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与诗/张若虚/郑觐文/柳尧章

　　诗为唐代张若虚所写，他与诗人贺知章等盛名文坛，被称为“吴中四士”。史料说《全唐诗》收入张若虚的诗两首，一首平平不出众，另一首《春江花月 夜》则是佳作，它写月升月落，诗意优美，现代诗人闻一多赞它为“诗中之诗”。历史上仅一首诗就成大家者很少见，张若虚是一个，他被称为“孤篇横绝成大 家”。

　　乐是上海大同乐会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演出的。当时是会员柳尧章将琵琶曲《夕阳箫鼓》改为丝竹乐演奏，会长郑觐文有感于乐曲有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诗之意，便依此改名，又定了“江楼钟鼓”等十个小标题。之后常演奏，成了名曲，有人称它是“国乐经典中的经典”。

　 　关于郑觐文(1872—1935)，老一辈乐人是知道的，他是清末民初人，江阴人，国乐家。他在1920年组建了大同乐会，带领柳尧章、卫仲乐、黄贻 钧、秦鹏章等人编曲《国民大乐》等，制作了箜篌、五弦琵琶、编钟等大量国乐器，举办演出，宣扬国乐。他还著有《中国音乐史》《箫笛新谱》等书，影响不小。 我国古代诗词素有“同题”的传统，即一个题多人写，如词题“满江红”就有辛弃疾、岳飞、苏轼的等，“水调歌头”有赵孟俯、黄庭坚、元好问的等。《春江花月 夜》也是，其题源于古乐府《清商曲·吴声歌》，虽首位写诗者已难考证，但后来的名人，如南北朝陈朝皇帝陈叔宝、隋炀帝杨广、文学家诸葛颖、诗人张子容、张 若虚、温庭筠等都写过，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也在《琵琶行》诗中写有“春江花朝秋月夜”句，现在郑觐文也是“同题”者，但他是跨界而用，将诗题用在了乐上。

乐与诗/张若虚/郑觐文/柳尧章

　 　《夕阳箫鼓》(又名《浔阳夜月》)为琵琶名曲，最早见于《闲叙幽音》(十八世纪清咸丰年间谱)，为古代十大名曲之一。我们说《夕阳箫鼓》与《春江花月 夜》诗都是以景抒情之作，但中国音乐是强调标题要达意的，也许当时情况是，郑先生认为《夕阳箫鼓》音乐好，但标题不出众，而《春江花月夜》的标题更好，所 以他就“张冠李戴”拿来用，乐名《春江花月夜》就用上了，并取而代之，之后上海民族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央广播民族乐团的演出、唱片等都这么用，现在用 《夕阳箫鼓》名的已很少。

　　改了名，再就是定小标题。改名后的《春江花月夜》已诗乐结缘，而郑先生是高明的，他是诗乐皆擅之人，他明了 诗、乐是不同的品种，虽是“同题”，也需要“同中有异”才有价值。而音乐的独特性正是音乐形象有确定，也有不确定，理解常会“因人而异”，自由度较大。于 是为了“差异化”，郑先生为乐定了十个小标题，它们是：“江楼钟鼓”“月上东山”“风回曲水”“花影层叠”“水深云际”“渔歌唱晚”“洄澜拍岸”“桡鸣远 濑”“欸乃归舟”及“尾声”。我们若比较琵琶曲《浔阳夜月》原有的小标题：“夕阳箫鼓”“花蕊散回风”“关山临却月”“临水斜阳”“枫荻秋声”“巫峡千 寻”“箫声红树里”“临江晚眺”“渔舟唱晚”“夕阳影里一归舟”，很明显“郑氏”小标题的水平是在琵琶曲之上的，它题意贴近音乐，形象而有律动，文采好， 也有当时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倡导的“大众化的诗意”;更重要的是，这小标题配上了新曲名和丝竹乐形式，令诗、乐的内容“和而不同”，展示了不同的主题，可 以说，诗是“赏月”，乐是“游江”。就此一首琵琶古曲华丽转型，“新妆”登场，成了新的国乐经典。

　　如诗，全诗三十六句，用七言歌行写 成，每四句一韵，重点写了景、思、情三方面，如写景句：“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又如写思句：“江天一色无 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再如写情句：“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综观全 诗，“月”的出镜率最高，是主角;“江”“花”依次带出，是陪衬“月”的外围景物;“春”与“夜”则是“赏月”的境界，是一种氛围。再说乐之“游江”。乐 曲由琵琶连续拨奏一个“6”(la)音开始，那是“江楼钟鼓”声远处传来。依据“郑氏”小标题，一个“游江”的信息接收周期启动：夜已来临，游船沿江而 行，人们远眺前方，观赏沿途，饱览美色。我认为乐有三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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