王》《俄索拆怒王》等，叙事长诗《阿诗玛》《漏卧鲁沟的婚礼》《赛玻嫫》《红白杜鹃花》《木荷与薇叶》《甘嫫阿妞》《天神争王》《牧羊人史郎若》等，抒情长诗《妈妈的女儿》《我的幺表妹》《逃到楠密去》等。还有一种广为传诵的“克智诗”在彝族生活中信手拈来，随处可见，其文体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它是富于幻想、词语夸张、题材广泛的散文诗。在婚丧嫁娶的礼仪上，宾客酒酣之时，都以这种方式互相盘问和论辩，气氛非常热烈，感染力很强。在这些场合，可谓“不学诗，无以言”。由此可以说，彝族是诗的民族毫不夸张。

　　彝族现代诗歌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以来，在先锋诗人的引领下，一批批彝族诗人不断加入到诗歌创作的行列，共同推动了彝族文学的快速发展。以2003年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选编的《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诗歌》、2009年彝人传奇工作室选编的《第三座慕俄格——21世纪彝人诗选》等为标志，当下彝族现代诗人群体的梯队结构逐渐形成，其诗歌创作也日益显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预示着彝族现代诗歌掀起了新一轮高潮。或者可以说，以彝族文化为根脉的“彝族现代汉语诗群”在我国诗界异军突起。

　　首先，几位代表性彝族诗人吉狄马加、阿库乌雾、倮伍拉且，自觉地运用汉语或彝汉双语来进行诗歌创作，逐步融入文学主流，成为国内外当代诗坛有重要影响力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都有其自身独特的审美价值，是彝族现代诗歌的典范，在彝族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吉狄马加作为中国当代著名的少数民族代表性诗人，其诗集《初恋的歌》《一个彝人的梦想》、《吉狄马加诗选译》(彝文)、《吉狄马加诗选》、《鹰翅和太阳》、《秋天的眼睛》(马其顿文)、《“睡”的和弦》(保加利亚文)、《吉狄马加诗歌选集》(塞尔维亚文)、《时间》(捷克文)、《天涯海角》 (意大利文)、《彝人之歌》(德文)、《自画像》等，多次荣获国际、国家级文学奖，成为彝族现代诗歌的典范，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吉狄马加的诗歌既有深厚的彝族文化意蕴，又有通达的人类文明意识;既有宽广的胸襟与深邃的哲理，又有诗意的呈现与精神的诉求。他的代表作《自画像》写道：“我是这片土地上用彝文写下的历史/是一个剪不断脐带的女人的婴儿/……/我是一千次死去/永远朝着左睡的男人/我是一千次死去/永远朝着右睡的女人/我是一千次葬礼开始后/那来自远方的友情/我是一千次葬礼的高潮时/母亲喉头发颤的辅音/……/啊，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 人。”诗中饱含着诗人对民族深沉的爱，同时也自豪地向世界传达了“我是彝人”，以表明民族身份的体认与延续文化的使命。他的诗歌成为当代诗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如，耿占春的《一个族群的诗歌记忆——论吉狄马加的诗》、李鸿然的《彝族文化身份与世界文化意识——论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龙彼德的《在另一种形式中再生——论吉狄马加的诗歌艺术》等，对吉狄马加诗歌的族群记忆、人类意识与表达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当代民族诗歌的独特现象与发展路径。

　　阿库乌雾是能够用彝汉双语进行诗歌创作，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代表性诗人，出版诗集《冬天的河流》(彝文)、《走出巫界》《虎迹》(彝文)、 Tiger Traces、《阿库乌雾诗歌选》《密西西比河的倾诉》《神巫的祝福咒——阿库乌雾人类学散文集》等。他的彝文诗集《冬天的河流》《虎迹》开彝族母语诗歌和散文诗之先河，并获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他的这些母语诗歌打破音节押韵的传统格式，以不拘一格的语言形式和多样化的创作手法，表现了彝家自然景观、历史人物、文化意象、社会发展等命题，尤其是《黄昏，我思念母亲》《招魂》《虎皮》等优美诗篇不仅在彝族读者中有广泛影响力，而且在美国发表后也取得一定反响。他的汉语诗集以其对神秘的彝族文化意象和人类文明进行诗化阐述、美学诠释和哲学思考，而受到学界的青睐，对于其诗歌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众多学者运用文学人类学、文化诗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分析了阿库乌雾诗歌的文化意象和美学旨趣，肯定了其诗歌内涵的价值和创新的贡献。

