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确立时期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化事业介绍[第3页]

时间：2017-12-20 14:55:17 来源：网络整理 编辑：

　　综观20世纪的前三十余年间，近代回民教育事业经许多有识之士的大声疾呼与惨淡经营，在艰难困苦中仍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为改变回族的落后面貌起了巨大作用。

　　为了加强与海外穆斯林之间的联系，从20年代开始，赴埃及、土耳其等伊斯兰教国家留学之风渐盛。1921年，王静斋偕弟子马宏道西行，王氏入埃及爱资哈尔(Azhar)大学。马氏入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大学留学。后又有王曾善自费留土，海维谅自费留印，但这些均属个人行动。官方集体留学，则自爱资哈尔大学中国学生派遣团开始。1931年，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的马坚与明德中学的纳忠、林仲明、张有成四人，正式由学校资派入爱资哈尔大学深造。当时由明德中学训育主任沙国珍护送前往，沙氏并留在埃及监护，是为第一届留学生派遣团。次年，又有第二届学生五人(韩宏魁、王世明、金殿贵、马金鹏、张秉铎，全属北平成达师范学校)西行，由成达师范代校长马松亭护送。1934年，明德中学派纳训、马俊武、林兴华三人组成第三届派遣团赴埃及。同年，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亦派金子常、定中明、胡恩均、林凤梧、马有连组成第四届派遣团赴埃及。这时，留学印度的海维谅也转赴埃及，故爱资哈尔大学中国学生部已有20人，“济济跄跄，盛况空前”(13)。这些留学人员，主要是在一些著名大学去深造阿文和宗教学说，同时也延请所居留国家选派学者来华讲学，承担了国内外伊斯兰文化使者的重任。

　　民国时期，回族宗教、文化、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并广泛开展了各项活动。清末以来，不少回族有识之士呼吁改革宗教，希望伊斯兰教“教谊能随时宜以为变”(14)。由此，近代回族的宗教团体竞相出现。1909年，旅沪南京籍回民在福佑路清真寺成立了上海清真董事会。1912年5月，回教联合会在南京成立，金鼎为会长，沙丹如、梁义成任副会长，其宗旨为：“团结回族，维持宗教，联络声气。”后来，该会陆续在全国各省、县设立支部有四十余处。1918年，“南京市清真董事会”宣告成立，马廷树与宛荣之分任正、副会长。1923年，马廷树病故，该会中止。旋有杨子渊、李质轩在原址成立了“首都清真董事会”。1918年，中华回教博爱社在香港成立。该社致力于伊斯兰教事务、文化教育及社会福利事业，先后建有礼拜殿、伊斯兰英文中学、小学和幼稚园等，在香港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进入30年代后，在山西、南京等地先后成立了好几个宗教社团，如乔世达、梁秀山、马培生在太原发起成立的伊斯兰讲学会(1930);后乔世达又创建了太原伊斯兰学友会;金同亮、周鉴庭在南京创办的认一同志会(1931);哈美成等创设的清真教友会(1932)等。这些宗教社团在改革伊斯兰教，扶持回民教育，培养翻译人才，联络教友，赈济贫困教胞等文化宗教活动中，均作出了程度不等的贡献。

　　与此同时，回族的学术、文化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其影响最大者当推“中国回教俱进会”。1912年7月，王宽、张子文、王丕谟、李静轩、穆子光等在北平筹划成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该会以“兴教育，固团体，回汉亲睦”为宗旨，主要致力于回族教育及其他各项事业。初成立时，以马邻翼、王宽分任正副会长，旋由王宽任理事长。到1936年时，该会在全国各地设立的支、分部已达二百多个。二三十年代，回族社团大量涌现，较著名者有：甘肃临夏的宣讲所(1911)，云南回族俱进会下设立的振学社(1913)，兰州回教劝学所(1913)，京师公立第一两等小学堂同学张德明、赵振武、孙绳武等组织的清真学社(1917)，湖南常德回族教育辅助会(1919)，西宁的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1922)，北京的穆友社(1923)，西安的精一健身会(1923)，北平的追求学会(1925)，上海的中国回教学会(1925)，“规模之备，作用之宏，为有史冠”(15)。1928年春，马福祥与达浦生、伍仲文、孙燕翼、伍特公等在南京建立了中国回教公会，后在秦、鲁等省设有分会。同年8月，白崇禧与马福祥、马天英、王月波、马松亭等在北平又成立了中国回民公会。该年，北平各大学回族同学组织了“伊斯兰学友会”。到1932年时，该会男女会员已有96人，分布在北起黑龙江南至云南、东起山东西达甘肃、西藏的十五个省区内。次年，改组为“回族青年会”。

　　1931年春，沈阳成立了东北伊斯兰学友会，九一八事变后，会址迁入北平，七七事变后，又迁至西安，活动渐少。1931年，王曾善等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回教青年学会;1936年5月，该会创设了回民学术研究会。另外，南京的“中国回民教育促进委员会”(1933)，北平的励进学会(1931)，上海的中国回教文化协会(1934)及伊斯兰妇女协会(1936)，新疆回族文化促进会(1935)等，也颇有影响。上述回族社团，在联络回族感情，促进回族教育发展，编辑出版及发行伊斯兰报刊杂志和书籍，促进伊斯兰学术研究。开展中外伊斯兰文化交流等方面，均起了较大的作用。

