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季捺钵文化

　　“捺钵”为契丹语译音，犹汉语“行在”即皇帝行宫。据《辽史·营卫志中》载：“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说明这种捺钵制是与契丹族所处的自然条件息息相关。从捺钵文化角度来看，它又与契丹族的尚武精神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正如《辽史·营卫志中》所记：“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战，纩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茭，道在是矣。以是制胜，所向无前。”作为一种制度，四时捺钵制则又是契丹国家生活中的一种特殊制度，辽圣宗时制度化，终辽之世，一直沿袭而未改。辽统治者每年春、夏、秋、冬都要出狩，所以设“四时捺钵”。其具体内容是： 春捺钵，其场所有四处，即鸭子河(今吉林月亮河以东)，挞鲁河(长春河附近)，鱼儿泺(今昭乌达盟达里诺尔)，鸳鸯泊(今河北张北县西北安固里淖)，主要在鸭子河泺，通称春水。其时间每年正月、二月至四月间。契丹皇帝及群臣、仪仗、乐队人等每来此活动，主要是凿冰钩鱼，大摆头鱼宴以相庆贺，或杀鹅鸭，鼓坐纵饮，以此为乐。正如《辽史·营卫志中》载：“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天鹅未到，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泮，乃纵鹰鹘扑鹅雁。晨出牧归，从事弋猎”。有关凿冰钩鱼的详细情景，程大昌《演繁露》引《燕北杂录》有详细的描述：“岁正月方冻，至四月未泮。其钩是鱼也，虏主(指辽道宗)与其母皆高帐冰上，先使人于河上下十里间以毛网截鱼，令不得散逸，从而驱之使集冰帐。其床前预开冰窍四，名为冰眼，中眼透水，旁三眼环之不透，第斫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鱼，而透者将以施钩也。鱼虽水中之物，若久闭于冰，遇可出水之处，亦必伸首吐气，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鱼。而薄不透水者将以伺视也。鱼之将至，伺者以告北主，即遂于斫眼中，用绳钩掷之，无不中者，即中遂纵绳令去，鱼倦即曳绳出之，谓之得头鱼。头鱼既得，遂相与出冰帐，于别帐作乐上寿”。这是关于春捺钵凿冰钩鱼，摆头鱼宴的生动写照。另一项重要活动是捕鹅打雁或鸭，据《续通鉴长编》卷81载，宋使晁迥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观辽圣宗在长泊春猎捕鹅鸭的情景：“始至长泊，泊多野鹅鸭，辽主射猎，领帐下骑击扁鼓绕泊，惊鹅鸭飞起，乃纵海东青鹘击之，或亲射焉。辽人皆佩金玉锥，号杀鹅杀鸭锥。每初获，即拔毛插之，以鼓为坐，遂纵饮。最以此为乐”。有人称这叫“头鹅宴”。总之，契丹贵族春捺钵的头鱼宴和头鹅宴，虽然是统治阶级大宴群臣的宴席，却也从中表明渔猎经济生活乃是契丹族生计之来源。

　　夏捺钵，无定所，一般多在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白塔子)北之黑山，“拜圣宗、兴宗陵”，“赏金莲，乃幸子河避暑”(《辽史·营卫志中》)时间从五月下旬、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共五旬。其内容分两个方面：一与北、南面臣僚乃议国事，带有政治色彩;二是闲暇日子安排游猎。

　　秋捺钵，主要在永州(一作庆州)西北五十里，通称秋山，非为一固定山名，故有人把四时捺钵制，称为春水、秋山。其活动主要是“入山射鹿及虎”。关于射鹿，《辽史》中有哨鹿之说：“每岁于白露后三日，猎者衣鹿皮，戴鹿头，天未明潜伏草中，吹木筒作声，牡鹿闻之，以为求其偶，遂踊跃而至，至则利镞加焉，无得脱者”。可见，秋捺钵也反映了契丹族的射猎生活。

　　冬捺钵，主要在永州南三十里的广平淀(本名白马淀)，此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碛，木多榆柳。其地绕沙，冬月稍暖，皇帝牙帐多于此地坐冬避寒，“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时出校猎讲武，兼受南宋及诸国礼贡”(《辽史·营卫志中》)。这种制度表面看来好像为了渔猎和狩猎，或避寒暑，实际上却有其深刻的政治内容。辽统治者往往借夏、冬两季捺钵机会，“召集北、南臣僚议国事”。春、秋两季来到春水、秋山渔猎和狩猎。皇帝四时巡察，并由契丹大小官员和部分汉官扈驾同行。待夏冬两次议政会后，大部分汉官返回中京居守，处理汉族事务。可见四时捺钵，也具有政治活动中心性质。捺钵制的实行，也可以使契丹皇帝直接掌握地方的情况，从而加强其对各部族的统治。契丹族的四时捺钵制不仅是辽代的习俗，而且对金、元两朝，乃至清代均有影响，相沿不衰。金代捺钵称春水秋山，多出于嬉游和畋猎，一般与政治活动无关。蒙古捺钵在元朝建立前因袭辽制，大元王朝建立后，则夏秋出塞，春冬留在燕京(大都)。满族乃女真后裔，统一中国后也保持此习俗。清世祖以下诸帝均避暑热河，秋猎木兰围场。

　　考古界近年发掘不少契丹墓葬壁画及狩猎用具等，内蒙古巴林古旗辽圣宗庆陵壁画四时环境图(春之图、夏之图、秋之图、冬之图)以及库伦一号，库伦六号辽墓狩猎出行归来图、车马出行归来图等。可对四时捺钵文化提供十分生动，形象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