　　倮伍拉且是中国当代诗坛上一位重要的彝族现代诗人，他的诗集《绕山的游云》《大自然与我们》《诗歌图腾》等，以自然的灵性、独特的意象和丰富的情感，在民族传统与现代诗艺的结合上，开创了“互动空灵的自然之诗”的新局面，从而三次荣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成为继吉狄马加之后，获国家级文学奖次数最多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对大自然和图腾的描绘与审视，以及同人的相互依赖关系的触摸与思索，不仅有其独到之处和深刻内涵，而且把衔接历史与融会文化相结合，获得了担当时代召唤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诗歌受到好评也在情理之中。

　　除了这几位代表性诗人，还有一大批中青年彝族诗人托起了彝族现代诗歌的蓝天，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和浓郁的时代气息。他们的诗歌创作是彝族现代诗的中坚力量，其影响力不容忽视。

　　这一群彝族诗人的诗歌源于对彝族古代诗歌的承继与现代诗艺借鉴的融会贯通，也源于诗人丰富的社会生活与强烈的表现欲望。王红彬、禄琴、沙马、俄尼·牧莎斯加、阿卓务林、柏叶、阿苏越尔、霁虹、阿洛可斯夫基、杨佳富、赵振王、李智红、马德清、普驰达岭、巴莫曲布嫫、吉木狼格、鲁弘阿立、贝史根尔、李骞、李军、李毕、施袁喜、海讯、吉狄兆林、周祖平、丁长河、吉布鹰升、孙锦屏、阿苦里火、沙辉、琼梦石加、王国清、阿克鸠射等都是其中的代表诗人。

　　其中，王红彬的《初恋的红峡谷》、禄琴的《面向阳光》、沙马的《梦中的橄榄树》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柏叶的《彝山恋歌》、阿卓务林的《耳朵里的天堂》、李军的《我的村庄》获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阿洛可斯夫基的《黑土背上的阳光》、俄尼·牧莎斯加的《部落与情人》、阿苏越尔的《阿苏越尔诗选》、霁虹的《霁虹诗选》、贝史根尔的《我的甘嫫阿妞》获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此外，巴莫曲布嫫的《图案的原始》、李骞的《彝王》、普驰达岭的《临水的翅膀》、海讯的《海天密语》、马德清的《三色鹰魂》等无不体现出彝人丰富的文化符号、情感世界和个体经验，以及独特的思维方式、生命意识和审美属性，在诗歌圈内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些彝族诗人有相同点，更有各自的独特性。在个体表情达意方面，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对实体的感受、体会与沉思，不同之处在于对意象的描摹、捕捉与表现。

　　阿苏越尔对雪域世界精神张力的表现手法，沙马对南高原文化场域忧郁的抒情风格，俄尼·牧莎斯加对传统与现代诗歌结合的探索，巴莫曲布嫫对彝族历史文化符号代码的解读，禄琴对清新淡雅、意蕴深邃的诗歌的驾驭，李骞对生命本质的独特认知，柏叶对哀牢山的书写与歌颂，普驰达岭对漂流在外的游子的思乡之情的表达及其对族群文化变迁的深沉忧思等等，都有其个性化的风格和多元化的程式，这也是彝族现代诗歌的魅力所在和独特价值。

　　如果考察不同年龄段的诗人，年轻的“80后”彝族诗人似乎更热衷于现代诗歌创作，他们活跃的创作态势和对诗歌的热爱值得关注和期待。

　　鲁娟是新生代女诗人，有着自觉而独立的身份意识和文化归属，她的诗歌唯美而浪漫，飘逸而轻巧，诗集《五月的蓝》是女性诗歌创新的成果，她用美的方式表达苦难与爱憎，蕴藏着特有的民族经验、开阔的现代意识和丰富的精神内涵，受到评论界的关注和赞誉。