　　民国初年以来，回族书籍的出版印刷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仅《古兰经》全本译完者就有：铁铮译《可兰经》，北平中华印刷局出版;姬觉弥的《汉译古兰经》，上海艾俪园出版;王静斋的《汉译古兰经》，北平中国回教促进会出版。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出版部先后出版的专著有：纳子嘉的《伊斯兰教》、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马松亭的《回教与人生》、马自成的《历源真本》、埃及福力腓乐博士的《阿文新文法》、赵振武的《西行日记》等。该出版部不仅能自铸阿拉伯文铅字，排印了不少阿拉伯文书籍，而且还影印了大量的阿文原文典籍。北平清真书报也出版了水子立的《世界回教史略》、李虞震的《圣谕详解》、王静斋的《回耶辨真》等一批书籍。其他如天津伊光报社、北平秀贞精舍、万县伊斯兰师范学校等，曾出版了王静斋的《伟嘎业》、杨仲明的《教心经》、《回教要括》及《回语读本》等书籍。上海的中国回教书局则以影印西方书籍而著称，如《教律经》、《喀最经注》、《门志德字典》等相继影印面世。与此同时，私人印书之风依然盛行，如安徽和县人马榕轩曾刊印了《清真指南》(马注)、《天方典礼》(刘智)、《天方性理》(刘智)及《清真醒世篇》、《清真修道摘要》、《天方历源》、《清真教饮食篇》等书，分赠穆斯林教友。在流通发行方面，全国各地有不少的专设机构。如上海的协兴公司，曾由印度、埃及、叙利亚、土耳其等国购回大量阿拉伯原文典籍来华销售;上海中国回教书局、上海穆民经书局、成都经书流通处、镇江山巷清真寺、云南振学社、北平清真书报社、北平成达师范出版部、成都“宝真堂”、“爱伯书店”等，均为伊斯兰书刊的流通做出过较大贡献。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回族近代报刊纷纷创立，尤其以二三十年代最为兴旺。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后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全国出版的回族报刊多达85种左右。清末，北京的丁竹园、丁宝臣兄弟最早创办了回族报纸。1906年，丁宝臣创办了白话日报《正宗爱国报》，以刊发时论为主。次年，丁竹园在天津创办《竹园白话报》，1908年10月改为《天津竹园报》。与此同时，河北通县人张子岐在营口自办《醒时汇报》，主要摘抄几份北京白话报上的文章，因触犯当地权贵，旋告停刊。1909年春，他又在沈阳创办《醒时白话报》，并渐渐打开了销路。1907年6月，留学日本的回族学生36人在东京成立了“留东清真教育会”;次年7月，该会创办了一份杂志，初名《劝告清真同教书》，后改为《醒回篇》，这是清末最具影响的回族期刊。

　　辛亥革命后，信教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逐渐为国人所接受，这就为回族报刊的兴旺提供了契机。截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创办的回族报刊主要有：天津的《民兴报》(1909)、《白话晚报》(1911)、《白话晨报》(1911)、昆明的《清真月报》(1915)、北平的《清真学理译著》(1916)、《天津午报》(1916)、四川彭县的《铎声》、昆明的《清真汇报》(1919)、上海的《清真月刊》(1920)、《回光》(1924)、《中国回教学会月刊》(1926)、南京的《南方日报》(1920)、北平的《清真周刊》(1921)、《穆声周刊》(1924)、镇江的《三山日报》(1921)、《清真月刊》(1925)、天津的《评报》(1924)、《时报》、《新天津报》(1924)、《明德月刊》(1924)、广州的《晨光周刊》(1925)等。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前十年间，回族报刊更为昌盛，除上述不少报刊继续延办外，新创立的报刊数量大增。1927年创办的有天津的《伊光》、北平的《震宗报》;次年有天津的《新天津晓报》、《新天津晚报》、《新天津画报》、《新人月报》、《文艺报》、四川的《清真导报》、广州的《天方学理月刊》;1929年则有《中国回教学会季刊》、《月华》、《清真铎报》、《穆光半月刊》、《回教青年月刊》面世;1930年创立的有《陕西回教公会月刊》、《成达学生会月刊》、《穆士林》等;1931年有《穆民》、《伊斯兰学生杂志》、《伊斯兰青年》、《北平伊斯兰》、《正道杂志》、《励进》、《伊斯兰学友会丛刊》等;1932年有《醒民》、《回民》、《呐喊》、《云南伊斯兰画刊》等行世。此后，直至七七事变前，又相继有《世事月刊》、《回族青年》、《穆音》《西北》、《开宗月刊》、《改造》、《觉醒钟》、《大道》、《突崛》、《人道》、《文化周报》、《广西回教》、《成师月刊》、《边铎》、《天山》、《晨熹》、《伊斯兰》、《华族周报》、《昆仑》、《古兰日报》、《回民报》、《塔光》、《友穆》、《西北周刊》、《成师校刊》、《回族文化》等数十种报刊见世。近代回族报刊虽然或因经费支绌，或因稿件缺乏，大多旋起旋仆，但它们毕竟为中国穆斯林开阔了眼界，为中国伊斯兰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