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石联星简介资料生平经历 红色苏维埃的文艺战士[第2页]

　　二 红色苏维埃的文艺战士

　　1931年秋，白色恐怖继续笼罩着武汉，许多革命组织遭到反动政府的破坏和镇压，学校的秘密读书会也无法活动了，石联星很想离开这个鬼地方。正当她苦闷之时，一位同学的哥哥 “小谢”从鄂西苏区回到武汉，并带来了几本进步书刊，其中有一本题名 《斗争》的刊物，上面有两篇文章说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开辟了苏区根据地，主张抗日，红军里非常需要医生和护士。她们几位女同学读了很兴奋，这几本刊物就象在令人窒息的黑屋里忽然开了天窗，豁然开朗，使她们看到了蓝天阳光，吸到了清新的空气，看到了未来和希望。她们高兴极了，便向小谢表示，她们愿意参加红军，上前线当护士，拿枪去打日本! 这位大哥同意了她们的要求，答应给她们联系。但通往鄂西苏区的交通线被切断了。小谢不能回鄂西苏区，只好先到上海去找关系。小谢去上海前嘱咐她们在武汉等他的消息。不久，小谢从上海发来电报，要她们赶快去上海找他。她们几个女同学不顾家庭和亲友的阻拦，急忙乘船东下去上海。到了上海黄浦江畔，小谢和另外一个人早在岸上迎接她们了。她们在霞飞路租了一层楼房，每天有人来给她们上政治课，讲抗日形势和医务救护知识等。晚上小谢带她们去法租界写“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铁的红军!”“坚决抗日!”等标语。她们还经常到沪东、沪西工人住宅区动员女工们绣红旗，准备送到苏区去。她们结交了很多工人朋友，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当她们遇到危险和困难时，曾多次受到女工们的保护和支援。不久，两大箱红旗都绣好了，先分散藏在工人家里。她们也经常参加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示威、游行和集会。有一次她参加了 “要求释放工人领袖牛兰夫妇”的游行。她们巧妙地集合在车站，然后组成队伍，挥着小旗，唱着国际歌，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牛兰夫妇无罪”等口号。这次游行虽然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她们的队伍被冲散了，但她为能够参加这一次斗争感到兴奋，好象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开扩了眼界，增长了阶级斗争的知识。

　　不久，石联星接到从友人那里转来的一封家信，信中告诉她父亲已去世，要她回家去看看。她一边哭，一边考虑： 是回家呢还是到苏区去? 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终于铁了心： 既然父亲已去世，回家有什么意义呢?好不容易才到上海，并且刚刚参加了火热的革命斗争，怎能因私事回家呢? 不! 坚决到苏区去!

　　她在上海战斗了半年多，并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赤色护济会”。有一天小谢告诉她们一个好消息：去中央苏区的交通线接通了! 组织决定让她们去苏区红都瑞金。她们听了这个喜讯，高兴得彻夜不眠。不久，由江西苏区来了个中年交通员，他个子不高，会讲广东话和上海话，扮作小商的模样，组织派他带她们到瑞金去。她们几个人分两批走，石联星分在第一批，并带上女工们绣给中央苏区的两箱红旗。她们当天晚上乘从上海开往广东汕头的轮船。在海上漂泊了几昼夜后，在一天晚上到达了汕头，先住在海岸一家旅馆，第二天乘火车到潮州，在大埔的一个交通站休息，受到主人的热情接待。过了半夜，她们在大雨滂沱中沿山路步行出发了，并增加了两个交通员： 一个挑着那两箱红旗，一个腰里插两把手枪负责保卫。

　　雨越下越大，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脚下是崎岖泥泞的山路，个个淋得象水鸭子，一个人滑倒了，大家来搀扶，一路互相提携，互相牵引着前进。领路的交通员为了不让她们掉队，在肩上搭一条白毛巾作标记。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但处在白区地段，为了不让敌人发现，她们摔疼了也不肯吱声，有时滚到山坡下草丛里与前边失掉联系，交通员学着鸟叫又找到她们。走这样的路对她们这些在大城市念书的女学生来说还是第一次，但她们毫无畏难情绪，而是感到格外兴奋、新鲜。