　　此外，发星主编的《彝风》对彝族青年诗人的培养，对“地域写作”的积极探索也有其不可替代性。目前，活跃在诗坛的新一代彝族诗人，如阿索拉毅、俄狄小丰、羿子伊萨、吉洛打则、麦吉作体、阿景阿克、拉马文才、阿力子杰、沙也、所体尔、马子秋、麦吉木呷、马海吃吉、阿支赤布嫫、马晓东、孙阿木、吉尔色尔等，绝大多数都是在这里起步。相信他们只要坚守住诗歌的精神家园，追求纯正的审美境界，不久的将来，在现代诗歌版图那片浩瀚的星空上，定会闪现着他们的名字，成为大家所认同的诗歌新秀。

　　彝族现代诗歌的繁荣昌盛是彝族文学发展的缩影，也是我国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例证。彝族现代诗打破了传统的艺术形式，产生了不同风格的诗歌文本，这是当代彝族诗歌的形成和发展阶段，这种凸显的创作业绩对我国当代汉语诗歌的影响力甚强，也必将载入我国多民族文学的光辉史册。

　　五、彝族母语文学的文化生态景观

　　彝族有着丰富多彩和异彩纷呈的口传文学，却一直活跃在民间，直到20 世纪80年代以来，四川境内彝文报刊的相继创办才结束了没有彝族作家现代母语文学的历史，进而涌现了一批母语作家群及大量具有认识价值、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较高的作品。

　　彝族母语文学作为根性文化的象征性符号体系，承载着民族身份的标示和民族文化的积淀，传递着民族风格、民族美德、民族精神、民族心理和民族尊严的本质属性，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质，在传承和保护活态的彝族原生文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伴随着全球化语境下强势语言文化的日益冲击和影响，彝族文化生态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人们的精神家园急速变迁，伦理道德逐渐丧失，为此，有先觉意识的彝族母语文学作家们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职责和使命，投入到追溯历史记忆与书写现实生活的创作之中，客观地展示本土文化生态，理性地检索母语文明元素，诚挚地表达民族文化精神诉求。由于彝族母语作家既能准确把握自我文化的审美情趣与表达习惯，也能深刻体悟族群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态的深度变迁，因而其文本也才更容易让受众所接纳和认可。

　　彝族知名女作家阿蕾的母语短篇小说集《根与花》主要以现实妇女生活为题材，用现代眼光对彝族传统文化作了较为深刻的反思和深度的透视，揭示了彝民族传统风俗习惯和宗教文化中的劣根性，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女性个体生命的遭遇和突变。其中同名短篇《根与花》通过讲述“拉玛奶奶”后半生的悲惨遭遇，进一步控诉了“儿子为根，女儿为花”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及其对人性的摧残和毒害; 《嫂子》从“嫂子”不平凡的人生历程和悲壮的殉情中，揭露旧婚姻习俗和传统宗教文化的不合理性，以及父权社会对女性人格的践踏。《哑巴尔玛》以“尔玛”坎坷的经历，即反复被任意买卖、转房、休回等悲壮一生为主线，把野蛮落后的乡村传统文化陈规陋习进行生动的描绘和真实的裸呈。《亲家母》《破灭的美梦》《残梦无期》等则书写了高山与平坝、乡村与城市之间文化生态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反映了坚守地域文化生态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彝族作家贾瓦盘加母语长篇小说《火魂》、短篇小说集《情系山寨》都以当代青年人生存处境和发展历程为主要叙述线索，着力描写了新时期以来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作者所呈现的文化生态明显带有古朴、庄重的圣乍文化因子和审美因素。无论是对乡村文化生态的关注，还是对现代文明的接受，都不无表现出自觉汰除传统文化的糟粕，渴望重构和建构与社会相适应的民族文化，同时也担忧民族优秀文化的消逝和断流。在其短篇小说《家史甜甜的咸咸的》更是道出继承祖辈技艺和吸收文化知识之间的痛苦抉择和现实矛盾，激发了读者的强烈共鸣。而彝族作家时长日黑母语短篇小说集《山魂》、中篇小说《阿各么那人》等则以浓浓的乡情民情描述和呈现彝族母语文化生存现实境况的同时，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所在地文化纯真、细腻的特性和美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抒发了作者对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的崇敬之心和热爱之情。

　　彝族诗人阿库乌雾的母语新诗集《冬天的河流》在呈现彝寨独特的生态环境和风土人情的同时，赋予了表意符号“祖灵”“猎狗”“牧人”“石桥” “毕摩”“泉眼”“口弦”等新的生命，浸透着诗人对本土文化深情的眷恋和忧郁的沉思，从而深切表达了重新回归故土，重新挖掘历史文化的强烈愿望。诚然，生活在大西南深处的彝民族，同自然之间朝夕相处中形成的半牧半耕文化景观和亲缘攀结精神血脉，是有其独立性和特殊性，也是值得去回味和书写的。在这个环境里，“一切的生命都始于自然又归于自然，即使在异常艰苦，物质极度贫乏的地方，生命也能显现泰然处之的雍容。作者暗示彝民族虽然一直是多灾多难，崎岖坎坷地向前发展，但毕竟生命的河流依旧汩汩地流淌”。

　　莫色日吉的母语组诗《黑魂》急切表达了面对母语文化生态变迁异常活跃而导致原生文化不断流失的强烈忧患意识与急于自我拯救夙愿。萨古打仁母语诗歌《弯弯的梳子》以描绘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深刻揭示了文化本原自然属性的智慧之思与哲理光芒。吉赫丁古的母语诗歌《变迁》《划船》《毒花情歌》等既有对彝族传统文化的追溯和情怀，也有对彝族文化走向的关注和思索。体依尔坡的母语诗歌《我这时代》强烈呼吁与时代同步的族群文化精神。孙吞尔史的母语诗歌《回来吧，亲爱的》抒发了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文化生态景观。马正清的母语诗歌《旧屋新屋》通过有形文化资源的描绘，隐喻和暗示文化积淀与文化创新同等重要的深刻哲理。洛边木果的母语诗歌《昭通情语》是族群历史文化画卷的轻描淡写，也是时代文化精神诉求的心理召唤。

　　作为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也开始引起一些彝族母语作家的关注。他们主要以文化自救的方式进行书写和宣传，其中贾司拉核的母语长诗《火把节》就是一首时空跨度较大的展现民俗文化和地方特色的传统诗歌。该诗以五言体格式，记述了彝族传统节日的由来和变迁，以及各方言区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丰富的内涵，诠释了火把节的原生性和独特性，即从历史到现实，从传统到现代，从山寨到平坝，从乡村到城市，火把节都有一定的时代烙印和地域痕迹，但它的节庆的娱乐性和趣味性，极其热闹的场面与欢乐的气氛却一脉相承万变不离其宗。诗中采用“克智诗”体的形式，比兴、夸张、对偶等修辞手法随处可见。

　　由彝族青年诗人阿洛可斯夫基、贾巴甲哈共同演绎的母语长篇散文诗《情满凉山》具有强烈的“寻根”导向和“指路”意图，其浓郁的家谱、羊圈、毕摩、荞子、蒿草、口弦、月琴等意象隐喻和暗含的文化主旨、葬礼仪式、节庆活动、猿猴变成人，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支格阿尔离奇的身世、射日射月和收雷的壮举、降妖除魔的胆量，大毕摩阿苏拉则作毕的传奇故事，美女名扬四方的甘莫阿妞，图腾文化标识物山鹰和鹅卵石等都在这里得以重现，又在这里留存记忆。这里有痛苦和欢乐，这里有情谊和忧伤。文章末尾作者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们唱着有点感伤的山歌，寻找美丽的梦幻，左手握着安宁河做梦，右手握着金沙江做梦。把高山泉水当美酒喝，把天空白云当彩服穿。彝族地区啊，我永远爱你。”