　　不下雨时，山林中象苍蝇那么大的蚊子，成群结伙地向她们扑来，这些野蚊子咬人最厉害，不管是脸上、腿上、脚上、手上，凡是能咬的地方都不放过。蚊子咬过的腿脚部在泥水里泡过后都感染了，走路十分艰难，但她们仍然咬牙一跛一拐地前进。她们为了找红军，为了抗日，为了奔向革命，奔向光明，再苦再累也不怕，革命的理想犹如一团烈火燃烧在胸膛，给了她们必胜的信心和战胜困难的力量。

　　她们日宿夜行，穿过敌人无数条封锁线，攀过无数道山，一路上受到设在山林里红色交通站的热情接待，挑箱和保卫的交通员替换了无数个，这些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任务的无名英雄，令她敬佩和怀念。她们在交通员的带领下，在深山密林里不知走了多少个夜晚，送走了一个个凄风苦雨的黑夜，迎来了破晓的黎明。

　　有一天在山林中，她们透过细雨蒙蒙的树丛，看见远处有一点通红的灯光，交通员指着灯光告诉她们，那是他们的引路灯。就象大海中迷失方向的航船看到了灯塔，大家兴奋极了，交通员带领她们朝灯光快步前进。走近了才知道，那灯光原来是河边一只渔船上的桅灯。她们来到河边柳荫下，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渔翁将船划近岸边，交通员和她们都跳上船去，另外两个交通把两箱红旗交给她们后，就和她们挥手告别了。老渔翁吹灭了桅灯。她们坐在船上喘息着，听着潺潺的流水拍打着船边，象母亲唱着摇篮曲，又象少女们在诉说着美好的理想，又象婴儿睡在母亲的摇篮里做着甜美的梦……船在暗夜中悄悠悠地荡漾着，一直把她们送到日夜思念向往的彼岸——红色苏维埃的光明幸福的天地。

　　当灿烂的朝霞染红东方的时候，她们已踏上了红色苏维埃的土地。

　　苏维埃的天是那样晴朗，苏维埃的土地是那样肥沃芳香，她们贪婪地吸着那清爽新鲜空气，苏区的人民是那样慈祥，就象回到了家乡一样，感到一切都那么亲切、和谐。她们不再是风雨夜行军，而是骑着高头大马行走在充满阳光和鲜花的大路上，迎着老表们一张张笑脸，观赏着解放区生气勃勃的新景象，分享着解放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她们很快就到达了苏维埃红色首都瑞金。

　　石联星一到瑞金，就向领导要求参加红军，当护士，打日本。组织上却分配她到列宁师范当教员，开始她思想还不通，后来经过校长徐特立讲明当教员对革命的重要性，她才安了心。和工农学生交朋友，使她学到了很多东西; 徐老那勤俭办校、艰苦朴素的作风，也使她受到了教育。

　　她到苏区不久就参加了戏剧活动。为了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她曾在一个话剧中扮演苏联女孩。不久，她又调到红军学校看护连当文化教员，连长是康克清，康大姐的那种严肃认真、以身作则、平易近人的作风，给她很深的影响。在红军学校工作期间，她经常参加在俱乐部举办的星期六晚会的演出活动。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首长、干部和军民们也来观看文艺演出。她曾向沙可夫学跳海军舞，后又参加演出话剧、歌剧，她曾在沙可夫编写的话剧《武装起来》中扮演农民的女儿，在《海上十月》中扮演地下女交通员，几个角色都演得很成功。

　　1932年初，高尔基戏剧学校成立了，同时又成立了蓝衫剧团，李伯钊任校长兼剧团团长。石联星不久调到高尔基剧校当教员，也兼蓝衫剧团的演员，经常演出些活报剧。她们一边演出，一边创作节目，她们用江西、福建的民间小调编成歌剧或歌舞剧，如《活菩萨》、《富农婆》、《粉碎敌人乌龟壳》等节目，剧校的领导李伯钊、沙可夫、钱壮飞、胡底等经常和她们一起编排节目，苏维埃中央民主政府文教部长瞿秋白也常来对她们的编排节目进行指导。