　　80后彝族青年诗人木帕古体热爱自己的母语，力图用母语写作，用母语教育下一代。“母语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母语诗集《灵魂在飘荡》从自然生态与人的关系、文化与人的关系入手，去关注那些已经或正在被社会丢弃的人类文明，那些与自然、与人类和谐相处的文化生态。从个人的心路历程透视文化生态的深度变迁和文化精神的艰难诉求，探索文化生态存在方式对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审美境界的影响。进而从灵魂居所、灵魂酸楚、灵魂梦幻三个层面表达了诗人对母语文化的钟情与感怀，以及在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相互竞争与交融日趋激烈的时代，母语文学所承载的文化意蕴、文化精神和文化功能也不可忽视。

　　阿鲁斯基的母语散文《放野鸡》通过回忆的方式，述说父亲养小野鸡、训野鸡、放野鸡、套野鸡、吃野鸡肉的种种乐趣，挖掘彝族放养野鸡的民俗事象文化内涵，同时也饱含着对亲人和乡土生活的怀旧情意。吉郭龙惹的母语散文《妹妹与山外的故事》以诗化的语言，再现了山村的封闭与山外的开放之间的落差，以及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新一代彝族乡村女性对自由婚姻的向往和追求，揭露了包办婚姻的劣根性和危害性。沙马拉毅的母语散文《嘹亮的歌声》以饱含激情的笔调和多元化的视角，书写了那些与自然、与人类和谐相处的文化生态，记录了彝族标准音的丰富而独特的原生态民间歌曲，蕴藏着文化与自然环境、文化与民众生活方式之间和谐共融的喜人变化。罗洪瓦达的母语散文《啊，我的语言文字》以评论、描写、抒情融为一体，勾勒了彝语言文字的发展阶段及彝语言文字与彝族社会生活的关系，饱含着对民族语言文字的一片深情。曲木里日的母语散文《蓑衣》在不断赞颂蓑衣的功效中表露出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和至情。

　　由上所述，彝族母语文学以多维视角呈现亘古不变的山地文化自然景观和本质特征，深刻透视彝民族文化生态的变迁历程，真切表达彝民族独特的地域文化生态理念与“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态发展趋势，理性倡导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这对于传承民族精神，弘扬时代主旋律有现实意义和不可替代的认识价值。

　　六、彝族母语文学的现代书写态势

　　彝族母语文学接承了民间传统注重想象、叙述、诗性的思维方式和智慧光芒，合理地吸收现代创作方法和艺术形式，创新建构了多元化的书写文体样式，使彝族母语文学获得了一定的生存余地和发展空间，从而给保护活态的族群文化记忆和文化遗产提供了现实书写的可能。

　　对母语小说方面，正如阿库乌雾所言：“母语叙事的传承与创新，在我看来意味着一个民族文明体系的传承与创新，意味着其文化历史形象的重塑，精神资源的保留和精神生命的再生。”我们也可以从彝族母语作家阿蕾、贾瓦盘加、时长日黑等小说中可以看出其小说叙述方式主要继承彝族民间故事 “讲述”为主的叙述模式，以主位身份的民族志视野讲述着发生在彝区的昨天和今天的有趣故事，但他们的小说叙述方式也融入了现代小说艺术多样化的叙述手段，并以此来书写彝人的历史文化、生态环境、现实生活和理想境界，展示着彝族文化的转型阵痛与发展趋向。“贾瓦盘加的小说叙述方式主要继承彝族民间故事的叙述模式，以一个忠实的、质朴的彝族人民现实生活的记录者和新一代彝人心理、精神、命运的见证人的身份向外界人们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发生在彝区的‘新故事’。在叙述过程中，重故事的完整，重时空的连续性，叙事结构呈现出典型的线性结构等特点。”但贾瓦盘加小说叙述方式也 “注入了取自外国文学或中国境内汉文学的一些新的表达方式、描写风格、语言策略、艺术视野等外来‘激素’之后的继承。”“如《家史甜甜的咸咸的》在貌似平淡无奇的传统民间故事叙述风格中融进现代小说艺术叙述手段。在《山里人中》，贾瓦盘加调动了现代的电影艺术手段、戏剧艺术手段，以及心理独白、梦境描写等艺术手段来交叉运用，因而作者的民间故事叙述模式的继承是有着独特的创造性的继承。”从“半文化人”到文化人的书写，预示着彝族文化的转型与发展趋向。“对‘现代性’的追寻成为贾瓦盘加小说艺术的文化学旨归。新的文化秩序的建立与旧的传统秩序的衰败，在其小说叙述中几乎成为共时态行为，这是民族历史文化在新的时代挑战面前开始变的必然。关于这一历史过程的叙述，将成为一个民族求生存、求革新、求发展的历史寓言。”