　　1934年，为了迎接第二届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她们排演了大型歌剧《我——红军》，她扮演剧中一个红军家属，并在话剧《沈阳号炮》中扮演一个女仆。在会议期间，她还与李伯钊、刘月华等一起排演了 《工人舞》、《农民舞》、《红军舞》，受到大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不久，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高尔基剧校的师生分成三个演出组到前线慰问演出。石联星和王普青带领一个演出组到雩都的三军团慰问演出。在途中遇见了她在红军学校结婚的爱人钟伟剑，他原来在红军学校当队长，后又在红军大学负责教务处工作，这次红军大学改编为干部团他任参谋长，正开赴前线。当她来到他的驻地时，他正忙着和陈赓团长研究作战工作，整整一夜没睡，当时她还不知道，这就是伟大的长征开始了。当东方发白的时候，她和他匆匆告别了，谁知这竟是他们的最后见面。

　　当她随演出队到达雩都正准备给战士们演出时，战士们正准备着远征。教育部长瞿秋白打来电报，要她们立即返回。战友们都不解其意，在路上看到红军在山路上急行军，感到情况有变化。在瑞金郊野的两间草房前，瞿秋白接见了她们，并告诉她们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已经北上了，高尔基剧校校长李伯钊也随队伍出发了。她们听了这个突然的消息感到象失掉什么似的，想到中央首长和战友们都走了，悲痛得哭起来。秋白部长又安慰她们说： 中央还留下不少领导干部和部队继续打敌人，她们也要留下来继续演戏。当时瞿秋白正患肺病，讲话时还发烧，但他的话给了她们莫大安慰和力量。晚饭后瞿秋白又把石联星叫到身边，拉着她的手告诉她说： “钟伟剑已随部队北上了。”并把钟伟剑给她留下的被子、蚊帐、毛衣和从白区带进来的一套灰呢衣裤，还有一封用红墨水写的信，信中夹着几张苏区票，统统交给她。钟伟剑在长征途中第二次打遵义时英勇牺牲，这些东西竟成了烈士的遗物。留下来的戏剧文艺工作者有一百余人，其中有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红色中华》报社编辑韩进、朝鲜小提琴家崔音波、台湾籍的刘月华、施月娥、施月仙、施英、施月霞等亲密战友们。这些留在苏区的文艺战士分别组成为红旗、战斗、火星三个剧团，分散到各部队活动。石联星与王普青负责火星剧团，随部队转移到农村进行演出活动。她们排演了一些歌剧、歌舞剧和话剧等，向群众宣传坚壁清野、防止敌人破坏等。同时她们还编写了二百多首歌词。石联星自己写了一首较长的鼓词 《王大嫂》，内容是写一位红军家属和丈夫分别后积极参加游击队的故事，经过瞿秋白的修改后在 《红色中华》 报上发表，演出后得到军民观众的欢迎。

　　为欢庆元宵佳节，总部举行了三个剧团参加的文艺会演。在这次文艺盛会上演出了由石联星执笔、集体创作的话剧 《女英雄》，主要歌颂一个红军家属在坚壁清野中机智勇敢地与敌人斗争的英雄事迹。石联星还主演了 《牺牲》等话剧。那天夜里尽管下大雨，中央苏区的领导陈毅、何叔衡、陈潭秋、瞿秋白、谭震林、邓子恢、项英等都冒雨观看了演出，军民观众一直站着看到闭幕。她们演出的节目军民很爱看，她们也受鼓舞。会后进行评奖，火星剧团被评为第一名，石联星也受到表扬。

　　从这次会演后，各剧团又分散到部队各奔东西参加战斗了。出发前瞿秋白鼓励她们要紧跟部队，多做宣传鼓动工作，尽一切可能坚持为战士们演出。天快亮的时候部队和瞿秋白部长告别，没想到这次也是和他的永别。

　　当时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教育部艺术局长兼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工农剧社社长和战斗剧团团长的赵品三，在1962年遇到石联星时曾赠给她两首诗：

　　(一) 十里听歌冒雨来，辉煌灯火照山台。

　　军民同乐逢佳节，星月联华叹妙才。

　　东边唱罢西边和，前幕收场后幕开。

　　披蓑张盖通宵立，三度闻鸡不肯回。

　　(二) 元宵结彩赣江春，壮舞高歌洗战尘。

　　夜雨绵绵弦韵急，红灯冉冉掌声频。

　　蒸猪煮酒劳军旅，磨剑擦枪待敌人。

　　三十年来谁记得，雩都情景宛如新。

　　( “星”指石联星，“月” 指刘月华。)

　　那次元宵盛会确实是令人难忘的。

　　石联星领导的火星剧团被分配到刘伯坚领导的那个团参加行军战斗。当时因枪枝不足，剧团每人分到一杆红缨枪，它既是作战时的武器，又是演出时的道具。剧团的战士们在行军路上唱着山歌，做着宣传鼓动工作。她们日夜行军，风雨无阻，有时一边走路一边打瞌睡，甚至还真能做梦呢。大雨中道路泥泞，滑倒了爬起来又跟上队伍。她们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因为她们心中有一个坚强的信念： 红军一定会胜利，一定能和北上的战友亲人们胜利会师!

　　不久，敌人对苏区的进攻越来越紧了。为了便于战斗，女演员们把头发剪短了，完全象个男孩子。剧团里有两个小战士： 一个是9岁的丘兰，一个是10岁的郭德海，他们都是红军从火坑里救出的孤儿，他们紧握红缨枪跟着部队急行军，有时战士们就轮换背他们行军。她们冲过敌人用碉堡、机枪控制的道道封锁线，每通过一道封锁线都有不少战士牺牲。

　　有一次夜行军，部队佛晓前到达牛岭，发现被敌人包围了。团长刘伯坚在这次指挥战斗中受伤被俘，最后英勇牺牲了。这位早年曾留学法国、比利时，苏联，回国后曾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的老红军，牺牲前留下了 《带镣行》、《移狱》、《狱中月夜》等大义凛然的壮烈诗篇。

　　在这次牛岭战斗中，两千多人的队伍大部分在突围中牺牲了，有二十多人被俘，其中有石联星、赵品三及韩进等。他们被关押在牛棚式的屋子里，看守他们的国民党士兵听口音是湖北人，石联星通过和他拉同乡关系，了解到他原来是被抓丁来当兵的，是穷苦人家子弟，石联星做了他很多思想工作，最后这个湖北兵帮了她们不少忙。后来她们又被转押到广东军一团团部，在那里押了两天，敌人从她们那里得不到什么东西，便分批放了她们。

　　她被放后想找红军，但又不知红军开到哪里去了，这里举目无亲，到哪儿去呢? 石联星忽然想起在关押期间韩进曾对她说： “若能出去，到上海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去找鲁迅先生，就说是从瞿秋白那里来的，也许会帮助你的。”现在她只好照韩进的话去行动了。她历尽了千难万苦，经过吉安、南昌到九江。过江后就是湖北黄梅县老家了，家里还有母亲、祖母、弟弟和妹妹，是回家呢还是去上海?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后决定去上海找鲁迅。她到了上海先找到内山书店，并且通过内山完造先生终于见到了鲁迅先生。她向鲁迅说明了来意，鲁迅看她衣着狼狈的样子，黝黑的脸膛，剪得象男孩子式的短发，穿着那套不合身的中式便服，不象是上海人，更找不到一点证据可以说是从瞿秋白那里来的人，谨慎的鲁迅很为难地说他已在上海不与任何人来往了，因此无法帮她找工作。石联星感到遗憾，但能亲眼见到革命文豪鲁迅也使她感到荣幸。

　　她在上海没有亲友，只好先到南京，在一个同乡的帮助下回到黄梅县老家。因为家里要逼她结婚，她一气之下又回南京，寄居在一位堂兄那里。这时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正演出 《说谎者》，为了接触社会，了解红军的情况，她决定报考南京戏剧专科学校，结果考取了。她在剧专二期学习期间，曾在著名剧作家曹禺亲自导演的一个外国喜剧《迷眼的沙子》中扮演一位大夫的太太。曹禺导演此剧非常严格细致，亲自作每个角色的示范动作，这使她受益很大。这个戏在南京演出了几十场，颇受观众欢迎。她除演戏以外，还经常和进步同学一起唱革命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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