　　而阿蕾、马海汉呷惹、时长日黑、沙马加甲、石一打达、阿力布且、阿呷依布、曲林、阿来果铁、依乌、尔古阿木、布约伍呷、阿惹里夫、阿说伍萨、吉子拉洛、罗洪呷体、吉克拉尔、阿西伍呷等大批彝族母语作者的小说创作也在自觉地秉承山地文化书写传统的同时，在小说的意象体系、审美意识、叙述模式及人物形象的刻画、故事的叙写上融入现代艺术思维方法和艺术创造智慧，使其文本的艺术表述和艺术描写更加丰富和多元，从而及时反映了彝族地区的社会变革和生活风貌。

　　就母语散文而言，黑比阿乌、阿蕾、马海汉呷惹都以现代抒情方式，表达人们的喜怒哀乐的情感世界，热情讴歌了彝家山寨秀丽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民俗文化。如黑比阿乌的母语散文《秋叶》运用“托义于物”的象征手法，真挚流露出对血洒疆场的恋人的无比哀思和怀念，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阿蕾的母语散文《沼泽菜苔》以新旧对比的方式，反映山民文化生活的变化的同时，抒发并讴歌沼泽菜苔无私的奉献精神和高尚品位，读来别有风味。马海汉呷惹的母语散文《雪》通过追忆家乡迷人的雪景和无穷的乐趣，深切表达了生生不息的雪域文化精神的要素和精髓。

　　阿洛可斯夫基、贾巴甲哈、时长日黑、吉克木呷等母语散文则更多地以现代审美和艺术视野，表现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习俗、风土人情和生活场景。如阿洛可斯夫基与贾巴甲哈合作撰写的母语长篇散文诗《情满凉山》运用大量排比、对偶、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以回乡的见闻和记忆交叉再现的方式，凸现了凉山所发生的故事和变化，反映了多情山地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和独特的习俗，以及传统文化的变迁广度和深度。文本整体上表达的是对故土的爱、对民族的爱、对文化的爱，同时也有对失去精神家园的深层忧思。时长日黑的母语散文集《荞花魂》凝聚着作者的心血和汗水，寄托着彝山彝人纯洁的亲情和浓浓的乡情，抒发并感受着纯真质朴的彝人生活的故事，运用现代审美视角，缔造出人与人之间纯洁的情、纯真的意，共同绘就的人间最美好的各种情感交织的美丽、奇妙的艺术画面。吉克木呷的母语散文《“狗”咬人》以拟人化的描写与议论，透视“狗”的种种丑恶形迹中，对欺软怕硬的人类进行无情的讽刺和挖苦，语言不乏机智和幽默，社会内涵也令人深思。

　　在母语诗歌上，艺术的创新与变构的思路从不间断。首先，阿库乌雾、吉赫丁古有意识地对母语诗歌的语言风格、艺术形式和主题内容进行了革新，并开拓了母语现代诗的原型;其次，莫色日吉、吉勒尔者、木帕古体等也在继承“克智诗”注重比兴、夸张创作手法的基础上，融进了现代诗歌的书写技巧和表达方式，使其作品的眼界更加开阔，形式更加自由，表意更加深刻。这当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开创性贡献的学者型诗人阿库乌雾在其母语诗集《冬天的河流》与《虎迹》中试图从后现代语境下重建全新的艺术营构和表意体系，张扬彝民族诗歌语言的表现力，呈现文化记忆、生命意识、人性质素和精神诉求的深度变迁，自觉担当传承母语文明、捍卫族群尊严、重塑道德品质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在诗艺技巧上，诗人将彝族传统诗学同西方象征主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构筑、提升彝族母语诗歌的表现形式和意象体系。他的诗歌是传统与现代、民族与时代的统一，也是多维的艺术超越和重构。他通达透彻的诗性感悟，具有颠覆性的诗歌语言，独特的异质文化，深邃的思想内涵，能够深入人的心理，触动人的灵魂。他的诗歌是典型的继承中的创新的示范，这不仅为彝族母语文学，尤其是彝族文化诗歌的发展指明了现代书写的可能性和标志性，也开创了彝族母语诗歌艺术表现形式的先河，树起了彝族母语现代诗学的一座里程碑。

　　七、彝族母语文学自我拯救的策略与自我发展的曙光

　　彝族母语文学经历探索、承接、创构、融合、再生的曲折发展阶段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曾一度出现百花齐放的喜人局面，异常活跃的新老作者不断呈现优质文本，满足了当地彝族群众的文化生活和精神食粮的需求，然而此后的一段时期又走向了低谷。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一些母语作者受利益的驱动而没有能坚持下来，有的是耐不住寂寞而转向汉语写作，有的是追求经济效益而搁笔。其次，受众也大都随波逐流而忽视了彝族母语文学的独特魅力和价值所在。这种追寻中由热变冷的过程，令人感慨和深思。起初，彝族汉语作家们急切地发出了感叹，其中彝族青年诗人阿苏越尔表示“一个民族固然需要历史这个‘源’，但不能不顾‘流’的现实”，他认为彝族母语文学缺乏持久的生命力、深远的影响力和灵活的创造力。

　　而彝族母语诗人阿库乌雾却坚信：“我受用过母语的智慧，母语曾经无数次地感动着我、养育着我，我生命的起点与归宿都不可动摇地被我的母语命名和规范。对母语的坚守，就是对某一种人类文明样式的尊重、保全和承续。母语写作是一种拯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用彝语写作，不是要获得多大的名利，而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所使然。在我这一代我还有能力用自己的母语思考和表达我所认知的世界，我干吗要放弃呢?”彝族母语作家们正是凭着这样一种可贵的精神和执着的追求，敢于面对挑战，积极的回应和辛勤的耕耘，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他们以平实的创作成果回答了彝族母语文学并没有中断，而是以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为丰富祖国多民族文学增添亮丽的风景线。

　　但是我们也要正视彝族母语文学存在着题材开掘不深入，表现形式不丰富的现象，没有真正从宗教的、历史的文化层面去深入挖掘彝族文化里的异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作品的思想意义，降低了其作品的思想价值。同时还遭遇焦虑、尴尬、低沉的处境，以及传播的局限性和外来的冲击力，致使需要摆脱创作水平徘徊不前的困境。为此，彝族母语文学的未来发展更需要整个社会全方位的呵护与支持，以消除不利于彝族母语文学发展的各种焦虑和因素，寻找“母语无不能”与“母语无前途”的交叉平衡点，保护好母语的文化生态，拓展母语的使用范围，壮大母语的创作队伍，用母语与当代世界对话。在创作方式上，唯有采用两条腿走路，多样化兼收并蓄，展示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民族特质，提升文本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水准，才能极大地自主发挥彝族母语文学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总之，丰富多彩的彝族文化是彝族母语文学创作的根基和不竭的源泉，多元化的彝族文学是彝族文化得以延续的载体和发展的要素。通过彝族作家们长期的探索与实践，彝族母语文学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主题思想更加深刻，艺术领域更加宽广，从而构成彝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中国多语种民族文学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